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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扬法兰西

时间:2022-09-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749年,狄德罗因为触怒了教会被判有期徒刑,而卢梭在狄德罗服刑期间几乎天天都会去探监。不过,那位获奖的神甫如今已无人知晓他的名字,而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此外,卢梭颇具远见地认为,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人权与主权不能相互否定。

1749年的夏天,40岁的卢梭还在法国乡间游荡,一位朋友的入狱改变了这位中年人平静的生活。狄德罗是卢梭少有的几个朋友之一,正在编写百科全书的他经熟人介绍认识了放荡不羁的卢梭。两人一见如故,狄德罗当即请卢梭编写百科全书的音乐部分。1749年,狄德罗因为触怒了教会被判有期徒刑而卢梭在狄德罗服刑期间几乎天天都会去探监。卢梭因为贫困坐不起马车,所以每天只能徒步去监狱。就在卢梭一边走一边随手翻看《法兰西信报》时,来自第戎科学院的一则征文题目把卢梭深深吸引住了。他看到这个题目时,身体仿佛被雷电中,自儿时起熟背的那些古希腊、古罗马经典如火山一般在他的头脑中喷薄而出。他一路上振振有词,一篇传世之作如泉水般呼之欲出。就这样,卢梭一边说一边流着泪见到了狄德罗,而身陷囹圄的狄德罗不仅惊讶于卢梭的超世之才,也被卢梭那赤子般的热忱感动得痛哭流涕。卢梭和狄德罗就这样隔着铁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狄德罗帮助卢梭完善了他文章的结构,并鼓励他向第戎科学院投稿。于是,一篇震惊欧罗巴的雄文就这样诞生了,它就是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在文章中,卢梭雄辩地阐述道,人类社会之所以走向堕落和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与艺术和生产劳动的二元化日益加深,当科学与艺术彻底脱离劳动和民众之时,人类社会便已经跌到了黑暗的深渊中。即使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更加便捷,即使艺术的繁盛让人们的生活显得多样,但这些都不能掩盖社会风俗的堕落和人性的全面异化。因为,科学与艺术没有底层生活体现,缺乏观察和实践能力的专家、学者、富豪、统治者们,仅仅是依据“拍脑袋”来支配民众的现实生活,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臆想和刚愎自用中不断走向没落。卢梭的这篇文章将他傲视一切腐朽传统的战斗精神融入了字里行间。他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的繁文缛节、华而不实的辞藻骈文,以及轻佻的文艺作品,无不彰显着他们精神的崩坏,无不散发着虚伪、冷酷、奸诈、贪婪的恶臭。这些脱离了民众、脱离了生产劳动的科学与艺术束缚着人们的精神和天性,葬送了人类文明的前景。自私有制产生之后,人们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枷锁之上,只有从那纯朴的庄稼汉的粗布衣服之下,才能发现健康的躯体和高贵的灵魂。

自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卢梭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江湖散人,变成了一位享誉法兰西的天才人物。不过,论文的获奖除了给卢梭带来了荣誉和光环之外,也将他推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论文引发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大论战,明枪暗箭一时间一同射向卢梭。然而,这位桀骜不驯的天才并没有被滔滔舆论的恶浪吓倒,他从容不迫地撰文逐个进行反击。然而,两年过后卢梭对这场论战已经感到厌倦,他决定就此搁笔,不再发表任何关于这场论战的文章。正当卢梭准备偃旗息鼓时,夏尔·波尔德却于1753年再次发表了《再论科学与艺术带来的好处》一文,对卢梭展开猛烈攻击。这次,卢梭并没有立刻对其进行反击,而是变换了另外一种思路。他决定把自己的思想加以系统整理,并找机会将这些观点更加详细地阐述。

机会说来就来,1753年第戎科学院再次在《法兰西信报》上进行有奖征文,征文要求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为题目进行论述,优胜者将获得金质奖章。卢梭被这个征文的题目深深地吸引了,他没有想到第戎科学院能够以如此宏大而深刻的主题进行征文,兴奋不已的他立刻着手进行写作。为了能够使自己静下心来写作,卢梭到法国的乡间小镇隐居了数周。他每天都要在丛林中散步,尝试回到人类最为远古的生存环境,寻找造成人类不平等的真正根源。卢梭奋笔疾书,对那些扭曲人类原始本性的谎言一一批驳,推演着人类社会的演变,使人们看到人之所以会遭受不平等所带来的痛苦的真正原因。

然而,第戎科学院并没有让卢梭的这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获奖,而是将奖章颁发给了一位主张“世上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安排”的神甫。这位神甫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源于上帝的意志,而那些因不平等而遭受痛苦的人,是上帝对人类的罪恶和恶欲的惩处。第戎科学院将卢梭没有获奖的原因归结为字数过多,即“宣读起来超过了规定的三刻钟”,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真正原因是卢梭提出的人类的不平等源于私有制的论断极具颠覆性,也正因此第戎科学院的院士们没有将赞成票投给卢梭。不过,那位获奖的神甫如今已无人知晓他的名字,而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表之后,卢梭并没有停止对人类未来的思考。他深深知道,揭开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秘密之后,更需要做的是指出人类社会应当取向何方。于是,《社会契约论》一书在1762年横空出世。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制度,从而避免特权和奴役对民众的伤害,同时指出建立以契约为基础的共和国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卢梭在书中以极大的热情为底层民众宣传自由平等口号,并理性地指出自由和平等并非为所欲为,人们必须以促成共和国的团结统一为根本目的,在良性秩序下用“约定的自由”置换“天然的自由”,这种契约社会是比原始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更为理想的社会。此外,卢梭颇具远见地认为,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人权与主权不能相互否定。虽然民众有权对不遵守契约的政府行使否决权,并有权将其推翻,但是政府同样有权力制裁不服从社会契约的公民,维护共和国的秩序和稳定,而政府与民众最终应当统一到对国家的热爱之上,因为对国家的热爱具有最高的普适价值。

《社会契约论》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核心精神被载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人们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两国的宪法。《社会契约论》之所以颇具实践性,原因在于它并非纯粹由卢梭的概念推演而产生,而是18世纪欧洲工匠阶级占据主导的日内瓦共和国的真实写照,卢梭作为一位日内瓦公民,对其有着深刻的了解。日内瓦是移民共同体,采取了一种管理国家的独特方式。以工匠阶级为主体的日内瓦公民每年召开一次大会,选举共和国的执政者。而这种公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是工匠阶级代表大会制度,其前提在于有手艺的劳动者并无先天的社会背景,相同的起点保证了契约社会的形成和良性运转。契约社会作为民主社会的实体,其基础无疑必须是劳动者的平等。

《社会契约论》出版之后,卢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和他的著作早已被统治阶级憎恶,多个国家下令焚毁他的书籍,并且要将其逮捕。但卢梭顶住压力在1762年时再次发表力作《爱弥儿》,这本书表面上是谈论他对教育的看法,实质上是通过爱弥儿抒发自己反封建、反宗教的强烈情绪。而卢梭也终于引发了统治者们的集体愤怒,年近耳顺的他为了躲避迫害,再次开始了悲惨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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