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领域中的“空间”想象

在传播学领域，“空间”历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和理论思考的维度。早期的理论，借用了信息论的想象和概念，将传播过程看作是信息在空间的不同点之间的流动和扩散(Shannon＆Weaver，1964)。各种以信息流动为基本结构的传播模式(麦奎尔，2008)，都包含了空间具有先验性、是人的活动得以展开的容器这样的理解。延续同样的空间概念，在对传播技术的应用及影响的分析中，传播技术通常被认为是人们克服空间距离的手段、人的感知与体验官能在空间中的延展(麦克卢汉，2000)。

空间的“建构性”在传播学领域也早有体现。比如，发展麦克卢汉等的“媒介理论”(media theory)的思路，梅罗维茨(2002)认为电子媒体对场所(places)之间边界的无视和穿透，抹杀了不同场所也即不同生活场景之间的差异和区分，具有同质化空间的效果。这一分析，在理论上区分了空间和场所，并把空间看作是可塑的，而媒体是一体化(塑造)空间的重要工具。运用类似的媒体与空间关系的概念，戴扬和卡茨(2000)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由电视实况转播构成的“媒介事件”的时空特征:作为全球规模的文化仪式，媒介事件的时间特征是共时性，空间特征是同质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有实体意义上的在场，电视实况转播使得在不同空间点——也包括了在不同国家和文化场域内——的电视观众都能够同时目击并参与同样的庆典，同享人类的体验。这样的时空想象，与在全球化理论分析中“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论点(Massey，1994)不谋而合。

尽管有空间是纯粹先验的(如信息论)和由媒体参与建构的(如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场域感”论)这两种观念的不同，在上述这些理论分析中，空间都基本上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既定类别，而非社会或文化理论的概念;它的角色局限于作为一个容器，承载了在其中发生的传播活动和过程。倚赖当代电子传播技术，人类得以克服自身的局限所形成的时空分隔(或者说使得时空被压缩)，体验到作为延续不断的外在维度的时与空。也就是说，在这些理论中，空间外化于人的生活，但又限制着人的活动。

随着传播领域的理论发展，空间逐渐被问题化(problematized)，也就是说，研究者们试图透视空间所蕴含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逻辑。可以说，前面所提及的梅罗维茨(2002)对电视的社会和行为影响的分析，以及戴扬和卡茨(2000)对“媒介事件”的分析，已经传递出了对空间先验性的质疑。我们可以透过四个新近发展的研究主题作为案例，来看传播学领域如何透视空间建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逻辑。

第一个案例是传播生态学(又称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在这一领域，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阿什德(2003)进一步发展“媒介理论”的思路，吸纳象征互动的理论资源，提出，媒介不仅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构成部分，而且“媒介逻辑”(media logic)构成了社会秩序和行动方式的基本格式(formats)，成为我们定义活动情景(situations)的重要资源，这些元素的集合构成了我们的传播生态。这也就是说，媒介逻辑成为文化的格式，通过运用它们，我们建构生活空间的格局。

第二个案例是对传播全球化的考察(如汤姆林森，2004; Rantanen，2005)。针对这个主题，学者们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展开并构成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其中不仅充斥了从欧美发达国家蔓延而出的同质化(或西方化)趋势，同时也彰显着来自各地区或国家的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地方化(或多元化)力量，形成对西方化趋势的抵御，由此构成“多重和复杂的新型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Curtin＆Shah，2010，p．4)。吸收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发展，一系列空间化的概念，如“去地域化”和“重新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去区域化”和“重新区域化”(de-regionalization and re-regionalization)以及“地方化”(localization)等，成为理解全球化过程的重要语汇(Morley，2006);同时，以理解不同场所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s)着眼，学者们也力图理解全球化的地方性(譬如，Massey，1994;Morley，2001)。

第三个案例来自政治传播领域。在此，哈贝马斯(1999)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将空间——尤其是媒体所中介的空间——的公共性建构作为一个关涉媒介与民主进程的理论议题(如Gurevitch，Coleman，＆Blumler，2009)。这个领域的空间思维不仅涉及公共领域的特征，它们与具体历史和体制条件之间的关系，以及受这条件制约但由它们所使然的交往行动，而且质疑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规范性类别的理论意义及局限(Calhoun，1992)，探讨构成并区分私人和公共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行动等的规则，以及挑战和模糊两者间区分的行动逻辑(如Asen＆Brouwer，2001;Fenton＆Downey，2003;Fraser，1990;Thompson，2011)。

第四个突出阐述传播与空间建构之间关系的领域是考察电视如何被镶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家居场景的一部分，并在其间发挥作用(莫利，2005;西尔弗斯通，2004)。对这部分的文献，我将在后面探讨中介化的一节中展开来讨论。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与上述几个领域的研究一样，这个领域的研究问题化了空间，不再将空间看成是抽象的、外在于人的行动的容器，而是将其看作是具体的场景，是社会与文化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与人的行动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