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与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回顾

一、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与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回顾

从西方社会的实践来看，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逻辑是由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现代阶级（即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来领导进行的，国家机器建立后由现代阶级组织国家政权并行使国家主权^[11]。但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实践与西方社会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别，因为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社会中的新贵族和强大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由于专制君主和地主的权力极其强大，压抑了资产阶级的生长，同时，又受到来自外来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侵蚀，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具有两面性和软弱性^[12]。由于资产阶级的发育不良，在理论上决定了无产阶级处于同样的命运，整个社会的主体是农民。毛泽东对中国整个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中国革命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但又必须联合广大农民阶级，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其中，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政治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表明，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国家建设问题上的思路有一致的地方，即以党建国，通过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支撑和推动现代国家的建设。因而，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理论思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从其普遍意义而言，现代国家建设（modern state-building）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化建设调整国家与市场、社会以及社会与市场之间三重关系，使之有利于自己存在、维持和强大的过程，体现了“国家”、“民族”、“公民”的建构特征以及民族国家的动态过程。故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也必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考察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人们不难发现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存在。人们讨论现代国家时，大都指的是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国家”。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是一种组织和制度，它由无数的机构组成，国家机器的领袖（行政权威）领导和协调这些机器，并有能力或者权威为其所统治下的特定土地上的人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武力^[13]。因此，这里所说的现代国家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组织，而是特指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制度表达形式，是为了完成现代国家职能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价值标准、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比如国家主权、宪法、政权机构、政治制度等。根据众多思想家的研究，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在于，现代国家将军事、征税、行政、再分配性和生产性组织结合起来，统治着许多毗连的地区及其城市，将资本和权力融为一体，成为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14]显然，在吉登斯看来，现代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模式，它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国家建设就是建立并完善现代国家的一系列制度构成，表现为国家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以及科层制国家体制的建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指导下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巩固并统一了国家主权、政权和行政权。相比国家建设的一般要求，中国国家建设尚未完成的任务包括以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在政治体制中还存在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环节和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和自行其是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待于在今后的国家建设实践中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逐步解决。

二是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理念、政策主张和社会实践活动，是领土上有组织的政治集体所具有的某种可以觉察的同一感，标志是疆域意识，具体表现形式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感和对于“敌人”的恐惧感。民族自决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信念。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建设除了受到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推动之外，还充分借助了民族主义焕发出来的强大政治热情。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也经历了民族主义高涨的激励。不过，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的高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结果。中国的民族主义却非如此，而是受到了列强入侵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激发。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广大发展中落后国家来说，消除民族压迫、获得民族解放是一切民族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民族主义运动，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推翻外来殖民统治和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缔造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当代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现代化进程实质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中国也是如此，当中国从天朝大国的历史深处走出来的时候，远渡重洋的入侵者利用船坚炮利的现代技术夺去了她的主权，把她置于殖民体系统治之下。于是，中国民族主义为恢复主权和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展开了英勇无畏的斗争，此种民族建设不同于西方先发内生的形成路径，其动力来自外部的冲击，是一种后发外生的形成路径。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交流，逐渐奠定了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相互间的文化交汇形成了56个民族的良好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主义认同得以巩固。与此同时，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比如“藏独”、“台独”、“东突”等势力，这些势力的活动是对民族建设的极大破坏和冲击，有待于在民族精神的构建中予以化解。

三是民主建设（democratic building）。国家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内容，民族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文化纽带，而民主建设则是支持现代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坚实社会基础。民主建设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缺少民主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就缺乏持续发展和团结互助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新中国的民主建设是实现国家独立后争取人民解放任务的根本要求，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极大影响。大多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经历了一段由“爱国”而投身“革命”进而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历程^[15]。对他们来讲，共产主义带有更多的理想色彩，而且对于苏联模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与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结在一起。但是，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毕竟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中国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要求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出于这样的价值选择，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主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大民主的方式，通过发动政治运动释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然而，虽然此种思路对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此种思路存在着许多缺陷，在实践中导致了严重的问题。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建设开始沿着现代化发展所要求的方向，将民主建设纳入了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在民主法制建设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经过建国以来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国家建设初步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作为现代国家基本构成要件的领土、居民、主权、政府、国际承认等都已经具备，现代国家的国内制度建设，比如政府制度、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制度等的建立初步构成了中国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大致框架。同时，现代外交制度比如国家主权制度、外交价值原则、外交组织体制和具体的外交行政制度等也已经初步确立。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加入了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也初步确立，并且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的政治信念和社会凝聚力，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重要支持因素。

不过，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这成为牵制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以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实现，成为制约中国和平崛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南中国海和钓鱼岛等主权归属问题尚处于搁置状态，成为许多国家猜忌中国未来的重要把柄；中国国内制度建设还面临艰巨的任务，各种形态的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和自行其是现象还大量存在，在一些地区由于地理区位、自然条件、行政体制等原因，中央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表明，中国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能否实现中国的长期和平发展，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是重要的决定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