审美自律性观念的消解与审美泛化

康德开启了在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审美自律性观念，自从康德将人类的活动分为认识、实践、审美三大领域并提出了审美无功利的概念以来，美学家、艺术家们都将艺术和审美理解为是与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相对立的高雅的事情，不涉及实际功利和目的。从德国古典美学到现代主义，这种审美自律性观念一直持续并不断被强调和补充。从奥尔特加的“非人化”、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自恋的艺术乌托邦，不但现代主义艺术采取了艺术和现实世界分离的态度，现代主义美学也极力主张审美自律性世界的确立。而到了无距离、去分化的后现代空间语境中，艺术品与非艺术品、高雅与通俗、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界限被打破，审美自律性这种基于空间距离的观念遭到严重摧毁，强调中断日常意识和拉开艺术与非艺术之距离的美学观念，逐渐被一种生活即艺术或艺术即生活的观念所替代。强调距离会带来艺术与生活的断裂，令艺术的社会功能受到限制，但距离的消解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艺术失去了其所以成为艺术的合法性。艺术与日常事物和商品的区别被取消，非功利性的艺术与审美逐渐与实用性的事物和活动合流，孤立的审美经验转化为日常生活经验的连续体，代表了更高的价值和精神追求的艺术丧失了原有的神圣性和尊严，成为对日常生活的附和及对经济活动的装饰。

与自律性的消解相伴而来的是他律性的张扬，即詹姆逊所说的“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2]。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从现实世界里退入一个自律的空间，表现出对商业化的抵制和对经典权威的维护。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中，留有纯粹的艺术领地，使艺术免于商业文化的侵袭。而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中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商品化、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文化和艺术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总之，审美和艺术从自律性空间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并不是审美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这带来了审美的惊人扩散，“审美”的疆域得到了空前拓展。“审美”与经济和生活的互渗是普遍而深刻的现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处在“审美”的光环之下，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占据文化中心的已经不是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的文化活动，比如电影、电视剧、时尚服饰、家居装修、流行歌曲。在一个审美泛化的世界里，不再需要纯粹的艺术来把美带入世界，这个任务已经由影视、广告、环境设计等完成了。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符号和影像之流使现实遭到审美幻觉化和非现实化，现实与影像之间的距离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

审美泛化所带来的结果是矛盾而复杂的。表面上，它意味着审美活动和艺术走出了封闭而自恋的象牙塔，“飞入寻常百姓家”，拉近了艺术与大众、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但实际上，审美的泛化没能改变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现实功利对人们的控制，生活的审美化是表层意义上的对现实的装饰，仅仅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同时也是深层意义上的对现实的虚拟和篡改，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饥饿、贫困、疾病、灾难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们被生活审美化的幻境遮蔽了。审美泛化也没能实现对日常生活在精神高度上的提升，审美的自由精神、完善人性并没能随着生活的审美化进入生活的核心。恰恰相反，审美的泛化也是审美自身的弱化。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一书中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试图赋予世界以美，但所得到的却是漂亮的虚饰，当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解之后，艺术的独特品格也就随之消失了，“万物皆为美”的结果是什么都不复为美。“使每样东西都变美的做法破坏了美的本质，普遍存在的美已失去了其特征性而仅仅堕落成为漂亮，或干脆就变得毫无意义。”^[3]美的标准的相对主义带来“没有美”的取消主义，审美经验的泛滥造成对美的事物的冷漠和审美“麻痹化”，并进一步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对严重润饰过的环境的逃避倾向，“全球化的审美化的策略成了它自己的牺牲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