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与中国国家建设理论的主要矛盾

二、一国两制与中国国家建设理论的主要矛盾

洗雪百年国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长期的共同心愿，也是国家建设最重要的内容。邓小平指出：统一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感情的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16]作为近现代历史的一系列遗留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台湾问题成为祖国统一的重要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思竭虑，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建国初期，由于考虑到中国实际情况，对香港采取机动灵活的和平策略。为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环境，认为维持香港现状，对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保留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渠道和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更加有利。与香港问题一样，澳门问题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对台湾问题，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而坚决的，即一定要实现祖国的统一，但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繁重、抗美援朝斗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的百般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一再被拖延下来，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经历一个从武力解放台湾到确立和平统一的过程。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形势日趋缓和，台湾问题因美国武装干涉而复杂化，国内“一五”计划全面铺开，国内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适时调整了对台工作方针，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首先提出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上将海峡两岸中国人团结起来，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第三次国共合作”、“一纲四目”等政策主张^[17]。但是，由于受到“文革”因素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阻挠而没有取得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如何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同志酝酿推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18]“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首先运用于香港回归^[19]。“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包括：“一国两制”的基础和政治前提是一个中国，即全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可分割，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核心是和平统一祖国，两种制度长期共存；主体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长期不变，且有法律保证。1997年7月1日，香港实现顺利回归，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香港和澳门回归用事实充分证明，用“一国两制”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一国两制”是新时期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实践重要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虽然“一国两制”构想是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推出的，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如主权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国家结构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国家统一问题等，都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国际性的，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它回答了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如何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的问题，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

随着香港和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如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被摆上中国国家建设任务的重要日程。“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对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邓小平指出：“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20]“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邓小平这一科学构想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使我们更坚定了按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1995年1月3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就新时期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重要主张。江泽民指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反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对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反对台湾搞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吸纳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共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阴谋的；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邀请，前往台湾^[21]。江泽民的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和平统一的诚意，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希望突破两岸政治僵局，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心愿，成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又一纲领性文件。八项主张引起台湾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和赞许，他们呼吁台湾当局以“前瞻的视野、理性的态度、务实的作为，做出善意的回应”^[22]，形成了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强大政治力量。

然而，与中国大陆释放的和平信号和和平意愿相悖的是，近年来“台独”势力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对“台独”活动的纵容下，“台独”势力迅速发展。在李登辉特别是民进党政权的主导下，台湾当局采取一系列实际的分裂步骤，在政治体制方面，力图通过“宪政改革”将台湾改造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以适应制造“两个中国”的需要；在外交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目的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推动所谓“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在军事方面，大量购买国外先进武器，谋求加入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企图变相地与美日建立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在思想文化方面，搞“去中国化”，宣称台湾文化主流不是中华文化，而是日本在台湾统治的皇民文化，推行“文化台独”，特别是削弱台湾青年的中国人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割断两岸同胞的思想文化纽带。1999年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鼓吹要把中国分成七块各自享有“充分自主权”的区域，随后公开抛出“两国论”，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2000年大选之后，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成为台湾的执政党，实施所谓的“渐进式台独”，在分裂国家和谋求“台独”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从台湾问题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国家统一理论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蒋介石时代，台湾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作为内战的延续，是所谓的“法统之争”^[23]。到蒋经国时代，随着中国大陆和平统一政策的提出，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出现了某些弹性松动。1987年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开放赴大陆探亲，打开了两岸封闭隔绝的大门，台湾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前提下，开始探索统合两岸关系、寻求国家重归统一的新途径。到李登辉时代，台湾当局在坚持两蒋时期政策的同时，开始有所调整，提出不计较名称与可以接受“双重承认”，在政治上明确了“一国两府”的政策构想。但到了李登辉执政的后期，特别是1993年之后，台湾当局的两岸关系定位逐渐由“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2000年之后，以“台独”为政策纲领的民进党上台，台湾问题从两蒋时期的“法统之争”，转变为李登辉早期的“代表权之争”，继而转变为“统独之争”。台湾问题发生的变化，充分表明中国国家统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逐渐从解决政权危机转变为化解主权危机，如何有效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主权的各种挑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国家主权制度成为事关国家统一理论和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理论课题。具体来说，中国国家统一理论面临的主要矛盾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族群主义冲击民族主义，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民族主义基础面临严峻挑战，整合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发生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族群意识和地方化倾向的兴起，面对全球化的强大力量，关注社区、关注族群、关注本土文化成为一种趋势。台湾是一个多族群共同生活的地区，从而孕育了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迄今为止形成了所谓原住民、台湾客家人、台湾闽南人以及外省人组成的“四大族群”。自“解严”以来，具有族群意涵的各种政治、社会运动纷纷走向前台。特别是近20多年来台湾发生的群体纠纷冲突，大多产生在汉族人之间，最尖锐的矛盾是所谓的“本省人VS外省人”，称为“省籍矛盾”。族群主义复兴及其在政治中的介入，直接解构了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主义情结，成为制约国家统一的阻碍因素。

台湾族群主义兴起与台湾的历史及其政治经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动荡不安中，又曾经遭受过西班牙人、荷兰人的殖民统治，后来又长期遭受专制当局的压迫，台湾民众内心就积淀有一种莫名的苦难感，也就是“悲情意识”。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及其遭受的重重苦难，培养了他们特别强烈的要求掌握自己命运，要求当家作主的愿望，进而不同族群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期望。毋庸置疑，此种追求民主、自由和当家作主的要求是正义的。但现在台湾民众这种“悲情”被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扭曲了、利用了。在选举中，他们煽动民众支持某些特定的候选人或某些特定的政治主张，为他们捞取政治利益火中取栗。“台独”势力和台湾当局在与大陆的政治博弈中看到了这一新趋势，在政治上借助这一趋势鼓噪“独立”声调，激发台湾岛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特别是一些人利用台湾民众这种历史“悲情”跟“台独”联系在一起，以鼓噪族群意识取代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主张“台独”的根据。一些谋求“台独”的政治力量通过制造所谓“台湾被大陆打压”的假象来煽动“悲情”气氛，为“台独”寻找所谓的“正当性”、“合理性”。因此，如何化解台湾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塑造超越族群矛盾的共同民族情感，成为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精神条件。

二是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发展成为夹击国家主权和引发主权危机的重要力量，整合国家统一的制度框架发生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种趋势体现为两种扩张：一是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二是民主的全球化浪潮，经济的市场化浪潮使计划经济几乎绝迹，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则使形形色色的独裁统治、军人统治、威权政体和集权政体土崩瓦解。中国台湾的发展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推动下，逐渐形成了解构国家主权的客观趋势：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台湾经济和社会向着全球范围内展开，谋求所谓“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成为台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然而，这一客观要求却成为台湾当局实现政治图谋的工具，将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政治化为“台独”分裂主义，从而引发两岸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台湾岛内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与少数“台独”势力制造的“去中国化”交织，使得中国大陆针对台湾当局和少数“台独”势力的斗争成为“去中国化”论调的一个口实，并借助民主化浪潮将这一问题复杂化，刺激岛内公共舆论的政治分离主义偏见，成为破坏国家统一进程的强大政治力量。岛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两股潮流交错发展，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成为解构国家主权合法性的强大动力。如何在充分考虑台湾社会经济全球化趋势所需要的国际空间基础上，引导岛内民主化潮流向着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成为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冲击传统国家民主观念，非国家行为体和小国效应在国际政治领域地位的提升，冲击了国家统一的法理空间。20世纪中叶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兴起成为一个十分强劲的趋势。在环保、人口、资源、能源、粮食等领域，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国际规制以及由它们操纵的政治行动逐渐从舞台的边缘走入中心，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比如1974年的世界人口大会、1977年的世界沙漠化会议、1992年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大会、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等，都显示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强大能量。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的发展和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交错发展，小国效应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各自阵营内部控制能力的下降，充分表明国际秩序中大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同时，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阿拉伯国家发起的石油输出控制行动等案例，也进一步表明在国际政治中，大国并不一定完全让小国屈服，某些小国比如新加坡、朝鲜、以色列等国家的影响力并不比某些大国弱。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和小国影响力的上升，使得国家统一的难度不断加大。一些小的政治行为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完全可以不必得到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承认，通过发展与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小国的关系，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对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最近10多年来，台湾当局在拓展国际空间的努力中，将重点调整到发展与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上，与拉美、非洲、西亚以及南太平洋等小国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并且在许多非国家行为体中参与力度比较大，为台湾的发展创造了一些必要的外部条件。

上述这些矛盾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国家建设理论面临的困境：传统的国家主权制度形态陷入了危机，传统的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和民主建设的思路都无法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实现国家统一不再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问题，而是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更加广泛领域的众多复杂条件，是新的国家价值原则、组织体制和制度规范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建设理论必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为实现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提供理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