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它是一种“权力异化”，是民族的人文精神在特殊历史阶段的异化。客观地说，“文革”期间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为播好“大批判文章”而形成的磅礴气势，应成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传统中的有益成分。
三、“十年动乱”时期[35]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播音事业与其它事业一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扭曲。
政治异化。“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它是一种“权力异化”，是民族的人文精神在特殊历史阶段的异化。在语言传播中表现为以政治代替一切。播音员被异化为政治口号的传声筒，出身不好的，与语言传播绝缘。延安时期、陕北时期以及建国后许多好的传统都被丢弃。
激情异化。播音时，“激情就是一切”（江青语），“不喊不革命”，调越高，声越大，就越“革命”。“量来表达‘最最’和‘亿亿’的级别、‘横扫’和‘一切’的气势”[36]。用声调与音量来衡量播音员的“政治态度是否鲜明”，对党、对伟大领袖是否“忠诚”，人文精神的异化到了可笑、可悲、可怜、可怕的程度。
大气磅礴的气势。客观地说，“文革”期间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为播好“大批判文章”而形成的磅礴气势，应成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传统中的有益成分。
异化，是“文革”时期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但是在那被压抑的地壳下面有反人文精神异化的岩浆地火在奔涌，而这恰恰应该是这一时代人文精神的主流，是社会良知的存留，也是“文革”过后人文精神重构的力量源泉。许多头脑清醒的播音员在播送表现上述内容的稿件时，恰当地运用语言功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削弱极左思潮对时代、对民族人文精神的破坏。而这种勇于坚持真理、善于坚持真理的求真精神也正是语言传播的时代的人文精神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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