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城市地域空间整合

6.1.1　推动城市地域空间整合

从目前南京市居住空间的分布，我们不难看出，在以往被人们视为“荒蛮之地”的区域，不再是贫瘠的景象，而是城市景观特征明显的地区。如前面提到的河西新城、仙林大学城、月牙湖地区等，都是典型的造城运动，而这些区位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由城市的地理与环境资源决定，而是更具有人为特点，也就是说，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阶段时，现代城市社会变迁可以创造区位，创造消费者新的区位意识，整合城市地域空间资源。城市社会结构的扩张，就是在改变区位社会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使原本不能在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区位发生新的社会区位功能。

以江北跨江发展为例。南京的城市空间演化脉络一直顺延着依江而生、傍山而成。南京城市的跨江发展战略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跨江却一直停留在战略上，并未得到实现。其原因在于，居住生活体系的不充分和不完善，生活设施不配套，使江北的居住没有对江南产生拉力，在人们的观念中江北就是农村，即便是城市规划的居住项目也难以实施，人们的选择，就是回到城里居住^[2]。虽然江北已经形成产业积聚，但是居住空间的不匹配，造成了城市钟摆型的交通现象。就南京的地理位置而言，沿江城市是一个自古就已经具备的区位特征，但是南京的早期的秦淮居住模式，只是一种内陆城市的发展。这几年，在中国的城市中，许多城市的发展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如上海浦东的开发、杭州告别西湖时代、钱塘江时代的来临等都是城市空间资源整合的表现。杭州在2001年将萧山、余杭两县并入市区，市区的面积由原来的683km²扩大到3068km²，城市发展由“西湖时代”进入“钱塘江时代”。

南京沿江岸线达100km，江北地区总面积及总人口分别占全市的36%和24%，但经济总量只占13.3%，江北地区与南京主城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制约了南京城市整体实力的提高和空间的效率。近年来，南京通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使市区面积由原来的975km²拓展到4730km²，促进城市用地的新扩张，解决了中心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用地空间问题，城市空间结构也有了进一步调整的可能。从城市的空间形态演变的过程看，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都是临江河而建、跨江河发展的，并以此形成城市重要的特色，成为城市开发的成功典范。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框架应该是跨江发展的大城市。

南京三桥、地铁及过江隧道的建成，将大大缩短江北与主城之间的距离，曾经制约江北发展的难题，将被克服，江北将成为南京市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呼应江南、辐射苏北的重要窗口。江北“连贯东西、承接南北”的区位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在江北新建的楼盘市场，已经开始预示着旧江北时代的远去，现在已有居民自发地选择到江北居住，而非指令性或强迫性的方式来调节，而且通过居住地的建设，也将居民的就业、休闲、娱乐牢牢地“吸附”住了，加强沿江开发、适时北上的时机，与江北新区的功能定位、居住功能的放大将重塑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

当城市的生活方式达到一定水平时，城市的社会“磁性”便不断得到强化，从而促进城市产业的积聚、资金的积聚、财富的积聚和城市人才高地的形成，降低生活成本，扩大市场范围，形成新的产业群，造就新的区位意义。城市是一个具有整合功能的经济与社会综合体，在区域整合中，城市在创造区位优势，并不断地构建区位优势新的要素。如果一个城市建设了大批高级住宅区，则这个城市本身就具有居住区位优势。而这一区位优势，不完全是城市的地理与矿产资源决定的，不是“先天”的，而是城市社会变迁“后天”选择的结果。1980年代广东的深圳、珠海、佛山快速的发展，许多人才不断地流入，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城市中高质量、高水准的居住模式。

当我们再次玩味帕森斯那句“居住在住处的意义上不仅仅是物质有机体大部分时间处于区域位置的范畴，它还是社会结构的范畴”时，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应该是城市的居住在不断地建构着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