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二、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论断，是党的文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的继承和重大发展，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新突破，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趋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和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其政策含义非常重要。一是要更加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积极吸引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二是今后要尽量少搞国有独资企业。三是重要的企业需要国有控股的，也要尽可能相对控股，这是规范的股份制和公司制的要求。个别仍需保留国有独资的，也要由多家国有投资主体共同持股，使出资主体能互相制约。四是国有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也可向非国有企业参股，但要遵守市场经济自愿交易、公平竞争原则，不能凭借政府力量强令推行。《决定》有一个专题论述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券、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重组，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认识的重大突破。以前的提法主要表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没有“主要实现形式”，而是“一种实现形式”。而如今则明确提出了“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方针。这意味着，我国在如何全面理解公有制方面有了新的思路，已完全摆脱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公有制的理解，理论上的突破必然带来中国混合经济的大发展，使公有制实现形式进一步多样化，从而增强公有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为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开辟了新的道路，国有企业多元化的速度会大大加快。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生产方式包括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奴隶社会的出现、封建社会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都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哪一位天才的思想家、政治家发明创造的结果。社会主义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并非是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的公有制，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的一种适应形式和表现形式。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论，进而阐明了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马克思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之后，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总过程，雄辩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也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及其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带领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在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

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许多行业、许多商品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投资、无法生产、无法销售，所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各个个人（包括资本家在内）、各个企业之间走向合作并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必然走向“公共生产”，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股份制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恩格斯在《1891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指出：“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则是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一种例外了。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这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股份公司不是私人生产，而是一种合作化生产，是一种打破了条块分割的合作化生产。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公有制并非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出现的，也并非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的。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公有制形式，也就是说，当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自身也携带着否定资本主义的“若干社会主义因素”。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有经济主要分布在邮政、通讯、电力、航天、医疗、军事工业、铁路运输、飞机制造、钢铁、银行保险等行业，集中于邮政、无线电广播通讯、铁路运输三大部门，邮政和无线电广播通迅完全由公有经济垄断，铁路运输除少数国家（如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外，均由政府实行全面控制，即使是处在少数国家的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非公有制经济也仅控制了上述各行业或部门的2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它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已经结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私有制，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其中又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二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这些私有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变革方法。改造官僚资本是采取没收的方法实现的。全国解放前夕，官僚资本掌握了我国全部工业资本的大约2/3和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我国在消灭官僚资本的同时，也采取了各种方式消灭了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和特权，我们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力量迅速没收了2千多家官僚资本企业，接管了1千多家外国资本企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占统治地位的国营经济，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改造民族资本是采取赎买的方法实现的。我国对资产阶级的赎买，不是由国家拿出一笔钱作为赎金付给资本家，而是采取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办法实现的。改造农业和手工业中的个体私有制是采取集体化的方式实现的。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实现的。这就是先从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开始，然后进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个体手工业，首先组织手工业供销小组或者供销合作社，然后在生产上逐步组织起来，发展成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的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到1956年就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56年的国民收入同1952年相比较，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提高到32%，集体经济由1.5%提高到53%，公私合营经济由0.7%提高到7%，资本主义经济则由7%下降到1‰以下，个体经济由72%下降到7%。此后20多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例如：1978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56%、43%、1%。当然，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对我们党来说是一种探索。由于对探索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重要方面主观片面性取代了实事求是，加上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某些偏差和误解，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了失误，对后来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主要是：第一、所有制结构、经营方式和分配形式单一，强调要使小生产“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过早地消灭了全部私有制，特别是个体所有制，从而使人们单纯地依赖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形式单一，特别是追求公有制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训深刻。第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市场经济。第三、要求过急，改造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合营面过宽，把大批小业主甚至个体工商户也带入公私合营，忽视了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特点，超越了人们的接受程度。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逐步增强市场在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提高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第一阶段（1978至1991年）是探索发展阶段。改革的主线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核心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从此，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党的“十二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进一步提出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开始启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使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加明晰。

第二阶段（1992至2000年）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改革的主线就是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核心是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契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不同社会制度基本特征的思想束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对于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明确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股份制是通过发行股票、按股集资、联合经营的现代企业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作为一种股权式合资的资本组织形式，不专属于某种所有制经济，可以成为多种所有制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是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在我国，大体上有四种类型的投资者，即：国家、公有制企业法人、个人和外商。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是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当控股权掌握在国家和公有制企业法人手中时，这种股份制毫无疑问是公有的；当控股权掌握在个人和外商手中时，也要区别对待，也不能笼统地说成是纯粹的私有制，因为它是若干股东合作的产物，哪怕它是一个家族控制的公司，也要受到市场经济中许许多多法律法规的制约，正如恩格斯所说：“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

纵观我国最近十多年改革实践，人们对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其实现形式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认识过程，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脉络。过去人们常认为，股份制和公有制格格不入，但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后，确实具有其他经营形式无法替代的优点。第一、股份制企业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聘任总经理。于是就可以做到政企分开，自主经营。第二、股份制企业是由多方投资者所创办的，投资者按股权大小在董事会中拥有一定席位，董事们通过一定程序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审议，以保证投资的盈利性。第三、股份制企业的生产经营好坏影响到股票的升值与否，他们如果把利润分光，不留积累，拼设备，那么必然在竞争中失败。于是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对内部机制进行改革，鼓舞了企业和职工的干劲，避免了企业行为的短期化。第四、实行股份制之后，股权可以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这样，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组合，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五、国有股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家授权监管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从1984年至1991年底，全国试点股份制转制的3200个企业，每年产值和税利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高于其他国有企业。1992年，我国扩大股份制试点。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所有制实现形式认识的深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经过5年的发展，股份制逐渐成为我国公司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股份制企业发展速度很快，1997年至2001年间，我国股份制企业从7.2万家发展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从643.7万人增加到2746.6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从8311亿元增加到56733亿元。截至2002年底，全国国有净资产总量共计118299亿元，高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其中，经营性国有净资产为76937.8亿元，占65%；非经营性国有净资产为41361.4亿元，占35%。经营性国有净资产中，15.9万户工商企业占用国有净资产65476.7亿元，401家金融保险企业占用国有净资产10223亿元，各类建设基金1238.1亿元。伴随着股份制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将在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中起重要的作用，我国公有制中蕴藏的巨大生产力必将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我国各地的各种生产要素必将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