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与中国现代化

第二节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与中国现代化

一、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中共十八大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近些年来的确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压力，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状况不容乐观。人类是万物之灵，人类是聪明的，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类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我们再不能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之中。目睹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自身发展中的全面紧张局面，人们不得不反思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工业文明之路。于是一种新的文明理念应运而生，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扬弃的产物，是以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为标志。其宗旨是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中华文化最强调天地人的和谐相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是百姓对“美丽中国”的最直观解读。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深化了，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一百六十多年了，人类的生产力在征服和改造自然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人类陶醉在自身的“文明”中时，却发现由于对自然贪婪式、掠夺式开发利用，造成了人与自然日益严重的“异化”关系。对此，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也出现过马克思提到的人与自然相异化的问题。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片面、单纯地把科技作为征服自然的利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蔓延，忽视了人文精神，导致了蔑视自然、虐待自然思想的抬头，把自然界当作取之不尽并可肆意挥霍的材料库和垃圾桶，巧取豪夺，竭泽而渔地大规模征服自然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然大规模的报复，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

早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人类环境宣言》中提出“人类业已到了必须全世界一致行动共同对付环境问题，采取更审慎处理的历史转折点”。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文明发达的标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在我国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严峻的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目前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自然环境遭到严重污染。

自然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据统计，全国SO ”目前我国大江大河、湖泊和中小河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水污染也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在城市，生活污水和工厂废水通过下水道流入河流和湖泊中，大量消耗水中可溶解氧，给水中生物的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另外，一些工业废弃物中的有害物质渗透到地下水或河流中，就可能使河流与湖泊的水产生对人体健康有毒的物质和有害的微生物。

土地在我国也遭受了严重污染，土地持久肥力的丧失、土壤沙化、水土流失以及建筑面积的增大带来的耕地面积的减少等都是土地污染的主要表现。在我国水土流失面广、量大，随着水土流失的加剧，土层有效持水量降低、热量状况变劣，裸露土地温度升高，土壤调节水分的功能也随之下降，影响水资源利用，进而导致水旱灾害加剧。五十多年来，我国从南到北，旱灾发生的频率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近十年来全国平均耕地受旱面积达到2.9亿亩，成灾面积达到1亿多亩。

我国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目前，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土地荒漠化4 000年前就曾出现过，举世闻名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就是在这里哺育成长的，到周代时，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曾经达到53%。但是由于盲目开发，森林大面积被破坏，到解放前夕，森林的覆盖率只剩下3%，就这仅有的3%，还继续遭到破坏，林木苍翠的黄土高原已经变成了光山秃岭。一些地区沙化土地仍在扩展，因土地沙化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五百多亿元人民币，全国有近四亿人受到荒漠化沙化的威胁，贫困人口的一半都生活在这些地区。土地荒漠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之一。

其二，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虽然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深刻，过分追求眼前和局部的经济利益，有关部门基本上没有对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指导，导致了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其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石油、煤炭、天然气等重要能源日益匮乏，各种矿物蕴藏量日趋减少，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粮”。同时，愈来愈多的人口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消耗，从而又给自然资源的开采带来巨大压力。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能源，我国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例如部分地区地下超采，水位下降，造成一些地区饮水困难。除此之外，森林的锐减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为了解决木材危机，人类又发现了煤炭这种新的能源。学者冯之浚在《生态文明和生态自觉》一文提到：“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 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在人均资源量方面，我国人均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为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森林资源为1/5，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 1/10”。其他资源则更低，若世界面临能源危机的话，我国的问题将更为严重，国内资源已难以支撑传统工业的持续增长。

其三，动植物种类快速灭绝。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尤其是人们乱伐森林、滥垦草原，以及环境污染，造成了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或生长地的丧失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再加上人们滥捕滥猎野生动物，使世界上许多种野生动植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据资料表明，目前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比形成的速度快100万倍。中国是野生动植物十分丰富的国家，但是，中国生物的多样性如今正面临严重的威胁。“据初步统计显示，我国已有近200个特有物种消失，而目前处于濒危状态的动植物物种为总数的15%—20%。而且，有研究表明，一种生物灭绝将导致10—30种其他生物消失，也就是说，我国动植物的灭绝可能导致恶性循环” 。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对自然的掠夺式开采利用已经对我国的自然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恶化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现在沿海赤潮年发生次数比1980年增加了3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影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近年有加重趋势；沙漠化、洪涝灾害相当严重；气候变暖等” 。

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和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建设生态文明在我国当前有着刻不容缓的迫切性。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是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宝库。我们用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的有关思想审视我国恶化的生态环境，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思想中追寻指导人的实践活动的思想资源与“火花”，使马克思有关人化自然的论述，在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上彰显时代力量。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就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诉求的积极回应，彰显了我们党执政治国的新理念，显示出增进人民福祉、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决心。

二、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与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人化自然在当代社会实质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化自然本身应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人类的世界历史性发展相应促进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对自然界的改造范围和程度更大，尽管人类的世界历史性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异化，但也为实现人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一脉相承的，人解放了，就合乎人性发展，劳动便不再是异化劳动，正常社会人的劳动创造物自然必然是人化自然。人的解放是实现人化自然的前提，人化自然是扬弃了私有制社会现实并且合乎人性的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人化自然的实现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它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变革私有制的社会关系；二是调节不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发展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根本，因此，在我国最需要的是调节那些不合理的发展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今应该而且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理念。另外，自然环境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必须由全人类的携手努力才能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在尝试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的视角去揭示所在社会存在的种种现实危机，他们并没有放弃调节那些不协调的关系，而是提出了许多独到深刻的见解，为所在社会缓解人化自然的异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我国实现人化自然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为理论指导，注重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以求更好地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与中国的现实实践相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人化的自然观，是社会历史自然观。而可持续发展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并对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依据

可持续发展既考虑当代人的需要，又考虑后代人的需要，是一种从长远目标出发的发展观。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发展时，始终关注着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及其与人类生产劳动的重要关系，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不是毫无关系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应当认清自己的位置，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生活，其活动必然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与控制，一旦脱离自然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将无从谈起。因而，人类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就需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求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使之积极去索取和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满足人类之需；另一方面要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避免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污染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只有人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那么人类、社会和自然才能获得可持续性协调发展。

人类应该合理使用科学技术对废物进行循环再利用，减少废物污染，使人类拥有良好持久的生存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这也是马克思的一个蕴含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类应该合理利用科学技术，一方面可以对废物重复循环利用使其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持久资源，减少人类面临资源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污染物的排放，给人类创造良好持久的生存发展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原来已经很薄弱的生态基础愈加脆弱。2011年12月20日，李克强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就当前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压力还在加大。当前，一些地区污染排放严重超过环境容量，突发环境事件高发。”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环境可持续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这使我们认识到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1994年3月，我国政府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议程》），《议程》从中国的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情况出发，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把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发展必须是协调的，协调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我们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资源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利用，保证人类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要满足人类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要注意人类当前的利益，也要注意人类未来的利益。要改变那些只管建设、不管保护，滥开发、不治理，只顾眼前的增长、缺乏长远的打算，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的错误做法，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是以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为理论基础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协调人的主观目的和主观欲求。“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一旦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人类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把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的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的内在尺度与生态环境规律的外在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人类利用自然的科学性与道德性，协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调整好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向，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的关系，以利于我们星球的繁荣和人类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告诫我们要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自然界中的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全面可持续发展是主体的合目的的需要和主观欲求，体现了一定的价值原则。因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体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

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就要彻底摒弃那种把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传统“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整体协调发展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实践是联系人和自然的最基本的纽带。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关系。而不应该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盲目崇拜自然和过度开采自然都是错误的。人是实践的主体，自然是人类实践的前提和条件，是人类改造的客体。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是人类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人类物质生产中的要素。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深入，其范围会由小变大，程度会由浅入深。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是作为整体而存在。在这个有机生态系统中，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在与自然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的变换中，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的变换中，不断地实现自身的自然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作为理性的社会存在物，能够对自然进行能动的改造。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其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人同时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使人离不开自然界。这就决定了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自然万物都处于相互联系中，发展的各种要素、各个方面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只有在协调中发展，在发展中协调，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体现了马克思自然观中关于人与自然整体协调发展的观念。

（二）指引我国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转变

按照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可能真正做到“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是“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当代社会发展条件下，想要向共产主义社会靠近，逐步实现人化自然，这就要求我们：

首先，要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纵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人是自然的产物，整个人类史都是人与自然的交换史。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同时，充分利用自然，善待大自然。我们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能把自然当成奴隶，只有这样，大自然才能善待人类，自然灾害才能有所减少。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要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还要充分利用道德手段。所谓运用道德手段就是要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高人民的环境意识，树立良好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态观，从而激发人们保护环境的道德责任感，唤醒人们保护环境的社会良知。

其次，要树立生态危机意识。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在侵犯自然，对自然资源过度掠夺，从而造成很多生态问题，诸如前面所提到的森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大气污染程度日益加剧等。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报告指出：“现在有6.25亿城市人口生活在含硫烟气中，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全球的大气污染已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根据《世界资源报告（1987）》所提供的资料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20世纪末，人类已经知道160万种动植物中大约有20%将会灭绝，根据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几年前对世界各地濒危动植物的估计，大致有145种哺乳动物、437种鸟类、692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400种无脊椎动物以及250种植物正处在灭绝的边缘。”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告诉人类必须树立生态危机意识，思想意识是行动的指南，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然也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走破坏和掠夺的道路，而应该借鉴他们的合理有效的发展经验，反思我国的发展现实，可以看到，在发展上存在着片面甚至错误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实是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大幅度跃升，人民的生活从温饱不足到今天已超越了总体小康水平。所以，只有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应当认识到社会发展不是仅指经济增长，不是以铺张浪费、破坏生态环境和不为子孙后代留后路为代价。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被提了出来。1981年美国学者布朗发表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率先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开发表了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在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予以定义：它应该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概念后来被广泛使用，它既体现了要立足发展，还考虑到对“增长极限”的警示，要求“发展”和“增长”必须是“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要求人类切实做到“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立足我国现实发展状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之一的可持续发展，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发展创新的又一理论成果，它既强调了对自然界改造的必要性，又注重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的实践中，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因此，只有在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自然规律，在进行了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后，才可以加强对土地、水、森林以及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以保护生态环境。胡锦涛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保证一代又一代人的永续发展，应该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应该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念，为子孙后代们保留充足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因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切生物的温暖摇篮，更重要的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保护自然和保护人类是同一个人化自然过程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

生态文明是从社会宏观视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的无机身体这个外部自然的解放。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是党中央立足我国严峻的生态危机现状，在汲取各国保护环境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和经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对科学发展观内容的丰富和发展。2007年的党十七大报告中也已经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绿色经济、绿色矿业、绿色消费模式、政府绿色采购不断得到推广。“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2012年11月，在十八大报告中，专门用一个部分论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且提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四位一体”提出于2005年，胡锦涛于同年2月19日在针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一个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表明中国共产党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就“五位一体”而言，则表明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提法的变化，绝非文字上的演绎，其中实有深义。以“一体”来概括，表明各个领域的建设不可人为割裂，需要和谐推进。生态文明是社会整体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即便其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清明有为、社会和谐稳定，也只能说这是一个存在文明缺陷的国家。事实上，当生态不文明时，民众生活必受影响，难以谈及和谐稳定；当生态不文明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十八大报告以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期许，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建设“美丽中国”，不是消极地回归鸡犬相闻的浪漫田园，而是要将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起来，以积极的态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胡锦涛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且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守住“绿水青山”。

与一部文明史相伴随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自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愈加增强后，人类不再任由自然规律的摆布，尤其是科学技术得到空前发展，人类从自然中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口号，然而发展中日益显现的问题使我们明白了，人定胜天只是一句豪言壮语，过去，人类对自然占用得太多，破坏得太严重，现在人类需要给自然以修复、疗伤的机会。在人类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之时，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发展关系，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还不足以解决当今陷入的困境，生态文明是中国走出困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走向现代化发展，最终实现人化自然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是真正能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式。在“生态化”引导下的物质文明，将努力减少经济活动过程中对自然界维系自身稳定和系统循环的威胁，日渐形成生态环保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方式；在“生态化”引导下的精神文明，将更加强调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重视自然价值，在“爱”自然的主体意识中逐渐熏陶和培养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以达到淡化人类对物质的贪念；在“生态化”引导下的政治文明，将更加尊重各个利益主体的合理需求，坚持公平正义，避免资源分配不公、各种关系不平衡导致的误用滥用自然资源，以免破坏生态环境。所以，生态文明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才是我国在发展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发展的终极追求。

三、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愈发尖锐。如果我们不予以重视，不采取措施，那么这势必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不和谐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在这个关键时候，马克思的自然观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客观自然界与现实自然界的关系对我国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世界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最新篇章，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并将继续遵循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但是现代化也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就中国的发展方式来看，与工业文明的主流生存方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从区别来看，我国当前的物质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要追求利益的无限最大化；但是从联系看，我国要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与工业文明的主流生产方式相接轨，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文明必然与自然产生一定的矛盾，因此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对处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生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马克思人和自然关系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前提条件，但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在实践中仍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归根结底，人们应转变旧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深化对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认识。这也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内在要求。深化对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认识，要求我们既要认识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自然的再生能力相协调、对自然资源的消费要与自然的承载能力相协调、对污染物的排放要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相协调，也要认识到人类的活动要与自然规律相协调。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一种后现代的“后工业文明”，它谋求人类共同利益，追求人和自然共同福祉的文明，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荣。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把人和自然的和谐看作技术问题，还是70年代把它看作是经济问题，都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的，没有把人和自然的和谐、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作为发展的根本内容，因此在思想观念上依然是现代的输赢思维的产物。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归根到底是由历史上人类不合理的实践造成的。这种不合理的实践首先是一种在不正确的认识导引下的实践。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且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进步正是体现为文明的转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倡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人和自然关系的期许，是当前处理好人和自然关系的正确途径。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建设人民群众生活的美好家园，我们必须树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保护社会环境。然而，目前在我国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社会风气还没有形成，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以局部发展损害全体利益等牺牲环境、破坏资源的短视行为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实践行为是受人们的片面自然观和利己价值取向影响的，体现了人们还没有从思想上对保护生态环境引起足够重视。所以，要建设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思想，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严重现实，己经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环保意识已经有了较大提高，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展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一些地方，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有了比较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我国政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广泛开展环境保护知识宣传，进一步促使人们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例如，世博园区的地球生命之馆，通过视频，将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严峻现实以生动、感性的形式呈现于人们面前，使参观者感到触目惊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接受了良好的环保教育。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也意味着，未来必须要从单纯重视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并重；从环保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向环保与发展经济并行；从主要通过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向综合性地运用法律、经济，以及行政办法保护环境。倘若这些转变不到位，倘若生态文明建设不到位，则“五位一体”的布局或将落空，“美丽中国”的愿景也会落空。

（二）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面对过去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财富数量增长的这种高消耗、低效益和高污染排放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必须利用科学技术，尽快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把自然从经济增长的牺牲品中解放出来，走一条新的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即建立一个能够将环境保护纳入到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低消耗、环境低污染、经济高效益的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单位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保护资源，降低消耗，减少破坏和浪费，提高社会的可持续性。提倡这个经济体系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措施。为此，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高效益、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告诉我们，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马克思不仅主张人通过劳动制约、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而且强调合理地调整和控制这种物质代谢关系，避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自然观要求我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必须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马克思关于如何节约和合理使用有限的资源、如何正确对待科学技术的相关思想，对当前建设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各方面的投入，在体制、法制、政策、管理和行动上给予保障和贯彻实施。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投入，要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加大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开发绿色技术，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治理污染和改善生态技术体系。还要建立环境预警和应急处理体系，加强环境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一方面是为了控制治理污染，降低环境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也要深化对自然的认识，提供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水平，能够有效的预测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及时转移有毒有害污染物，减轻对人类和自然的伤害，让日本核泄漏的悲剧不再上演。

无论是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还是大量废弃物的产生、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其根源是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以要保护生态环境，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就要把保护环境的思想纳入到生产生活过程中去，纳入到生产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去。对于如何通过充分发展科学，借提高科学技术来减少生产过程对自然界的污染，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启示我们，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仍普遍存在的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的现象，要扭转这种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的局面，应充分利用科技进步来推进低碳技术的发展。低碳技术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技术，它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在生产领域中推进低碳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应依托现有最佳实用技术，淘汰落后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相关技术创新，寻求技术突破，以更大限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及能源利用率。在消费领域低碳技术的应用能推进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同样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转变生活方式还应以适度消费代替过量消费，还可以精神的价值代替物质的价值。传统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是物质主义的，它把满足人的无限的物质欲望作为第一目的，采用各种手段去发掘、诱导和满足感官物质享受，结果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无休止的索取。精神生产和消费本质上是促进人的内资精神力量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把人的发展作为“内在目的”的生产和消费，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能源由高消耗变为低消耗、废弃物由高排放变为低排放、环境由重污染变为清洁、优美的宜居环境，从而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十八大报告所理解和规划的生态文明，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到“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指引，再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路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节能减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而是上升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现代化发展高度，并且体现为工作部署、发展目标、制度设计，涌动着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生态文明浪潮。

（三）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变革不合理的社会体制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针对我国生态政治意识偏低、生态政治机制不健全和生态政治监管不足等弱点，当前应着重加强我国生态文明的政治制度建设，提高生态政治意识、改革现有的生态管理体制、强化生态政治监管。

不合理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历史上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所导致的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如森林砍伐问题、土地沙漠化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森林中鹿群的消失问题、物种的商品化问题、污染问题、工业排污问题、有害物质的污染问题、循环利用问题、煤矿资源耗竭问题、疾病问题、人口过剩和物种进化问题等生态环境问题，究其原因，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化表现。因此，要真正地解决和克服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恰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所说，单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今天仍然妨碍着人们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分析，人与人的关系在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呈现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进一步作为物的商品属性呈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对商品“拜物教”的崇拜，在没有法律制度的约束之下，驱使人们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人们把自然界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而没有看到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把地球看作是具有足够净化能力的容器，而没有对废弃物给予足够重视。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就存在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存在永无止境地追求个别利益的冲动，就存在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别利益、牺牲公共资源和环境换取个人利益的动机，从而存在着把这种动机付诸实践的社会体制。因此，要让公众像爱护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通过国家这种社会共同体来制定相应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制度。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以GDP为导向的考核机制下，以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增长，一方面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给政府带来可观的政绩。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我国政府再不能对此置若罔闻。生态恶化给人民健康带来的极大危害，可是在现实的GDP考核机制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仍然敌不过GDP增长目标。因此，虽然解决导致生态危机的制度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但最直接的需要是建立利益导向机制，驱动整个社会能够向生态文明方向发展。对此，我国政府已经将节约资源和高效利用资源的思想贯彻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把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作为评价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考核机制。完善市场价格形成制度，依据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准则，逐步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特别是稀有紧缺矿产资源的价格，以抑制、调节资源消耗。改革统计评价体系和制度。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正在从传统体制向现代管理体制转变，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管理依靠政府的权威实现社会控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多元化，个人拥有较多自由选择的权利，社会管理要通过法律、规范以及文化来形成和谐的秩序，通过发挥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各方面的良性互动中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要特别强调正确处理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社会民间组织，逐步把一些传统意义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一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民间组织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在搞好环保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众参与应该渗入环境保护的每一环节，对此，政府应该公开信息，畅通环境信息获得的渠道，使公众获得必要的环境信息；提升环境保护团体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使环保团体成为公众参与环保的桥梁和中介，从而让公众能够切实参与到环保的各个环节，以社会公众的力量监督环境权力的行使，阻止环境权力的异化和纠正环境决策和环境行政等环节可能出现的错误。

（四）完善法律法规，促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等种种问题，既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也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当前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在全社会形成“普遍守法”局面，要着力提高公民和执法者的生态环境守法意识。

首先，制定和完善各项生态法律法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应建立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这样告诫过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虽然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自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自然规律，即遵守资源有限性、万物相生相克、能量往返循环等便是生态环境立法者应遵循的规律。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做出保护环境、分配资源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应坚持环境正义与公平的原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内在要求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然而现阶段，我国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不仅束缚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而且带来了较为尖锐的社会公平问题。第一，占有与分配自然资源上的不公平。自然资源被少数人和企业占有、开发，大多数人没有从中获得应有的利润和利益。第二，承担环境污染后果上的不公平。因此，我们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环境正义与公平的原则，力争通过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次，加强全民环境教育，用法律手段保护自然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人口众多，平均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对于保护环境更是事不关己，甚至有很多的领导干部也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这样一来，在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时，人们往往就选择牺牲自然，满足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客观上形成了“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面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常常是牺牲环境以换取暂时的眼前的经济利益，甚至奉行地方保护主义，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是知法犯法，做出明显违反环境法律规范的经济发展决策，舞弊或放任企业生产过程中已明显严重违反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行为。可以说，对于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产生，执法不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而且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在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这些都是绝不能容许的。这就要求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使各级政府部门切实转变观念，去除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只有这样，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才会传递到企业，令企业改变发展方式，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在宣传教育的同时，也要加强执法力度，用法律法规严惩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用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在教育感化中慢慢让人们自觉地养成习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只看经济增长蔑视生态环境的错误观念。

因此要强化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力，提高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赋予环保部门查封、冻结、扣押等必要的强制执行权力，使环保执法真正硬起来；赋予环保部门限期治理决定权；联合电力、公安、司法、金融、工商、水利、铁路等部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对拒不执行环保处罚的企业应果断执行限水、限电、限贷、限运等惩罚。各级环保部门要变“被动”为“主动”，不仅要“站得住”，而且要“顶得住”。只有形成一股强大的执法力量，彻底改变环保部门势单力薄、权力有限的现象，才能真正做到执法必严。

各级政府要加大环保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强环保执法队伍的建设。在资金上向环保工作倾斜，改变环保执法能力弱，装备差，监控手段落后的现状，增强执法队伍的执法能力。增强对必要的执法人员的培训，通过培训，使环保执法人具有相应的执法知识和能力；增加、更新必需的各种装备，以提高环保执法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加强环保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建设和廉政建设，严把“人情关”、“金钱关”和“权力关”，杜绝环保执法人员与环境违法企业有金钱来往或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现象，将环保执法队伍打造成一支敢作敢为、敢打硬仗、善打困难仗的强兵。

当然，仅仅依靠法律制度层面是不够的，社会文明更需要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提高来塑造，彻底改变人类对自然的旧的价值观念，从人的伦理道德的角度，规范人的行为，建立一种以节俭、环保、可持续发展为标准的社会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才是真正的建立了起来。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向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开放，既向西方开放，也向东方开放，既向社会主义开放，也向资本主义开放，既向过去开放，也向未来开放。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关注本国本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就是关注全球生态的总体发展，建设本国本地区的生态文明，就是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