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

(三)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而且也应该成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当代中国哲学包括众多的研究领域，但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当代中国学术体制中哲学门类所涵括的所有学科大体上都可归入这三大领域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这三大研究领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关系也相应地主要表现为其与这三大研究领域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恢复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时曾提出“一体两翼”的办系思想，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为“翼”，带动其他学科全面发展^[2]。这种“一体两翼”的办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这三大领域的关系作了精到而又形象生动的阐释，它对于整个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也具有普适意义。而既然作为“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那么，作为“翼”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就自不待言了。所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并不是要求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都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不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取代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独特研究对象，而是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都必须以各自的方式自觉地服务于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是要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就是要使在当代条件下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实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研究的共同旨趣。有人说，当代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的研究，其目的都是要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这种说法原则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哲学决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也决不是任何在当代中国现身的哲学都有资格被称为当代中国哲学。马克思说得好：“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当代中国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振兴民族的伟大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而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哲学。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只能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的哲学。当然，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为了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也需要广泛借鉴和利用古今中外的其他各种哲学思想资源，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也正因如此，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才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建设所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都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共有范式。如果无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目标和评价标准、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这个根本目的，那么，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就会失去其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存在的合法性理据，就无异于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的自我放逐。

在当前，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切实成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我们尤其需要澄清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所谓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原创性问题。近年来，国内某些学者提出要对西方哲学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应该说，这种志向是值得称道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应该倡导和致力于原创性的研究。但是，倘若当代中国学者果真能够实现对西方哲学的原创性研究，那么，这类研究成果只能属于当代中国哲学而不可能属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西方哲学，这类研究工作只能属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而不可能属于本来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创造，因而它们所遵从的必然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应有的范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而不可能是西方哲学本身的研究范式。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不要侈谈什么原创性，它甚至到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那样它就既不属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也不属于本来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研究，这样一种西方哲学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自娱性的智力游戏。

二是所谓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自主性问题。近年中，有的学者在检讨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时力挺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或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他们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日渐被销蚀，人们习惯于用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有智慧；只有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倾向、确立起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我们才能把握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表面看来，这种主张是颇有几分道理的，因为运用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必然会削足适履。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最大革新是许多学者都自觉地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有的人却不加区分地把这种方法论的重大革新也归入了用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的“流弊”之列，因而其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的强调同时也暗含着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法论革新的否定，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重要内涵之一。其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西方哲学等而视之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而拒绝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更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开始以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说一向都是自主的，虽然它也创造了很有特色的哲学智慧，但这些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壤基础上产生的哲学智慧在其现成形式上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注定是了无用处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消解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自主性，但惟其如此，才能使这些传统哲学智慧脱胎换骨和获得新生，从而使其真正转化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

【注释】

[1]参见汪信砚：《在微观层次上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参见陶德麟：《缅怀李达老校长——在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