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国家观的批判

二　超越的国家观的批判

资产阶级的超越的国家观之批判

科学的国家观，在其本质上，是阶级的国家观。反之，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在其本质上，是超阶级的国家观，即所谓超越的国家观。

资产阶级的最初的国家学说，是绝对主义的国家观。那刚从封建社会抬头起来的资产阶级，势力还很微弱，他们不能不仰仗于封建君主，使国家脱离教会而独立，使王权升高到教会权力以上，并把当时分立的封建诸侯的领土并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比较中世纪的神权的国家，是能够适合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初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如马凯维利，首先主张国家离教会而独立，并为当时君主筹划统一封建领土的统治的策略，这是绝对主义国家观的端绪。其次，宗教改革派的路得和加尔文，也提倡这样政治学说，并且在事实上做了使国家脱离天主教会的改革运动。再次，布丹主张“国家是由多数家族及其共通的所有物组成，而依最高权力和理性所支配的团体”。他主张君主国体是最好的国体，“臣民遵从君主的法则，君主遵从自然法则。这样，臣民的本来的自由与财产就得到保护”。这样的主张，正是反映十六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而期望法国那样世袭的国王变为保护其自由与财产的国王。霍布士说：“国家是由一社会中各人相互间的契约而集结他们的意志为一体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为了社会的秩序与和平得自由行使社会中一切的权力”。他所说的国家人格，即是旧学说中“绝对化机械化的君主人格”。像这类主张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学说，把国家看做是全民的国家，是一个人格，而这人格的化身即是君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实是绝对主义国家观的具体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势力日益增长，已经可以单独的执掌政权了。从此，绝对主义的国家渐趋崩溃，而代表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出现了。这就是所谓民主主义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代表。《民约论》的主旨，是从假定观念的社会契约出发，解决下述的问题。他说：“想要发见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一方面得由社会全体的势力以保障全体人员的生命及财产，同时在另一方面，团体各人员一面与其他人们相结合，却仍服从于自己，并得如从前一样享有自由’，这件事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的根本问题，我所要论述的《民约论》，正是想解决这种难问题的。”所以《民约论》中所主张的国家的构成，是由人民互相同意缔结契约而来的。所谓国家权力，即是在人民的直接政治之中发见的普遍意志，因此他主张主权在于人民的主义，主张一切立法权力属于人民。“任何政府机关的制定，只是实行真正立法机关种种立法命令的途径”。这便是说，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执行权由全体人民委托于政府。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理想的国家，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

卢梭的这种国家观，是所谓全民政治的学说，是完成了的所谓超越的国家论。在这种纯粹观念的构成的国家论之中，一切阶级的对立及斗争的本质都完全解消了。

资产阶级国家观的最高阶段，是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否认由孤立的个人缔结契约组成国家的社会契约说，另行建立了理想主义的国家观。他认定历史必须通过家族、市民社会及国家这三个顺次发展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是世界理性或伦理观念的显现。所以他的国家观由单一家族出发。他认为这种单一家族，是伦理观念的最初的发现，这家族人员的意识，由爱的精神贯串着。单一家族发展起来就发生分化，产出多数家族，于是由多数家族形成社会。社会是家族的反对物，是伦理观念的较高级的发现的阶段。在市民社会中，各个人的意识由利己心所支配，各人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因而各人的行动互相反拨。但各人的意欲及行为，由一般的意欲及行为所媒介，各人就变为一般的关系的连锁的一个肢体，因而由“我欲的集结”发生一般的规定（即社会规范）。所以市民社会，是社会的各种欲求的形态，是“万人对于万人的利害的战场”。这市民社会，虽是伦理观念的发现的较高阶段，却是道德形态的反对物。至于国家，却是另一种东西，是以一般的合理的意思为基础而建立的宪法组织，是一个结合；国家以个人的“我意、意见及任意表明的同意”为基础。然而国家的建设中，单只一般的意思还不充分，这个意思，其本身必须是合理的东西（即善良的东西）。所以，他把国家定义为“道德的全体、自由的实现”。因此，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在维持一般的利害（其实质是特别的利害），即认定把个人利害包括于其特殊性保护之下的所谓一般利害——国家利害。而这个目的，要靠结合自由与必然于其中的法律制度的实行才能达到。这法律制度，是在全体上造成宪法的“发展了实现了的合理法”。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最高的道德，是伦理观念发现的最高阶段。

黑格尔所论的国家，是哲学上的国家，不是理想上的现实国家。哲学上的国家是完成了的国家，历史上的国家，不是完成了的国家。所以他在所著的《法律哲学》之中，这样说：“国家是存在的，其基础是当作自己的意思实现了的理解之力，即是世界中的神的过程。在观念到国家时，不可浮现特别的国家，特别的制度，反而要观察这实际的神的本身。”这话的意思，是表明他所说的国家，是理想上的国家，不是历史上的国家，因为在历史上的国家中“国家的观念还被隐蔽着”。

黑格尔的国家观的要点，约如上述。他的国家观虽然是很神秘的东西，但是他所说的哲学上的国家，实际上只是暗射着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普鲁士立宪君主国（说明见第二篇第二章）。而阶级观念，却在所谓伦理观念及一般意思之中完全消解了。

以上各种国家观，是资产阶级国家理论之典型。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者们，虽然也有各种不同的流派，但就其国家学说的实际内容看来，不过就当时资产阶级的利害，加上新的注释，反刍了上述各种资产阶级的典型的国家观。譬如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观，即是黑格尔的国家观的新妆，即是一例。

关于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的总批判，大约可分为以下三点：第一，这些国家观都是超阶级的，即是把国家看作是超出阶级之上的无偏无党的全民的国家。第二，这些国家观根本上不能辨别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把国家看做社会，并与社会同是万古长存的东西（黑格尔虽然指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却仍然没有分别社会与国家的界限）。第三，这些国家观，都以唯心论为基础，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利害的立场，在主观的假想上说明国家的构成，并没有客观的科学的根据。

关于科学的国家观的曲解之批判

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在社会民主主义者方面发生很强烈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国家问题的见解，完全堕入资产阶级的立场。资产阶级学者固守着国家之超阶级的作用，力说国家是一般国民防卫的工具。社会民主主义者普列哈诺夫说明国家的原理时，却转到了这样的观点。他主张国家对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对外是一般国民防卫的工具。这就是说，国家对内是阶级的，对外是超阶级的。这种主张，变成了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主张无产阶级为祖国而参战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完全曲解了科学的国家观。在科学的国家观说来，国家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权力原是特定阶级的权力，其在对外的防卫上，也是当作特定阶级的权力而发挥其作用的。特定阶级的国家在其对外的防卫上，或者保障自己的剥削的工具，或者与敌方的剥削者争夺剥削的领域。在所谓国际斗争上，国家所得的胜利，总是属于支配者的阶级，这是历史的通例。所以国家在对外的防卫上，也是阶级的。普列哈诺夫的上述的见解，与社会排外主义的见解相一致。

其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用论或议会主义，也明明是一种曲解。柏伦斯泰因、考茨基、古诺等，都属于这一派。柏伦斯泰因用伦理的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的社会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应利用资产阶级国会谋社会的渐进的平和的改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完全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古诺说国家是“合理的有机体”，这已经是回到黑格尔的国家观。至于考茨基，也承认国家是国民的防卫的工具，支持了无产阶级应为祖国的防卫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见解。考茨基并且否定“国家是阶级支配机关”的根本命题，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主张社会主义应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相结合。他主张要实现社会主义，应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不能另创新的国家机关。所以当苏维埃的新国家建立之时，他曾做过猛烈的反对，说是不合乎民主主义（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见解。

再次，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观，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观，也有许多共通之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一切的国家权力（连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其内）都是对于社会全体的强力装置。所以国家权力是与社会全体相敌对的。国家是附着于国民的身体上的寄生虫，吸取国民的膏血。国家是政客官僚弄权的处所。官僚的安宁幸福便成了国家活动的目的，国家是历史的偶然性，并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的产物。所以民众应当毁坏这种官僚的组织，扫荡一切国家的施设，立即建立共同体的无国家的共同生活——以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观。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理论，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因为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之下反抗大资本及其政治组织，而其自身又微弱无力，不能组织独立的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只能怀抱立即消灭国家的空想。历史唯物论也是主张破坏现成的旧国家机关的，但是和无政府主义不同的地方，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时必须利用国家机关，以铲除旧制度及反动势力，建设社会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以期由阶级的消灭而使国家走到自然死的途径。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之利用，“这是对于实践上的极重要的事项”。

上述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在布哈林的国家理论之中，也有不少的影响。布哈林虽然也承认国家是在阶级矛盾的非和解性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东西，可是他又主张这种非和解性是诱致社会的均势的破坏的东西。于是，在他看来，国家变成束紧一切斗争着的阶级的“甲壳”，演着不许这些阶级再有分裂的作用的“甲壳”了。所以，他说国家是“均势的附加的条件”。布哈林这种把国家看做束紧阶级关系的甲壳的理论，显然的杂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观的成分。这明明是曲解。

关于科学的国家观的另一种曲解，是托洛兹基的国家论。托洛兹基的国家论简直是唯心论的。他的国家论的本质可归着于下面几句话。即，国家之发生与发展，并不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的产物，而是对于比较强大的邻近国家的国民自卫的必要的结果。他主张国家本身是站在社会之上的自足的组织。这种超阶级的国家论，在他所著的《一九〇五年》一书中展开了出来。他也和普列哈诺夫一样，接受了地理史观的见解。他说明俄国专制政治的发达，除了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外，还受了另一种外力——俄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的影响。西欧的比较发达的社会关系与国家关系，“压迫了”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他说：“在比较的贫弱的发达着的国际贸易之下，国家间的军事关系演着规定的作用。欧洲的社会影响，首先是以军事技术为媒介而显现的。”在他看来，俄罗斯的国家，是在俄罗斯和欧洲先进诸国的斗争过程之中创成的。他还说，俄国为了自求富强，不能不兴办新式工业，而举办新式工业的资力，不但单向农民征集，并且还向支配阶级征集。即国家“以制定的特权阶级为牺牲而生活，因此使他穷困了。否则是不会迟迟发达的”。这样说来，国家是防止外国侵入的某种外在的阶级的国防力，是一样的剥削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的东西了。所以他说：“国家是愈益急速的变为站在社会之上的自足的组织体”。他认为这样的国家观，不但适合于俄罗斯的国家，并且“这种见解，在某种程度上，也通用于其他一切欧洲的国家”。

托洛兹基的上述的国家观，也是超阶级的，是唯心论的，是主观主义的，它与科学的国家观全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