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何君丽　杨权利

植根于后工业社会而萌发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站在现代主义的对立面，痛心疾首地审视和解剖现代主义扩张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疏离，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后现代主义决意要摧毁现代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用反绝对、反权威、反本质、反本体、反理想、反崇高、反道德、反秩序、反规律、反决定性、反真理、反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语境替代现代主义的话语，试图在最终被夷平的现代主义废墟上矗立起宏伟的后现代主义大厦。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无疑对医治现代主义痼疾，解决全球性问题，避免发展中国家重蹈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发现的种种弊端和失误等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也绝非是包治百病的方剂，它自身也有其不可否认的缺陷:对理性的否定，无政府主义，对确定性的怀疑，夸大相对性等等。这种带着极端性和片面性的张扬很有可能使人们滑向迷茫和危险。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或文化范式影响巨大，但它的前景和命运却并不乐观。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其他诸多因素，它必然会遭到内外势力的夹击而难有所作为。

一、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西方社会背景及其理论意蕴

所谓后现代，从字面上看，就是“后于现代”，或者说“在现代之后”。尽管后现代思想家反对立足于时间之维把握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但毫无疑问，所谓后现代性是相对于现代性而言的，后现代思想家把现代性界定为启蒙理性、主体、自由、民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及运作机制，后现代性即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它质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等经典的现代概念，质疑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普遍观念，质疑单一体系，宏伟叙事等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所谓后现代主义，即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围绕后现代、后现代性展开的种种言路。

后现代主义产生后，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断的扩张发展。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但是它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本·阿德只是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极端批判性后现代主义两种;而格里芬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有建构和解构两种形态。”可见，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理论基础的思想流派，而是众多不同的、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文化倾向。

后现代主义能够出现，到底有哪些西方社会背景呢?它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何理论意蕴，这是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的前提。

(一)社会背景

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应该是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里的‘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文化运动’”。^[1]很显然，贝尔的意思是后现代主义是植根于后工业社会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那么，我们必然要弄清楚什么是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何以能产生后现代性思潮而不是别的?后工业社会是指“超过了工业社会的界限，但只是初露端倪，还没有完全形成为清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2]可见，后工业社会必然是超过了工业社会的发展。那么，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又是怎样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提供历史温床的?

第一，经济政治因素。随着瓦特发明蒸汽机，人们进入了工业社会，进而电灯、电话、电视、纺织机、飞机等的发明和投入使用，是工业社会制造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人们对服务性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也逐渐形成了服务型经济产业;专业和技术人员阶层取代了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开始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权威而将目标定位在对权力的追逐上。我们都知道，许多西方大国都是轮流执政。在这样一种政权频繁更迭的氛围中，人们头脑中对政府的概念也是相当模糊的。我行我素、你争我抢、追求自由也成为资本主义民众的一贯作风。在政治上层建筑中，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危机与问题已无暇顾及，他们想到的只是争权夺利。那么，随之而滋生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也愈演愈烈，从而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思想文化因素。14到16世纪末，西方国家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启蒙思想产生到康德理论的形成这一阶段，西方社会理论界是以理性为主题的;自黑格尔之后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人的存在为理论研究的前提。也就是说，从文化的演进来看，人文关怀的因素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评定。在全球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多元的空间里，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也有了它的发展空间。

第三，现实的社会因素。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核武器的使用，由于分赃不均所导致的全球性贫富分化问题以及大国主义，使人们深深认识到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后果;对理性的怀疑，惧怕高科技，还有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伦理道德的失范，对于确定性的怀疑等等给人们一种相对性的思维方法，也使得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成为必然。

(二)理论意蕴

拒斥一体化、总体化和普遍性，而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主宰和征服自然的英雄，而把自然只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这无疑破坏了人与世界自然的和谐秩序，堵塞了人类通向未来的道路。所以，颠覆现代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深切关怀人类及其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的命运，成为一切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最高旨趣和神圣使命。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抨击“自我中心论”，主张重建人与人的关系。其一，主张用交往主体形式替代中心主体形式;其二，要求超越性别，建立男女间相互尊重、合作、负责的人际关系，实现男性精神与女权主义的融通;其三，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制造灾难的军国主义以及各类暴力事件和核武器等，以期建立新型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抨击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将非理性因素神圣化。

理性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核心向导和坚定信条。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和人类灾难，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而执著于推崇非理性，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努力方向。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对非理性的主张可概括如下几点:从非理性角度揭示真理，让理性在理性操作中自我否定;尽力使理性显示出游戏性，对现代理论或以理论为中心抱鄙弃的态度;怀疑有意识的有条理的连贯的主体，主张重建非理性的主体。

后现代主义还反对同一性，竭力表达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通过推崇自由、游戏、差异、多元论等宣扬不确定性，反对同一性或普遍性。在其视野中，反复出现的事物。一般性事物不被注重，注重的是不可重复的事物、独一无二的事物。这突出的表现在:表达不确定的主体;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用差异取代普遍性而表明事物的不确定性;从方法论或思考方式上提出多元论，用以张扬不确定性而反对普遍性。

应当说，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存在，它必然有其可取之处。它指导我们更加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以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更加人性化的凸现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它反绝对、反权威、反独断的思维方式也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言论发展和创造的空间。但是，后现代主义绝对的否定理性怀疑一切确定性，同时也夸大了相对性的作用，这种无人类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现代性是对近现代性的超越，而其在超越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出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后现代主义又想超越现代主义从而克服这种内在矛盾。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文化思潮。它声势浩大、底气十足、横冲直撞，也使得我国社会中凸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斑斑点点。那么，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目前发展状况如何，它在发展中又存在什么问题呢?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三、后现代主义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国度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遇了，这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无疑是“巨大的灾难”。但是，我们必须采取理性的，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推崇非理性的创造张力，这就形成了明显的理论偏差。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尊重合理性，都想要更好的发展，从而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有“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有现代性，他们都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反思与批判。然而，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宏观现状的批判，而后现代思想家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微观领域的剖析;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后现代思想家主要是展开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较少涉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分歧还在于，后现代思想家倡导反本质、反中心、反总体性，对社会解放的总体化叙事不再抱任何信心;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人的解放不是局部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事件，而是人类整体的命运。这些区别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后现代主义对资本的批判实际上无伤资本主义制度的宗旨，而后现代主义者指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仍膺于资本主义的总体逻辑。”他们对现实存在着危机意识，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同样都是解构，关键在于后现代主义只是摧毁旧有的一切，而马克思理论在摧毁的同时，所想的是如何重构更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所以，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一分为二的看待。

(一)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正面价值

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中文版序言中曾说明，“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工业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可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正面意义就是借鉴，反思，少犯错误，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代价减少到最低。

第一，后现代主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抨击人类中心主义，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主宰和征服自然的英雄，而把自然只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无疑破坏了人与世界，自然的和谐秩序，堵塞了人类通向未来的通路。所以，颠覆现代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深切关怀人类及其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的命运，从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之间建立浓厚的“生态意识”，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意义和占有意义，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生态伦理保护意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就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如今，“和谐社会”的理念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提出来的。

第二，后现代主义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抨击“自我中心论”，主张重建人与人的关系。即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以此达到平等交往、伙伴合作的关系。要求超越性别，建立男女之间相互尊重、合作、负责的人际关系，实现“男性精神”与女权主义的通融。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制造灾难的写实主义及各类暴力事件和核武器等，以期建立新型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对于我国在处理中国与别国、别的民族的交往关系以及在处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问题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勉励作用。

第三，后现代主义从非理性的角度强调人文的终极关怀。它反权威、反绝对、反对“同一性”、竭力表达不确定性等，对于我们理论的创新，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局面的到来具有深远意义。

(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负面性

在西方，从无一个学者因从事这一新文化现象的研究而兴高采烈，他们更多的是陷于无可奈何之中;可是在中国，不少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反应却正好相反……他们以一个文化“弄潮儿”的姿态，欢呼后现代主义的到来，这是非常奇怪的。

第一，后现代主义由于拒斥中心、反对理性主义、竭力表达不确定性，从而必然滑向过度膨胀的相对主义。我们承认，后现代主义以不确定性批判、否认“同一性”或普遍性，这对于反对绝对主义、冲破传统或僵化的文化发展程式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它只承认不确定性，无限夸大其作用，把不确定性视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的思想路径，过分迷信非理性主义，极有可能使人滑向极端相对主义。

第二，后现代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夸大自然的主宰作用，盲目放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阻碍了科技生产力的进步。一些后现代义者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的极端化主张完全否认了主客体的区分，彻底否认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有可能使人们盲目放弃人对自然，人对他人可能拥有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不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不利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从而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第三，后现代主义将非理性因素神圣化，从而抛舍个人理想和社会责任。后现代主义具有非常强烈的非理性观念，并且赋予非理性因素以极高的地位，其绝对形式就是用非理性的东西取代一切理性，从而使一些青年人以非理性的态度对待生活，甚至偏执、迷信于非理性的刺激与威力，在非理性的圈套中心甘情愿地游戏人生。他们认为任何理想都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任何关于未来的美好信念都是诱人误入歧途的海市蜃楼;后现代主义也极为乐于消解责任，认为社会责任是现代主义者一厢情愿地戴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后现代人完全没有必要去理会责任，更没有必要让责任压垮自己的双肩。而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崇尚理念、担负责任和义务。

后现代来临，使不少学者思考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问题的同时，也在思考后现代思潮消退以后的问题。我们认为，“后现代”之后面临精神救赎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负面效应不是局部的，而是人类性的，不仅仅是西方的，而且当代中国的。尽管后现代主义似乎声势浩大，底气十足地横冲直撞，尽管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反思和借鉴作用，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命运却并不容乐观!

第一，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表明其难成主流文化。因为它基本上是对资本主义的现状采取怀疑、批判、否定的态度。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也仅仅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微观凸显问题进行强烈的否定和批判。但是其话语传达给权力集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最多也只能是提供了后现代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其理论存在着许多弊端。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文化工具，更好的改造现实的文化工具，我们不可能把它作为主流价值观、理想来接受，更不可能以其所宣扬的那一套理论去改造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它在中国难成主流文化。

第二，后现代理论自身有着明显的现代意识。它是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培养基上萌发的，因此，后现代主义首先已经将自己“现代化”了。其次是来自后现代理论家的超越。后现代理论家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看到其理论的不可修补的缺陷，从而在认识上发生了转向。如后现代理论家哈桑在发出“后现代”主义终结的呼声后便停止了有关后现代的所有著述出版，这昭示着后现代主义最终会被“后·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态所超越、所取代。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相比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人我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均有科学而精辟的论述，后现代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虽然与之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但在认识和具体解决这些问题上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是作为中国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而起主导作用的，后现代主义无法与之相比。

总之，不管后现代主义的前途有多么黯淡，命运有多糟糕，我们都应清楚: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双重作用，它是一把“双刃剑”。后现代主义在长时期内仍将处于这种交汇地带。因此对后现代主义我们应认真审视、科学把握、合理扬弃，这无疑更有利于保证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方向!

【注释】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2]［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