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和法国

到16世纪，有些事开始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乡村贵族原先的利益限于特殊利益的共同体和地方特权，如今却卷入了全国性网络。当这些网络逐渐制度化后，一度曾是地方取向的贵族，开始在民族国家出任公职，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受益人发展出全新而广泛的阶级利益。

对于贵族阶层如何取得全国性的和基于经济的身份认同，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越来越细致的描述。不过，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行为变迁的起因，仍是有争议的话题。正如第三章中对佛罗伦萨的讨论所显示的，城市的“自由空气”并不是普遍性价值的充分源泉。相较其乡村对手，城市精英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并深嵌截然不同的网络之中；佛罗伦萨人和其他城市寡头执政者因而从未超越地方利益，并最终变得再贵族化以保护其特权。

国际贸易使一些精英致富，但并不必然激发资本主义或有助于打造强国。本章及下一章对这些国家的比较分析表明：贸易和殖民主义能支撑地方特权并延缓国家形成（如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或直到那些国家形成之后且资产阶级和无产者陷于阶级斗争之中（如在英格兰和法国），贸易和殖民主义很大程度上与阶级和国家形成并不相关。

在最初的民族国家形成前后都有战争。查尔斯·梯利和其他人的工作使我们能追溯军事竞争在规模、技术和支出上的增长是如何使弱势的主权国家被边缘化并被淘汰的，直至欧洲数百个（主权有部分）交叉的政治单位减少到数十个。不管是梯利对国家内或国家间强制手段的日益深化的分析，还是历史学家们对战争和外交的更为描述性的研究，都不能解释为何精英之间的竞争，从16世纪开始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来组织。本章发现国家形成的第一个起因在于精英斗争和社会关系的国家化（nationalization）。

一如我在此前各章所指出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封建精英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慢性病”，并分析了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如何塑造了全新心理状态、产生了新的利益和新的行为模式。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者——正如就《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的著名论述之含义的争论所展现的那样——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有“两条道路”。马克思不确定商人是否能独自通过贸易需求的增长来转变生产方式，还是“生产者”（不管他们是谁）不得不先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破坏封建的自给自足并开创市场，而这又会转而刺激更多资本主义生产。关于贸易和阶级斗争哪个是变革动因的争论，主要由站在贸易这一边的保罗·施维茨（Paul Sweezy）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及阶级这一边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推动[1]。两边都无法令人信服：我们无法得知贸易是如何刺激资本主义而非奴隶制、封建主义、分成制，及其他与市场和贸易保持高度兼容并存的生产方式的。把阶级斗争看作资本主义首要原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解释：封建阶级斗争如何及为何在16世纪出现一个新转折，以及为何这一斗争的全新决定因素生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本章及随后各章中，我将就这些起源的老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思路。一如读者们也许会猜到的，我把精英斗争而非阶级斗争作为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在将宗教改革视为欧洲封建主义历史的转折点这一点上，我同意韦伯，但不同意他假定的社会心理学理由。相反，宗教改革之所以是决定性的，乃因它开启了精英利益新的分裂，转变了精英能力，并由此在16、17世纪的欧洲形塑了国家和阶级形成的进程。

第二章对中世纪英格兰和法国农村关系变迁局限性的分析做了总结。多元精英结构的延续限制了任何个别精英取消农民土地租约或强加农奴制的能力。相反，土地领主们通过因时因地而异的剥削方式来榨取现金或劳役，以应对在法国各省和英格兰的或固定或变迁的精英关系结构。多元精英之间斗争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慢性病”被宗教改革动摇，它为英格兰和法国的精英斗争开创了新的重要机会。本章开头，我会列出法国和英格兰的各类精英尝试利用宗教分裂创造机会的不同方式。随后追溯各种精英如何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操作，最终导致政治转型，在两国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