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成果反思与范式选择

◇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筹办这个论坛，是基于当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风生水起的大背景，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正当春风劲吹时的召唤。2011年我们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历时四年，全方位展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现代传播》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4部。今天召开这个高端论坛，总结与反思如下。

第一，提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必须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应该说，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制约政治传播研究，尤其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深入推进的障碍。学者们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形成了政治学视野与传播学视野的“两条平行线”，依据各自的理论特性和方法论优势形成突兀的“壁垒”。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传播领域和问题上，政治学与传播学相互“推让”，双方缺场，形成了空白或者“虚场”。基于此，我们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对“政治传播”概念进行新的界定和论证，提出“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这个界定内在融合了政治学与传播学，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基本范式、基本命题、基本原理以及基本规律，将是一个具有前提可靠、内涵稳定、边界清晰的政治传播系统。在对政治传播进行概念的界定之后，我们进一步对诸如“传播生成社会”“政治统摄传播”等重要的基础性命题进行了学理性论证。至今，我们的学术观点在政治传播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奠基和引领作用。

第二，提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三阶段说”。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具有独特性，一些学者套用和照搬西方政治传播的样态和标准，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政治宣传没有政治传播。我们认为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据此，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传播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评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阶段说”。“三阶段说”借鉴了英国学者杰·G．布拉勒姆和丹尼斯·卡瓦纳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三代说”的方法。国内有学者把“三代说”直接套用到中国，提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所谓“三代说”，但却明显牛头不对马嘴。西方的“三代说”以选举政治为环境，研究人群性质为基准，以传媒技术发展为载体，这一切是无法对应在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上的。因此，我们提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宣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政治传播（狭义）阶段，第三阶段是政治传播新拓展阶段。当然，可以看出，这个划分是很多条件约束下的无奈的表述。此后，我在此基础上，区别了狭义和广义的政治传播，并进而把侧重于纵向描述的“三阶段说”规范为纵向与横向一致、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政治传播三大形态：“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可谓政治传播的“三形态说”，现在正在进行深入的论证。

第三，深度提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础、轴心与边界。在现代人类的政治文明碰撞砥砺和交汇融合的浪潮中，中国的政治文明以自己特质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步作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代表会议之后，新的中央集体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政治理想，经过持久不懈的诠释、传播以及坚定不移的种种行动，中国梦在全世界产生了难以抵挡的政治影响力，乃至于美国新一届的总统选举希拉里也打出“相信美国梦”的旗帜来对接中国梦。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不搞竞选式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就决定了基于选举政治之上的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有限性，西方很多的政治传播理论很难在中国政治的生态下去展开和发挥作用。以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轴心，势必围绕着中国政治宣传的改善、提升和转型而做文章。尽管学界对政治宣传有这样那样的批判和看法，但是我们觉得在中国研究政治传播，如果你不敢正面去触及和研究政治宣传，就无法想象其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据此而言，我想继续重申的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虽然在眼下的中国论语广阔，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奠定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的基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整个政治传播的性质与形态的不同。如果将政治传播窄化为传播，或者继续机械简单地套用新兴媒体之传播理论，这样的结果无益于有效满足中国当下对于政治传播理论的急迫需要。基于此，我们渴望政治学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的积极关注和深度介入，当然也渴望传播学对于政治传播研究优势的保持、深化和拓展。

第四，引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方法论主要由学科理念与研究范式构成。由于政治传播横跨政治与传播两大领域，甚至不限于这两大领域，所以既导致了各个学科蜂拥而上、各显其优，又导致了研究对象和领域的断裂以及聚焦分散等等。目前最突出的一个断裂带是：政治学着眼于党和国家高度的理论战略层面，展开诸如国家传播战略、国家想象构建、政治文明诠释等宏观而抽象的理论研究，传播学着眼于传播技术和技巧的策略层面，展开诸如新兴媒体时代的微博、微信传播，草根政治生态中个体的政治参与等微观而具体的实证实验研究。两大层面的区隔与断裂决定了对政治传播研究特别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方法论自觉和研究范式选择的重要性。这篇短文略举其要：一是超验与经验相统一的范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坐标选择与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需要用超验与经验相统一相结合的范式来诠释和传播。纯粹的超验没有事实支撑没有意义，纯粹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传播意义。二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范式。一般说，政治学要解决政治传播的内容问题，传播学要解决政治传播的形式问题，脱离了内容的形式与没有适当形式的内容，在政治传播中都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内容与形式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三是战略与策略相统一的范式。完备而有效的政治传播理论构建离不开战略与策略这两个相互依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战略着眼于宏观和未来考量，因而指导着策略，而策略着眼于微观和当下行动而支撑着战略。但是，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却并不能机械地划分出哪些是属于战略部分哪些是属于策略部分，而是任何领域都有从战略与策略考量的必要和可能。四是理论与实证相统一的范式。这是目前政治传播研究范式暴露出来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很多政治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议题陷入难以深入的方法论困境所在。具体表现在：重要的选题只是在理论的层面抽象地论证而没有实证实验数据的支持，相反，非常先进的实证和实验研究，却缺乏对选题意义的理论判断以及经过严密的实证实验研究之后的有效理论分析，进而使这种研究仅限于“看上去很美”。政治传播研究需要自觉而准确运用的研究范式还有很多，比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特殊与一般的统一、建构与解构相统一等。限于篇幅，我将另文专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十大范式》。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