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宇宙观。中国哲学家从来不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看成是孤立封闭、静止不动、机械排列的系统，而是变化开放、创进不息、普遍联系的整体，它包举万象，统摄万千，无限丰富。“至大无外，谓之大一。”^[19]这里的“大一”就是宇宙。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0]《周易·系辞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创化流衍的宇宙信念也造化成博大的人生观。儒家立人立己、成己成物、民胞物与的仁心；道家万物与我为一、天籁齐物的宽容；佛家普度众生、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天道的创化力融为一体，德合无疆，含弘光大。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中国哲学以“究天人之际”为根本目的。天人之学实际上就是探究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是主张“天人合一”。这一哲学传统表现出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西方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历史上也有少数思想家主张“天人之分”，“人能胜乎天”，但这种思想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最初源头可以推至原始社会的巫术文化和上古三代的上帝神学观念。儒道两家都讲天人合一，但思想内涵各有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天”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即茫茫的苍天。一种是有意志的天神、天命、天道。《易传·文言》提出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精湛思想。所谓与天地合其德，是指人与自然界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西周“以德配天”思想是集中而明显的反映。“德”属人文，“天”属自然。儒家以孔孟为代表，讲性命之学，认为人性本善，而性善来源于天命，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孟子把它发挥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善其性，所从事天也。”^[21]这是从人文道德角度立论，把天当成人性的最终保证，至高无上，具有绝对权威。在儒家那里，人性与天道合二为一，宇宙成了人性之源。道家则相反，只把天当成无意志的自然之天，人不过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宇宙本身就是“道”的演化发展过程，人只是万物中的一物，因此人不能脱离自然，只应顺其自然效法自然而为。由此可见，儒道两家在天人问题上各有所重，儒家重人伦、重人事、重人文道德，教人如何做人；道家重自然，重宇宙的演化学说，教人如何效法自然。两家统一于一点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思考。这一宇宙哲学还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其他特点：一是文化与自然不隔，文化以表现自然精髓为最高境界，自然亦文化自然。物我无间的中国水墨画和诗歌意境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二是道德生活也是自然生命的表现，道德人伦不但不与自然生命相违背反而丰富自然生命。三是人的生活与宇宙本体不相隔绝。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如果把宇宙本体名为神，则人神毫无阻隔，神必以人为目的，人实现了神德也可以变为神，这是肯定生命意义的最后根据，也是实现人的内在价值的终极保障，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的“精神惶惑”和“存在危机”。

二、内外合用的人生观

天人合一是人最原始的内在体验，也是人自我实现达到的最高境界。中国哲学把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合为一体。儒释道三大传统都肯定：一个真正的人的博大气象，乃是以自己的生命贯穿宇宙全体，努力成就宇宙的一切生命，这也是人生的价值与归宿。要实现其人生价值，达到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必须实现两方面：一是个人内在自觉本性的完成，二是转化为社会群体或顺应自然宇宙的和谐秩序。前者为内在的自我修养，后者为外在的自我实现。

儒家讲“内圣”、“外王”。《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旨在达到内圣之境，治国平天下则属于外王。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都很看重内圣修身。原始儒学以“仁”为核心，把“恭、宽、信、敏、惠”视为仁的具体内容，从不同方面展示内圣的品格。后来儒学一再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也可以视为内圣的具体规定。宋明理学将内圣提到本体地位，高度强调对“天理”的自觉意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把内圣从外在的规范要求转变为人内在的主动欲求。内圣目的在于外王，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孟子主张“以不恶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2]宋明理学以“内圣”求“外王”，用“正心诚意”、“明天理灭人欲”治国平天下。正是这种将个体生命纳入群体规范的责任意识，逐渐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传统，它对于拒斥自我中心主义，强化民族凝聚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儒家的内圣外王是将个人的至善与群体的至善相结合，由成己而兼济天下，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道家则是出于对人性异化的严肃思考给予个体生命以充分的关注。他们反对以仁易其性，主张保身全生，追求个性的逍遥自由。在他们看来，人生的价值不是德性的升华和拓展，而是生命的完成和愉悦。也许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人生价值观有一定的消积意义，发展到极端还容易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然而就当代哲学解决人的生存困境而言，这一思想却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佛教哲学以走向彼岸世界为理想归宿，它以出家修行的方式追求个人解脱，但同时又主张普度众生。大乘佛教认为，个人的解脱要以众生的解脱为前提，没有众生的解脱，个人就难以达到涅槃之境。由是，出家的意义不仅是个人解脱，而是福泽众生，可见儒家入世精神的渗入。

儒家的修齐治平，道家的万物一体，佛家的普度众生似乎都在说明，人在自我实现的同时可以使社会、政治、道德和人的理智情感生活获得秩序与安定。换句话说，成己以成人，成人亦为成己，这也是中国哲学之精义。

三、生生不息，刚健自强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强调生生不息。古人把东西南北、上下四方之空间称做“宇”，把古今旦暮、古往今来之时间称做“宙”。宇宙就是无限的时空及其所包含的一切。就宇宙与人的关系而言，是和谐统一的，就宇宙自身而言，是变易不息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变化是普遍的，没有终极的。《易传》曰：“生生之谓易。”生生，肯定宇宙是大生命，具有创造性，充满和谐，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易”是它的本质特征，“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3]这就是说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大流，一切都在变动流转中创新发展，常生常化，生生不息。

与宇宙的创造精神相适应，人类的思想精神也应当生生不息。《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健动不止，人的活动也应当效法天，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从战国到清代，历时两千年，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为全社会所接受。“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古代圣贤愈是屡遭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族危难之际总是激励炎黄子孙为反侵略反压迫不懈奋争。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24]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25]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26]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27]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28]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29]这些诗句集中体现为崇高理想和民族强盛竭心尽力奋斗的正义追求，读起来回肠荡气，至今仍是激励人们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塑造了中国仁人志士独立的人格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0]孟子认为，大丈夫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1]的气概，这种舍生取义，不为物质利益或暴力所诱惑所屈服的顶天立地的精神，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无疑，这种与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相连的刚健自强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