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前年对西方哲学的批判

一、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对西方哲学的批判

（一）关于日丹诺夫讲话的讨论及其对西方哲学研究的影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界把目光集中在苏联哲学界的同行，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认为通过这种学习，既可以得到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西方哲学的各种观点，更重要的是还能获得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经验。况且，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苏联哲学界所阐述明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统的，而他们所撰写的有关西方哲学的作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哲学的体现。但问题是，苏联哲学界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倾思想的影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法西斯发动了对苏联人民的侵略战争，使得苏联对德国的看法和态度比较敏感，甚至还滋生了民族沙文主义。集中的体现就是在斯大林的干预下，1947年6月在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的主持下召开了《西欧哲学史》一书的全苏讨论会。日丹诺夫在讲话中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进行了严厉批判。他的讲话精神主要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出发，主张对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必须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

受其影响，我国知识分子《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在1949年在中国就由李立三翻译，以《苏联哲学问题》为书名出版发行。并且于1950年2月12日在北京大学孑民堂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这次会议由马特拟定讨论提纲，讨论了4个问题。（1）关于哲学史的定义问题。日丹诺夫认为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的定义（哲学史就是人类对于周围世界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和发展的历史）是错误的，因为忘记了阶级斗争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日丹诺夫的定义是：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2）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关系问题。日丹诺夫指出，亚历山大洛夫没有集中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同，它的革命性究竟在何处。另外一点就是亚历山大洛夫没有看到哲学发展中的质变。（3）关于哲学中党性原则问题。日丹诺夫认为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哲学中的党性原则的斗争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大阵营的斗争。唯物论代表在特定社会中进步阶级的要求，唯心论代表特定社会中反动阶级的要求。日丹诺夫指出，亚历山大洛夫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没有坚持革命的唯物论原则，对以往的哲学家恭维多批判少。（4）关于研究哲学史的任务问题。日丹诺夫指出，亚历山大洛夫只是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研究哲学史，是消极的学院式研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性。哲学史研究的任务有二：第一，应该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哲学体系；第二，应该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担负起来^[37]。

在讨论会中，尽管有学者对日丹诺夫的讲话提出质疑^[38]，但总体上是把它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的正确原则加以接受的。日丹诺夫的讲话对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影响巨大。不仅如此，受到当时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我国年轻的学者难以坚持独立的学术思想，就连经历过战争艰难的老一辈学者也难以逃脱思想上的自我疏离，甚至自我背叛^[39]。正像任继愈先生所说：“冯先生（冯友兰）在建国后思想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外在环境变了，他也只有被动地跟着变。当时是共产党号召、政府规定人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接受思想改造。从事哲学研究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员，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冯先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只有跟着转变自己的思想。”^[40]除了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朱光潜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几乎也都接受了思想改造。有学者说洪谦先生是个例外，“从未写过一篇违心的批判文字”^[41]。其实，洪谦本人也曾在1955年第3期的《哲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批评卡尔纳普的文章，完全按照政治的要求对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展开政治大批判。这篇文章后来使洪谦先生感到自惭，在晚年曾多次表示对该文的不满^[42]。

（二）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以实用主义为例

一方面为了适应政治斗争，一方面也是思想上自我改造的需要，在日丹诺夫讲话精神的影响下，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以急切的心情引介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契尔诺夫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张孟恢译，三联书店版）、舍尔森克的《美国资产阶级哲学是战争和侵略的哲学》（周亮勋译，人民出版社版）、巴希洛夫的《论现代资产阶级的实证哲学》（袁文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梅尔维的《美国人格主义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哲学》（任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奥依则尔曼的《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的天主教哲学》（陈兆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等。这些作品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基本都是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为主题的著作。除此而外，中国学者还借鉴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哲学的批判经验，引进相关作品，例如，英国康福斯的《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陈修斋等译，三联书店1954年版）和《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瞿菊农等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法国加罗蒂的《什么是自由？》（凌其翰译，三联书店1954年版）、美国威尔斯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葛力等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捷克斯洛伐克林哈尔特的《美国实用主义》（苗立田译，人民出版社版）等。这些从苏联以及从其他国家引进的论著，内容上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政治上的“左”倾、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和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其着力点在党性和阶级性方面，批判的目标大都指向美帝国主义以及为其服务的哲学流派。

瞄准并鞭挞美帝国主义及其哲学主要是由当时的世界形势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苏联学者认为：“美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中心，在思想领域中（包括哲学）也是反动势力的中心。”^[43]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为了消灭进步的思想体系，不仅使用本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为其服务，而且还接纳了现象学、逻辑实证论和天主教哲学等流派的学者为它卖命。这些哲学“具有极端反动的、蒙昧主义的反人民性质。它的宗旨是歪曲客观现实，阻止社会进步，延缓科学发展的进程”^[44]。

在当时的国际思想战线上，实用主义被列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它是美帝国主义哲学而展开的。具体说来，就是要回答它“究竟是谁的哲学？它为哪一个阶级服务？它对美帝国主义底兴起和美国妄想统治世界的企图，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问题。在批判实用主义的过程中，美国哲学家哈利·威尔斯的一本《实用主义：美帝国主义底哲学》对上述问题做了很好的回答。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对实用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根源和历史过程的阐述，通过对实用主义哲学体系观点的分析以及这一理论在各个领域应用的阐明，从各个角度和侧面揭露了实用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欺骗性，系统地论证了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哲学这一中心思想。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哲学。它是固步自封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它兼有方法和理论。实用主义的方法是纯粹经验主义的，依靠随机应变的、方便性的和机会主义的手段以达到目的。实用主义的理论是属于实证主义类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它对生活采取主观主义、蒙昧主义、虚构主义的观念。总之，实用主义是一种为残忍、愚昧和迷信做辩护的阶级武器。”^[45]

我国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1年，陈元晖在《新建设》发表了《实用主义批判》一文，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元晖的专著《实用主义批判》。由于胡适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其实用主义思想及其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1954年12月开始，首都文化学术界针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批判，并在当月召开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的第一次讨论会。郭沫若在会上指出批判胡适的思想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战斗任务。会议主要根据艾思奇的论文《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进行讨论，集中批判了胡适的哲学思想。上海等地也相继召开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的讨论会。对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首先集中揭露胡适宣扬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其次，深入地揭露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和方法论，批判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对他的哲学史研究也进行了批判。在全国开展对胡适哲学思想的批判中，发表了许多专著，其中有：李达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马特的《实用主义——最腐朽、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朱智贤的《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在心理学方面的反动观点》、陈鹤琴的《批判杜威反动教育学的哲学基础》等。另外还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如胡绳的《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金岳霖的《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范文澜的《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等等。后来，三联书店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编成《胡适思想批判》，一共出了12集。而且，为便于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哲学研究》编辑部还组织力量在1964—1966年选译出版了20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其中绝大部分是有关杜威、詹姆士、悉尼·胡克、F.C.S.席勒等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或选编。在这些辑录书籍的前言中都加以批判性的分析，基本上是威尔斯观点的翻版和重述。杨寿堪在《实用主义在中国》一书里对中国学术界在这一时期实用主义批判的观点做了很好的概括^[46]：实用主义是好战的垂死的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盲目冒险的哲学^[47]；是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48]；是反对科学的蒙昧主义哲学^[49]；是资产阶级市侩哲学且像鸦片一样具有宗教性质。此外，有学者批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是一种权宜手段^[50]。

由于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曾经渗透到文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以至自然科学等许多研究领域，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抗，因此，这场思想批判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有洞察力的学者在众多批判性著作和文章的字里行间，或许能“拨云见月”，窥测到实用主义零星的真实观点，为以后客观冷静地研究提供某种基础和借鉴。尽管如此，当时众多批判性的论著把学术、思想、理论等的是非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其影响相当深远。据称，在1978年，当有人提到重印胡适著作的问题，胡乔木曾愤慨地说：“如果胡适的书出现在新华书店，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岂不是完全白费了吗？”^[51]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仍有学者撰文对实用主义真理论进行批判^[52]，说实用主义是“四人帮”的行动哲学^[53]，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54]。

如果把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就会使之失去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存在的相对独立性。严重的是，在这样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待与批判西方哲学的“左”的模式。如此批判，经常停留于亮明立场，高举旗帜，对哲学流派理论上的复杂性几乎不进行具体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黄枬森曾举过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胡适经常提到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本是对科学发展经验的一种正确的概括，也要勉强去批，说‘大胆’是主观自生的毫无根据的幻想，小心是挖空心思地歪曲甚至制造根据。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胡适的根本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唯心主义当然会影响他对这个公式的正确理解和应用，这都是无疑的。但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有大量事实说明，假设就是要大胆，不大胆就难突破，而求证必须小心，要一丝不苟，假设经过证明或证实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如果其中出现差错，那是运用问题，不能归之于这个公式”^[55]。

（三）小结与评论

根据贺麟的判断，西方哲学在中国开始扎根，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中国哲学会”成立和1927年《哲学评论》创刊，表明“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已超出杂乱的无选择的稗贩阶段，进而能作为系统的源源本本的介绍了，并且已能由了解西方哲学进而批评、融汇并自创了”。而且，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方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有计划、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56]。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形态和性质发生变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开始出现新的特点，受当时政治形势影响，研究西方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由于受到“日丹诺夫讲话精神”影响，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变成了以批判和攻击为主，政治化、教条化、片面化的倾向非常突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界曾经有过对日丹诺夫讲话精神正确性的怀疑与反思，并提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注意划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的口号^[57]。一些学者利用政治斗争和学术批判的可贵空间，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了一批对西方哲学研究与传播产生深远影响的西方原著，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等，对我国西方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洪谦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一书，成为人们客观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真实面貌的主要参考书；贺麟翻译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等，成为哲学翻译的楷模，为真正进一步开展西方哲学研究准备了重要条件。同时，因政治形势的需要，有关部门组织翻译的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哲学原著，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整体来说，这一时期并未真正摆脱日丹诺夫思想的束缚，再加上受到国内“左”倾政治路线的支配，西方哲学研究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裹挟，不是遭到压抑，就是备受摧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西方哲学的命运更是被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完全被排斥，哲学政治化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