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建设理论与新国家观

第二章　中国国家建设理论与新国家观

国家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国家中心主义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基石，大多数国际政治思想家都把国家作为理解国际事务的中心^[1]。但是，国家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存在，在英国学者巴里·布赞看来，国家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最初的国家形态不过是城邦、游牧帝国，直到近代以来才转变为现代国家，而且现代国家也不是永恒的，必将被新的国家形态所取代^[2]。这是我们认识国家的重要方法论。

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在法理上需要具备一系列基本条件，在制度形态上呈现为现代型国家。“300多年以来，国际体系的特征基本上体现了对国家及其主权中心地位的认可”，“每个国家都被视为对外拥有主权以及法律上平等的政治行为体，每个国家都被当作享有在其领土范围内至高无上统治权威”^[3]。因此，每一个国家要进入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就必须完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这一过程被学术界称之为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一般而言，现代国家的建设往往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结果，体现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从近代西方国家建设实践来看，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前现代国家转变为绝对主义国家，消弭了各种领主、贵族、教会等独占的额外权力，确立了国家主权（最初主要表现为君主主权）的至高地位；第二步是在国家主权确立稳固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市民社会的成长，通过民主化的制度推进，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制度形式^[4]。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发展与近代资产阶级扮演了关键角色。

与近代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家建设不具备社会领域中的现代资产阶级和市场经济，缺乏承担国家建设的现代社会力量。恰恰相反，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中国社会呈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结构，主权破坏，政令不畅，地方自行其是，整个国家陷入了国家衰败的权威危机之中。晚清以降，如何摆脱国家权威危机，创建一个能适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国家制度，一直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的核心问题。在历经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政治力量的反复探索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初步实现了国家建设的第一步任务。诚如杨雪冬所言，1949—1978年间国家建设消除了众多的权力竞争者，实现了国家的基本统一；通过重构社会阶层、灌输意识形态、动员民众参与、集中权力以及建设干部队伍等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措施建立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5]。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家建设的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特别是台湾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制度领域还存在不少与之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

然而，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又对中国国家建设提出新的任务。不管是已经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西方国家，还是没有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都面临着新的共同的国家重建任务。“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分别从国内和国外界面削弱了国家主权的社会基础，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基础遇到严峻挑战。“主权让渡”、“主权限制”、“超越主权”、“共享主权”等各种削弱主权的声音越来越强^[6]。抛开不同学者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论，从民族国家独享主权的时代向国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共享主权的时代转变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晰。民族国家建立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新型权力关系，成为国家重建新的历史任务。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要求中国学术界不仅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更要重视从全球和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如何通过国家建设理论的研究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最终实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与其他国家、非国家、跨国家乃至超国家行为体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和行为模式，是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