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

与逻辑哲学、心智哲学、科学哲学等分支学科一样，语言哲学也是在整个西方哲学的河床中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脱离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轨道。任何一个有国际影响的西方哲学家，无论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或者蒯因，也无论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或者利科，他们的研究都不是局限于语言哲学、逻辑哲学或者心智哲学等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往往同时涉及好几个研究领域，尽管每人有不同的侧重。例如，罗素既是一个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又是一个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还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政治活动家。在每个哲学家的思想中，他的语言哲学观点又是与他关于其他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观点同时并存，而且相互影响的。我们在这里考察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时，只限于考察有关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探索各种语言哲学理论的师承关系。

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民族、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现代西方哲学分为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这两个各有其特色的传统。在现代英美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分析哲学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从语言哲学着眼，可以把分析哲学思潮分为形式语言学派(或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是形式语言学派的创始人，逻辑实证主义者是它的主要代表。弗雷格、罗素等人缔造的现代数理逻辑，是这个学派用以进行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的主要手段。弗雷格把研究意义理论看做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含义和指称的区分，认为词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有意义。罗素主张摹状词论的指称理论、指称论的意义理论和符合论的真理理论。前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簇摹状词理论、图像论以及逻辑原子论的符合论。他们的这些观点都对后来语言哲学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亨普尔等人对意义证实理论的长期探索，反复修改，卡尔纳普对语形学和语义学的研究，赖欣巴赫对概率的意义理论的探讨，塔尔斯基提出语义论的真理理论，这些研究成果也成为英美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摩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创始人，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等人是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摩尔倡导的概念分析方法成为这个学派用以进行语言分析的主要方法，他对日常语言和常识的强调成为这个学派的共同信条。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和功用论的意义理论，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学派的语言哲学观点，而且对其他流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如塞尔、利科等人)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后，赖尔的意义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对传统符合论的修订，斯特劳森在指称理论、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等方面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也是英美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英美语言哲学界，除了形式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这两大学派外，实用主义者皮尔士等人也提出许多重要的语言哲学观点。他们的实用论的真理论在西方各种真理理论中独树一帜。皮尔士对符号理论和意义理论的研究，杜威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和符号的区别以及“有理由的可断定性”等观点，刘易斯从严格蕴涵的内涵逻辑出发提出的意义理论，莫里斯的符号理论等，也是英美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和布兰夏德等人提出的融贯论的真理论，也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真理理论。

50年代后，英美语言哲学中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向:一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另一是形式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的结合。蒯因可以说是头一种趋向的主要代表，他的本体论承诺原则和译不准原理都鲜明地表现出这种趋向。他对传统的指称论意义理论的批驳，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传统区分的批驳，以及对整体论的意义检验理论的倡导，都对下半世纪英美语言哲学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戴维森则可以说是后一种趋向的代表，这种趋向在他那里表现为他试图把塔尔斯基的语义论的真理论从形式语言扩大到自然语言，并由此提出他的真理论的意义理论。一般说来，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家既不像弗雷格、卡尔纳普等人那样专注于对形式语言的构造或分析，也不像摩尔、奥斯汀等人那样局限于对日常语言进行概念分析，而是致力于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自然语言，探讨自然语言的形式化问题，蒙塔鸠语法可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在20世纪下半叶，在英美语言哲学中还出现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向，这就是随着模态逻辑在近几十年的蓬勃发展，模态逻辑语义学或可能世界语义学也得到巨大发展。克里普克在语言哲学领域内的成就就反映出这种发展趋向。他对“可能世界”这个概念的论证和应用，他对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区分，以及他提出的历史的、因果的指称理论，已成为英美语言哲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

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条路线:一是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二是从普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三是从古典释义学、释义学理论、哲学释义学到批判释义学。这三条发展路线并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的。

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既影响了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也影响了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并由此提出他的意义理论。他关于意义-意向、意义-实现以及生活世界等概念的看法，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有很大影响。梅洛-庞蒂既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也接受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他对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以及科学语言、哲学语言和诗歌语言的比较等问题，都提出了他的看法。海德格尔虽然接受了胡塞尔的影响，但他主要是从他的基础本体论的角度探讨语言哲学问题的。他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把语言看做存在的住所，认为不是语言服务于人，而是人服务于语言。萨特也从存在主义立场论证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就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说，语言就是人的存在本身。

洪保作为普通语言学的主要创立者，他关于语言的形式和质料的区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形成中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对其后的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言学发生了很大影响。索绪尔作为结构语言学的缔造者，他关于语言符号系统、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原理、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语言、言语和文字的关系，以及语言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不仅直接影响了日内瓦学派，影响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而且影响了法国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以及梅洛-庞蒂、利科等其他流派的哲学家。雅各布逊作为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在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原理的基础上，探讨了音位的差别特征，提出了他的结构语音学理论。叶尔姆斯列夫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代表，建立了他的颇有特色的语符学理论，在语言系统、语言结构、语言用法等问题上提出许多值得注意的观点。布龙菲尔德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创始人，提出“形式”和“形式类”这两个新概念以及直接成分分析方法，他的观点影响了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描写语言学的基础上，创建了他自己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这种理论已成为当前美国语言学中的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

结构主义者继承了结构语言学的许多观点，并把它们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例如，列维-斯特劳斯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和神话学研究，拉康把它们应用于精神分析，福科把它们应用于知识论的研究，皮亚杰把它们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他们还对“结构”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了细致分析，概括出结构的基本特征。与他们相反，后结构主义者大多对“结构”概念持批判态度或否定态度，这点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释义学家对语言哲学的研究集中在对理解和解释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剖析上，他们仔细地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探讨理解方法和说明方法的区别、理解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理解的历史性与客观性、社会交往中造成误解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在古典释义学与哲学释义学之间，在哲学释义学与批判释义学之间，都存在着许多意见分歧。释义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各种看法构成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另一个侧面。

与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关系相似，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也是两个各自具有其特色的哲学传统。属于这两个传统的哲学家在研究语言哲学时，不仅得出的结论不同，而且他们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也不相同。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两大传统之间很少交往，甚至出现相互轻视的对峙局面。可是，最近二三十年内，这两大传统之间开始出现一种相互接近、相互汲取甚至相互融合的趋势。例如，一方面，有些分析哲学家开始重视布伦塔诺、胡塞尔等人提出的意向性理论，并把它引入意义理论的研究中。过去，形式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专注于语形学和语义学的研究，而忽视语用学的研究，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开始注意考察说话时的语境、说话者的意图和目的、听话者的信念等语用学因素，维持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已反映出这种趋向。近二三十年来，齐硕姆、格赖斯、斯特劳森、塞尔等哲学家在从语言哲学角度研究意向性理论，特别是在意义与意向的关系方面，又取得重大进展。这个事实既表现出英美语言哲学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一种融合，也表现出心智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哲学家过去大多不注意研究语词的指称、语言意义的标准等问题，近几十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在这点上，利科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中，不仅汲取了胡塞尔、索绪尔等人的观点，同时也汲取了日常语言学派的某些观点。与英美分析哲学家相似，他也注意研究语词的指称，特别提出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一级指称和二级指称这个新观点。西方哲学界有人说释义学可能成为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这两大哲学传统之间的桥梁，这种设想是有一定根据的。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在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这两大传统之间，或者在各个哲学流派之间，或者在各个哲学家之间，既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也存在着某些相似或接近之处。对这些流派或哲学家之间的语言哲学观点上的异同进行分析比较，无疑是一件很有理论意义的工作。这种分析比较不仅是多方位的，而且是多层次的。既可以对这两大传统的语言哲学理论进行分析比较，也可以对每个传统内部不同学派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分析比较，还可以对每个学派内部各个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分析比较，甚至还可以对一个哲学家(譬如维特根斯坦)在不同时期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分析比较。由于这种分析比较涉及面如此广泛，难度很大，而且没有先例可资借鉴，本书所作的分析比较至多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