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国家建设的启示

时间：2022-09-1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二）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国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赋权给现代国家的同时限制国家权力，这就是基于现代逻辑的国家理性命题所呈现出的悖论性内涵。后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于权力集中的国家构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对于如何控制全能国家难以成功或正在进行制度化改革。

一、国家主导秩序的必要性

（一）无论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国家自主性建构和必要干预都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48]不能以为宣称自由、民主占据了道德高地就能解决问题，殊不知在国家的基本规章制度没有确立或巩固的情况下就简单照搬西方的市场化和民主化，结果往往是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衰退、社会矛盾的激化。福山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的许多国家当务之急是加强“国家构建”，“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的国家或失败的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49]诸如“拉美现象”和“非洲危机”很大程度就是由于“国家构建”的失败，或者“国家构建”没有得到执政精英足够多的重视，在国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制度框架作保障的情况下，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的经济改革，或者由于接受了发达国家附带严苛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建，实行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后果是使经济社会生活状况更为恶化，导致国内秩序的失序和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附。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强化它们的国家制度的基础力量应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只能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核心职能。” ^[50]而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自摆脱殖民统治以来，选择威权统治和强化现代国家的秩序建设，以“后发优势”摆脱“发展依附陷阱”，走上国强民富的新兴民族国家道路。即便是从发达国家改革来看，诸如“撒切尔夫人改革”和“里根改革”也是喜忧参半，到布莱尔和克林顿时代都选择“第三条道路”，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

（二）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国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当我们追问：是谁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呢？又是谁在改变传统中国的面貌，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呢？无论是从“救亡图存”的革命还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来看，一个独立、富强和民主的现代国家召唤着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开拓进取，也是现代国家整合着利益冲突、凝聚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的再次腾飞而努力。中国不同于西方的鲜明之处在于：国家不是一个被遮蔽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发挥着国家的自主性。对于西方而言，尤其自近代国家出现以来，一部公民权利的增长史也是一部反抗国家权力的抗争史，国家作为一种“必要恶”的观念根深蒂固，国家总是处在被诅咒的尴尬境地，监督和限制国家成为西方基本政治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自主性是被严重遏制的，国家更大程度上沦落为仅从工具性上或者从结构功能上来理解，仅仅把国家当作是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博弈的一个平台，对于国家的轻视和敌视使国家成长和发挥国家作用受阻，尤其随着多元主义对国家的冲击和瓦解，整合民主冲突的共识很难达成，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福利国家阶段，过去那种对于小政府的赞美在当今却是难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人们的需求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出现，一个集权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干预也就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趋势，这也是国家作为重要的“自变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原因，“国家主义”和“回归国家”成为一股强大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

二、监督制约国家与国家的反思平衡

作为现代政治知识史的国家理性，一方面致力建构现代国家，另一方面努力控制国家权力。赋权给现代国家的同时限制国家权力，这就是基于现代逻辑的国家理性命题所呈现出的悖论性内涵。后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于权力集中的国家构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对于如何控制全能国家难以成功或正在进行制度化改革。诸如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走向全能国家，在经济上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停滞不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甚至受到打压，民营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另外，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仅靠计划根本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用于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极其匮乏，什么都靠“凭票购物”的年代现在人们依然记忆犹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难有较大的改善。从政治上看，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中西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试图通过运用国家权力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解决人们的思想和心理认知问题，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动上去，导致法律虚无、社会失序，也使国家错过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国家核心决策层思想认识的偏差、策略选择的失当，使得国家发展战略跑偏，走到不得不改革的境地。难能可贵的是我国的国家建设通过学习型政党不断调适自己的行为，适应变化着的外部环境。在模仿中寻求自主，在自主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反思平衡，对不足进行修补完善，在一个永续的进程中探寻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机理。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自我反思和调适的线索，治国理政的很多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如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权力分享、多中心治理等治理理念的变革是非常巨大的。从治理模式的转型而言，也越来越趋于合理，符合人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诸如从全能型国家走向后全能主义国家再逐渐过渡到法理型国家，从发展型国家走向后市场主义国家再逐渐过渡到生态型国家。对国际社会而言，也经历了从招商引资“迎进来”到加入WTO“与世界接轨”再到参入国际竞争的“走出去”。

在这种国家主导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在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早期，当权力的分散实现了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的使命之后，国家会不失时机地使权力重新凝聚化，建立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权力的集中并非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 ^[51]因为国家治理的效度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主要应该建立起一种“法制—遵守”模式，尤其把权力的执掌者纳入法律的制约中去，从而通过驯服的行政权力更好地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和正当权利的需求。一方面，要把社会权力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随着社会革命的成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国家权力必然逐步退出社会领域，缩小政治控制的力量和范围，同时扩大政治参与，将被社会发展动员起来的各种利益群体容纳进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之内。” ^[52]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尽可能发挥市场化的基础性作用，“分权松绑式”改革带来了市场生机和社会活力，市场繁荣、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极大改善和社会自治程度也越来越高。当然，市场化改革也并不是就要求“国家退却”和搞“私有化”。即使我们充分看到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功效，市场有助于“把蛋糕做大”，但把“蛋糕分均”却需要国家“权威性的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减少利益集团的操纵都需要国家的干预。也可以说，只有在国家提供的法治秩序下，保持市场公平有序的竞争，才是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当我们放大市场化和社会自治的功效时，我们是否又看到“市场失灵”和“社会失效”所带来的社会急剧不平等和社会失序呢。经济危机和无政府状态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但又常常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境地。“经济救市”和“对社会的治理”就是人们渴望国家这方面的具体职能得以实现。因此，国家在与社会和市场的博弈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些基本的共识：国家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巩固和完善国家的基本制度建设，调整和完善国家的职能，诸如注重加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和完善分税制改革、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均衡发展等，从而使经济建设软着陆、中央与地方的集分关系保持平衡、公民的民主权利也越来越多地得到法律的保障，从而确保社会主义道路在更加稳健的制度化渠道内有序前行，使国家职能归位到它最应该发挥作用的职能上来。尽管现代国家的集权程度可能要比王朝国家还要强大，例如，过去“皇权不下县”，九品芝麻官的县官就是官僚体系中最小的官；而现在国家权力下渗，权力延伸到乡、甚至到村，统一的法律体系、统一的税收制度和统一的官僚制度，使现代国家的组织严密、机构庞大和能力强大，这种集权程度的加深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特例，而且是世界范围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选择的共同趋势。但是现代国家为什么更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呢？从获得主体法人资格的国家本身来看，具备反思性自我平衡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肆无忌惮、恣意妄为的国家行为必然是“自掘坟墓”，走向短命。

国家的自我反思平衡，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就是指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权利主体，国家能够像个人那样自我反思，“自我的反思性投射：由自我叙述的反思性秩序来构成自我认同的过程”^[53]。在吉登斯看来，“现实的主权本身……应该被视做某种不断自反性地加以监测的东西”^[54]。从个人自主性而言，一种特殊的自我发展经历的形成，靠的是通过反思性组织起来的内在参照型体系。只有具有内在自我反思的机制和习惯才能更好地规约自我的行为、做好自查和调适，同理，一个具有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能力的国家也需要对国家构建的秩序不断进行反思和重构，超越狭隘的统治阶级和部门集团利益，以公共利益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这是寻找内在机制来塑造国家的品格，构建自主型国家，从而使秩序的构建更加合理。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反思平衡机制，这要求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道义支撑来规约自身，如何发挥国家主体性，如何通过国家主体间性（公共理性或交往理性）来发挥主体性，如何通过主体的移情能力和内心的独白来发挥主体性，从主体性这一现代化逻辑的内核上来思考构成解决问题的出路。国家的自我反思平衡，从实践层面就是指不能偏执于集权或分权、国家或市场、国家或社会其中的一端，毕其功于一役。并且只有把国家的自我反思落实到制度化反思的安排中去，才能更好地贯彻国家的自我监督，“包括例行化地把新的知识和信息纳入环境当中并予以重构或重组”^[55]，这样，才能不断地更新和调试国家的行为，符合新的时代特征。

三、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何去何从

中华文明曾经以独特的朝贡体制建立过辉煌的大帝国，直到18世纪中叶还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自那以后，封闭自大的大清帝国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和民族国家的冲击而迅速衰落下来。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近百年的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中，面临着如何从一个泱泱帝国转化为民族国家的建立问题，面临着不再是依赖帝国列强或地方军阀而是考虑如何完成党建国家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改变落后挨打、积贫积弱的四分五裂的局面而走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发展的道路的问题。也即是说，被西方列强拽入现代国家的中国，对于“为何要有国家”、“如何才有国家”以及“国家应当何为”这三大根本性问题的回答成为革命家和建设者思考的主题。诸如维新改革派试图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以总统制效仿美国，共产党人成立新中国初期效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一次次以失败而告终，也说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尽管中国模式的称谓已经沸沸扬扬，但笔者认为中国模式还远远没有成型，也只是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中国的经验有待进一步总结，所谓的“中国道路”也依然在路上。中国未来的何去何从也正处在十字路口，一方面，国家权威和国家能力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国家构建中所涉及的自由与权威、个人与国家、市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突出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也是我国现代国家建设无法回避的任务。对于国家的认识和国家职能国内也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和国家主义者试图赋予国家一种道德性和优先性，这给了现实的国家以超验理性的特质；另一方面，致力于限制国家权力……尝试将国家从神坛上拉下来，使其匍匐在社会之下，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治结构。前者难以成为主流力量，后者难以获得主导机会，这使得国家行为的理性性质大为下降，现代国家建构的前景令人担忧” ^[56]。也许不是在这两种方向上抉择其一，而是把国家的道德性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二者结合起来，也正因为这二者的平衡非常难以实现，国家问题也才构成政治生活永恒的政治难题。

【注释】

[1][美]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9页。

[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转引自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6—237页。

[3][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4]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

[6]穆立立：《欧洲民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7]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8][英]巴里·布赞等：《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9]Q.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Vol.2，p.353.

[10]张康之：《论伦理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11]目前就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现在已经过时，正在被人们废弃，并且将被废止”。引自[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

[1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页。

[1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47—312页。

[14][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51—57页。

[15]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303页。

[16]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5页。

[17]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303页。

[18]Gianfranco Poggi，The State: 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p. 20.

[19]戴辉礼：《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中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0]Michael Mann，States，War，and Capitalism， Oxford：Blackwell，1988，pp. 5-9.

[21][美]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2]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9页。

[23]肖佳灵：《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70页。

[24]俞可平：《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2页。

[25]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9页。

[26]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转引自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7页。

[27]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9—230页。

[28]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1页。

[29]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2页。

[30]John Keane，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London，New York：Verso，1988，p. 103.

[3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9页。

[3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0页。

[33]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903.

[34]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3—314页。

[35]John Keane，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London，New York：Verso，1988，pp.49-51.

[36][德]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37][德]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38]《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