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与政治沟通

第二节　新闻传播与政治沟通

新闻只是当代大众传播信息流中的一种，但却是最广泛存在、最能反映社会情况，并被人提及最多的传播形式，也可以说是公众获取知识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一般认为，大众传媒具有四大社会功能:环境监视（新闻和宣传）、社会协调（联系和沟通）、知识传承（科学和教育）和文化娱乐（消遣和游戏）。但是在目前这个国家间、民族间、阶级间、群体间仍然充满紧张关系的现实世界中，“环境监视”和“社会协调”功能无疑更具重要性。在政治学意义上，新闻传播这两种最重要的作用，可以纳入“政治沟通”（politicalcommunication）系统来加以考量。

广义而言，政治沟通乃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同时“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¹²⁾。具体而言，它包括政治态度的形成和变迁、舆论的构成、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方面。以民主为理念，政治沟通在价值取向上应该更为关注多向的沟通、平等的沟通、公开的沟通和充分的沟通。而政治沟通之所以会发生，被认为在于民主的政治结构中舆论、政党、阶层、团体的四种基本动力，四者皆有沟通、交流和传布信息的需要⁽¹³⁾。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是一条主要的政治沟通渠道，甚至唯有新闻传播可以使民主“运转”起来。客观说来，新闻传播并不可能完成全部政治沟通，但是很大一部分政治沟通的确是通过新闻传播所进行的，于是新闻传播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机构，成为实现民主的工具，成为大众传播的核心。

使问题复杂的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主潮的“观念的自由市场”范式之下，对公民表达自由的保障，依托于对一个自由的新闻界的保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写明:“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在日后的司法解释中，“出版自由”不断扩大化直至成为“新闻自由”⁽¹⁴⁾。典型如美国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提出的“第四阶级理论”，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美国对“自由的新闻界的宪政性保障”，用意在于“在政府之外创立一个第四组织，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¹⁵⁾。这基本上是将新闻自由当作一种制度性组织条款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宪法的其他基本权利条款都是保障个人的一些特定的基本权利，相对地，新闻自由则是保障一种制度性的组织，也就是新闻媒体。

事实上，美国新闻界一贯认为自己是唯一被宪法特别提及的产业，除了不经事先审查的自由、批评政府和公众人物的自由，还拥有政府不能干涉的经营自由。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左右了西方政府的传播政策。传播政策一般源于政府的国家利益诉求和传媒的商业/工业企业运作之间的互动，双方都希望通过特权、规定以及约束来实现各自的利益。指定传播政策有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政治利益、社会与文化利益，以及经济利益。由于基本目标取向不同，传媒政策中心范畴的意义，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表面上看，传媒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宗旨高高在上，但是当代欧美国家与政府，更偏重于从经济角度出发，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法理上讲，今天的新闻关系主要由新闻界、公民、政府三方构成，它们分别是由各自社会地位决定的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新闻界、公民与政府都需要新闻自由。即是说，新闻界需要新闻自由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即公民论坛（civic forum）、动员机制（mobilized agent）和监督机制（watchdog）；公民需要新闻自由来表达意见，了解政情，进行舆论参与，从事信息交流；政府需要新闻自由来了解民情政弊，反馈公共政策，进行公关宣传，有时也需要新闻自由来充当“排气阀”，以宣泄公众的愤激情绪。然而，三方在共同需要新闻自由的同时，各自又大有利用新闻自由、危害新闻自由的倾向。比如，新闻界利用新闻自由来扩展自己的权力，直至形成“媒体暴力”。公民中有少数人利用新闻自由发布诽谤、色情、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言论。政府则发展出一系列沟通技巧，使媒体无形中被利用，成为完成其政治策略的重要工具⁽¹⁶⁾。这就使人们日益意识到，新闻自由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是民主的捍卫者，也可以是民主的威胁。

使问题尤为复杂的是，在新闻关系中的“公民”，还可以加以细分，比如个人/公民之分、公民/社团之分、个人/利益集团之分等等。在宏观的新闻关系中，政府有合法性资源和组织资源，新闻界有影响力资源和经济资源，利益集团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而社团的主要资源则是公民，是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自愿者精神。当政府和利益集团利用大众传媒的能力日益娴熟，而大众传媒又受商业利润驱动之际，处于实际劣势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有效组织起来的公民。其结果必然是方便了政府，有益了集团，富了媒介，穷了民主，压制了“表达的自由”。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公民政治沟通的危机正在西方肆虐，传媒的结构性失灵，颇为堪忧⁽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