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已着手研究意义问题，并试图通过澄清表达式的意义来澄清思想。柏拉图也谈到一般概念(共相)的实在性问题，认为一个普通名词或形容词之所以能够在同一意义上用于许多不同的个别事物，是由于存在着由这些词所命名的实体。亚里士多德首先把事物的本质和偶性区别开，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规定了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的内涵。在中世纪，唯名论的重要代表阿伯拉尔从个别高于一般这个基本论点出发，认为专名指的是个别对象，而通名则没有一个同样明确的对象与之相对应，只不过是代表一个类的名称或记号，在近代，培根提出四种幻象的理论，其中的“市场幻象”就是指由于人们对语言文字的意义理解不同而引起的误解。霍布斯提出名称所指理论，认为名称或词是标志与记号的统一。洛克是观念论的意义理论的创始人，认为词的意义就是与这个词相联系的观念。密尔提出内涵和外延的理论，认为绝大部分词和词组既起指示(外延)的作用，又起包摄(内涵)的作用，不过专名只起指示而不起包摄的作用。布伦塔诺首先提出意向性理论，认为心理现象都具有意向性，即指向一个所意向的对象。可见，从古希腊到近代，许多哲学家都对语言进行过哲学考察，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考察是一切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或先决条件。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其他任何哲学学科都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澄清或解决哲学问题。在这些哲学家看来，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或者说，存在阶段、思维阶段和语言阶段。在古希腊，哲学家们侧重于研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探讨世界由以构成的最终成分。他们试图找出现实存在的来源、现象后面的本质或者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因此本体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研究的中心。到近代，从笛卡尔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也就是研究认识究竟来自经验还是来自理性，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研究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等。这种转变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到了现代，哲学的发展又从认识论阶段转向语言哲学阶段，对语言的研究已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许多哲学流派已认识到，哲学问题不过是关于语言的意义问题。哲学研究之所以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离开认识来讨论存在，那是收不到成效的;而哲学研究之所以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也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楚语言的意义，而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
西方哲学家通常把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的这种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转向”，并把这种转向看做哲学中的一场伟大革命。英美分析哲学家特别鲜明地持这种观点。例如，罗素强调哲学的任务主要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哲学不仅应当成为对日常语言的逻辑批判，而且应当成为对理论自然科学和传统哲学的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也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语言分析，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即对思想进行逻辑阐明。石里克也认为哲学不是一个认识体系，而是一个活动体系，哲学是一种显示或者确定命题的意义的活动。赖尔认为语言分析是哲学的唯一的和全部的职能，哲学的目标就是在语言的用法中找出那些反复出现的误解和荒谬理论的根源。总之，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语言是哲学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语言分析弄清科学语言、哲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意义。
现代欧洲大陆各个哲学学派从另一角度强调语言研究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卡西勒提出“符号形式的哲学”，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把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科学等文化现象看做“符号形式”，把由这些文化现象构成的全部人类文化看做“符号世界”，在这一切符号形式中，语言处于最关键的地位，它贯穿于各种符号形式之中。胡塞尔试图建立一种纯粹的逻辑语法，这种语法以语言符号和语言表达式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对一切语言都适用的那些共性问题。他说:“语言问题无疑属于建立纯粹逻辑学之必不可少的哲学准备工作。”[1]梅洛-庞蒂认为语言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哲学反思问题，哲学本身无非是一种使语言转向它自身的企图。恰恰是对于语言这种“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现象的说明，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克服意识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的手段。他把现象学看成一种关于语言的一般理论，认为语言问题比所有其他问题能使我们更好地探讨现象学。他说:“语言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加清楚地采取一种既是特殊问题、又是普遍问题(它包括所有其他问题、包括哲学问题)的形式。”[2]海德格尔从他的基础本体论出发，把语言问题置于哲学的核心地位，认为逻各斯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是存在的住所。伽达默尔在他的哲学释义学中强调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释义学现象本身就是语言现象，对语言的理解是哲学释义学的基础。他说:“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3]又说:“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起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4]此外，结构主义者继承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语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面。可见，欧洲大陆各个哲学流派尽管没有像英美分析哲学家那样明确地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语言分析，但语言研究也显然在它们的理论中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海德格尔等人甚至把语言问题看做哲学问题本身。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在20世纪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5]利科也认为，当今各种哲学都涉及语言这个共同的研究领域，无论维特根斯坦或者英国语言哲学，无论胡塞尔或者海德格尔，无论布尔特曼或者其他新约圣经注释学派，无论结构主义或者精神分析，无不涉及对语言的研究。他说:“今天，我们都在寻求一种包罗万象的语言哲学，来说明人类的表示行为的众多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6]
概括说来，现代西方各个哲学流派普遍重视语言哲学的研究，即重视哲学中的语言问题的研究，不过，不同学派在这项研究中的出发点或侧重点各不相同。英美分析哲学家普遍认为研究语言是消除或澄清哲学混乱的有效方法，还认为这也是理解思维与实在的最佳途径，现象学家强调语言研究对现象学理论的意义，存在主义者着重从本体论角度考察语言，把语言看做存在的住所，释义学家强调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结构主义者则把结构语言学的语言模式看做社会研究的理想模式。尽管它们各自的出发点或侧重点不同，我们也能在它们的理论中发现许多一致或交错之处。
“语言转向”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的背景。首先，数理逻辑自19世纪末以来的蓬勃发展，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一种精确严密的手段。许多分析哲学家同时又是作出重大贡献的数理逻辑学家。例如，弗雷格是现代数理逻辑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创立的数理逻辑系统，成为后来分析哲学家用以进行语言分析的主要工具。罗素继承和发展了弗雷格的数理逻辑理论，提出一整套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方法，他倡导的摹状词理论被看做逻辑分析的典范。其他如塔尔斯基关于形式语言的语义系统理论，卡尔纳普对于形式语言的句法分析，赖欣巴赫对概率逻辑的研究，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欣梯卡、克里普克、冯·赖特等人对模态逻辑语义理论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语言哲学的发展。其次，语言哲学的产生适应了当时科学界和哲学界追求精确知识的趋向。在20世纪初，自然科学理论中发生了一次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变革，这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对经典物理学提出严峻挑战，否定了经典物理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这自然引起许多自然科学家的震动，同时也引起那些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感兴趣的哲学家的深切关注。他们十分重视科学知识的精确性问题，认为基本科学概念的混乱往往产生于科学语言表达式的混乱，通过对语言表达式的分析有助于防止和排除科学概念的混乱。逻辑实证主义者大多是从这个角度去从事科学语言分析的。再次，语言哲学的产生也与当时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相适应。在19世纪，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先后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思辨哲学越来越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不相适应，于是先后出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思潮，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树起“反形而上学”旗帜，对传统的思辨哲学提出挑战，力图使哲学实现科学化、非世界观化或多元化。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罗素和摩尔都是新黑格尔主义的反叛者，石里克、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更明确地提出通过语言分析消除形而上学的战斗口号。在欧洲大陆各哲学流派中，以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反形而上学色彩最为鲜明，德里达等人明确提出他们的反形而上学纲领。在这些学派反形而上学的斗争中，语言分析是他们使用的一个重要武器。可以说，语言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与这些流派的反形而上学斗争平行发展并且相互促进的。最后，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和传播对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英美分析哲学家不同，欧洲大陆哲学家在研究语言问题时大多重视语言学家，特别是结构语言学家的某些研究成果，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以及梅洛-庞蒂和利科等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洪保、索绪尔、本维尼斯特等人的语言学观点的影响。结构主义者直接把结构语言学的某些原理和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利科汲取本维尼斯特关于符号与语句相区别的观点来建立他的话语理论，梅洛-庞蒂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的观点直接接受了索绪尔的影响。
语音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初建立以来，已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在此期间，西方语言哲学取得了巨大进展，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哲学家，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语言哲学论著，形成了若干语言哲学流派，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语言哲学理论。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提出的各种观点中，有一些是我们不赞同的或者值得商榷的，但也有许多观点具有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的来说，我们不赞成把全部哲学问题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不赞成把澄清语词或语句的意义看成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或唯一任务，也不赞成把语言分析方法看做哲学研究的主要的或者唯一的方法。但是，应当承认，语言哲学作为哲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它可以把语言问题看做语言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可以把澄清语词或语句的意义看做语言哲学的主要任务，也可以把语言分析方法看做语言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只要对语言哲学的范围和任务作诸如此类的限制，那就应当承认语言哲学作为哲学中的一个与逻辑哲学、心智哲学或科学哲学并列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是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的。近十多年来，国内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在研究哲学中的语言问题或者语言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过，由于语言哲学在我国是一门刚刚引起人们注意的新学科，也由于这个研究领域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因此，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为了推动这项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家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对它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去粗取精，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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