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研究

◇孟　建　于嵩昕

引　言

政治传播涉及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而国际政治传播融合了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它使政治传播面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团体及公众，并涉及国际关系、公共外交、文化交流等领域。我国的“对外传播”概念源于“对外宣传”，虽然不同于西方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的源起，但其“国际性”和“政治性”的特征同样是非常突出的。对外传播面向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受众，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需要汲取西方现代传播思想的营养，以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取得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本文将“对外传播”纳入“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以深入研究并系统解读其独具特色的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体系。

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的构成体系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领导人的对外传播思想一脉相承，并随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革新，这为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已经形成了全面而系统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可以作为我国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导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在确立党和政府具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将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都列入对外传播主体的范畴，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以争取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并努力在传播中寻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共识，并促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如图1）。

图1　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体系

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三者的协同重构了对外传播的主体

国际政治传播涉及的主体主要有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对传播主体的行为方式，特别是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所预设的是一个“强大政府”。只有“强大政府”才能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争取国际话语权、实现共同体战略、提升文化软实力，它是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传播主体。同时，政府主导与社会组织、普通民众协同，共同构成了对外传播的主体架构，习近平提出，要“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

国际政治传播中，有关“话语权”的较量从未停止过。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西方主导着建构中国形象的话语权，从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2005年在美国提出“中国威胁论”到2015年美国政治学家沈大伟重提“中国崩溃论”，西方一直在建构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习近平不但高度重视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运作机制和具体方法，他在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用中国自己的声音去打造与中国相符合的中国国际形象。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对我国的国家形象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阐释，即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他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质包含通过对外传播促进共识

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十分重视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与西方普世价值的传播和推行不同，中国展示的不是控制的手段，而是有益于发展与繁荣的“中国经验”；提供的不是一种“标尺”，而是一种“借鉴”；中国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是基于“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契合，而非霸权或联盟的支配。正如习近平曾两次引用孟子名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多元共识”是基于多元、尊重多元的一种共识，在多元的差异中寻求共识、避免纷争、共谋发展，这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的。“中国梦”理念的对外传播集中体现出这种多元共识。2014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中国梦”的对外传播已经获得了一些国家的共识和积极回应。“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是多元共识的战略呈现。“共同体”不是盟主主导的结盟，而是协商与对话的平台和机制，目的在于追求共同的利益和价值。“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筹建，集中呈现了该战略。不过，由于涉及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等情况过于复杂，在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中寻求深层次的共识才是维持命运共同体深度合作和共赢的根本，这就必须在对外传播中，促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

文化与文明的交流是对外传播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与文明交流的理念是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足于推进我国文化的发展，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审视全球化视域中的文化和文明问题，并涉及价值、共识等相关方面。2014年习近平提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推动文化与文明交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提升我国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在我国的对外传播思想中，软实力主要侧重于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要求对外传播及国际政治传播必须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习近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他提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面对西方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在国内社会文化中达成共识，并将这种共识推向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与文明交流中，“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

新兴媒体带来的“人类交往革命”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新契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卡斯特曾说，“网络社会代表了人类经验的性质变化”，也就是说，网络给人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新兴媒体带来的是一场伟大的“人类交往革命”。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必须极为重视这场伟大的“人类交往革命”，国际政治传播也不例外。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强化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我国对外传播思想根据时代变革作出的重大理论发展，它要求对外传播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进行及时、有效、形象、全面的传播。

结　语

传播学可以视为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习近平在官方文件中首次运用了许多传播学术语，如“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这一方面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传播学需要承担起重大的责任，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对外传播”是国际政治传播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为我国的政治传播及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我国传播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

（作者孟建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嵩昕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