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示录

绿海龟与人类。

艾尔弗雷德·埃蒙德·布雷姆，1883—1884。

我们见到过完全找不到两栖动物踪影的热带丛林，事实上，这些地方曾经遍地都是两栖动物。我们亲眼见证过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我们尝试去拯救疫区里受到威胁的物种，将它们空运到未受感染的地区，在人工环境下进行饲养，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室研究来寻找答案，但并没有奏效。对于野生种群来说，解药并不存在。全球各地两栖动物的消失过程都还在继续。我们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有种群恢复的迹象。更可怕的是，真菌依然存在于环境之中，令我们无法将人工饲养的动物放归大自然。

野外生物学家卡伦·利普斯（Karen R.Lips）和约瑟夫·门德尔松二世（Joseph R.MendelsonⅡ）对蛙类遭受致命蛙壶菌（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威胁的状况进行了描述。这种蛙壶菌的正式科学名称，一看便令人有些生畏。该物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用于运输蛙类的淡水水族箱中。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几只青蛙不知不觉染上了疾病。而祸不单行，患病的蛙类中还包括非洲爪蟾（Xenopus）这种常被用在生物和医药研究中的蛙类。而蛙壶菌以成年蛙类的全身皮肤为食，成年蛙类是通过皮肤进行呼吸的，感染这种病菌之后，便会死于窒息和心脏衰竭。

这样的现状令生物学家扼腕。无独有偶，最近又有一种新型壶菌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蛙壶菌专门感染蛙类，而与其有亲缘关系的蝾螈壶菌（Batrachochytrium salamandrivorans）则专门攻击蝾螈这种仅次于蛙类的两栖动物群体（蝾螈壶菌拉丁双名中第二个词的意思是“以蝾螈为食者”）。蝾螈壶菌随着宠物交易从亚洲搭便车传播到了欧洲。一旦感染，便会造成98%的死亡率。目前，蝾螈壶菌对美洲地区温带和热带丰富的蝾螈资源有着巨大的威胁。

蛙类和蝾螈等两栖动物中爆发的壶菌疫情，相当于14世纪席卷欧洲的人类黑死病。在这两场大灾难中，疫情的泛滥成为达尔文式的悲剧。掠食者闯入新天地，找到丰富的食物资源，其种群数量暴增，消灭掉过多的猎物后自作自受，走向不可避免的衰亡之路。两栖动物遭遇的灾难，特别是蛙类的灾难，应由人类承担重大责任。我们本应可以预见并想办法制止这场残酷的瘟疫。

蛙类和蝾螈是重要的捕猎者，有助于维持森林、河流和淡水湿地生态圈的平衡和稳定。它们是脊椎动物中与人类最相安无事的邻里和伙伴，和鸟儿无异，只不过生活在泥地、灌木丛和森林落叶之中，有着美丽的外表、惊艳的色彩和羞怯的姿态。蛙类在交配季节会唱起和声，在美洲热带地区，有时会有多达20种蛙类共同歌唱，每一种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歌喉。乍听来，这场交响乐可能有些杂乱，但当你闭上眼睛仔细分辨，就能通过不同的音调区别出其中的每一种，就好像在真正的交响音乐会上辨别不同的乐器一样。在一年中余下的时光里，蛙类个体则会四散到各处。那时如果要唱歌的话，就会发出一种不同的声音。这种蛙鸣是通过进化之手设计出来的，是为与同类其他成员划定领地界限而专门呈现出来的鸣叫声。

蛙类非常脆弱。每当湿地和森林受到打扰，蛙类总是最先消失的物种。其中许多蛙类物种都只能生活在某一特定的栖息地，如淡水沼泽、瀑布、岩石表面、森林树冠层、高山草甸等。当前，科学家还发现，外来疾病的入侵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某种蛙类一次性扫荡一空。但这一发现为时已晚。

入侵物种带来的威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有些人天真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动植物能形成“新型生态系统”，替代掉被人类和那些热爱远足的外来物种所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所幸，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多。有证据显示，某些外来植物在岛屿环境中实现了“自然化”。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外来植物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从遗传上适应了当地环境。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植被物种多样性较低的区域，因为这些区域能给出相对充裕的空间，供外来物种在此地存留。

向外来物种敞开大门就相当于举起了一把生态学上的左轮手枪。这把灭绝之枪的枪筒中旋转着多少个弹膛？其中有多少个弹膛是装着子弹的？答案取决于远行者的身份和被入侵地区能否提供容纳外来物种的栖息地。欧洲和北美的植物就基本符合入侵生物学中的“1/10原则”。总体来看，有1/10的外来物种会逃到野外，有1/10的外来物种会繁衍增殖，四处扩散并造成危害。对于脊椎动物来说，如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它们成为危害物种的比例会更高，基本在1/4左右。

这样看来，总会有某个外来物种成为与蛙壶菌破坏力不相上下的超级入侵者。植物之中具有同等破坏力的是野牡丹。野牡丹是原生于南美洲的一种观赏性灌木。在塔希提岛，有2/3的森林都被这种外来入侵者占据。野牡丹在这里长得像大树一样高，其所形成的丛林十分密集紧凑，没有给其他一切种类的树木和灌木留以容身之地，动物也跟着遭了殃，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动物能在其中生存。在夏威夷，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在非种植区域不遗余力地寻找并拔除野牡丹植株，才避免了同样的悲剧发生。

外来物种入驻新型生态系统的成本是高昂的。截至2005年，据估计，仅美国一个国家因入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上升到每年1370亿美元，还不算这些入侵物种对当地淡水物种和生态系统构成的威胁和破坏。

太平洋岛屿上的陆鸟是另一股毁灭力量之下的受害者。若从物种灭绝的数量来看，这些陆鸟是所有脊椎动物中受打击最严重的一类。3500年前，随着人类的足迹来到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马里亚纳群岛等西部群岛，灭绝大潮就已掀起，一直持续到距今900～700年之前，其间伴随着人类遍及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等最为偏远岛屿的殖民活动。少数幸存下来的物种如今也徘徊在灭绝边缘。而太平洋岛上的非雀形目鸟类接近1000种，其中有2/3已消失殆尽。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很少量的人类发动的一次殖民活动，就毁灭了地球上全部鸟类物种的10%。

夏威夷是全世界公认的灭绝之都。先是波利尼西亚人航海至此，后来又有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殖民者。在这些人的影响下，绝大部分当地鸟类物种都已灭绝。其中有当地的一种鹰，一种不会飞的朱鹮，一种生活在陆地上、与火鸡体型相近的鸟类，以及20多种管舌雀。管舌雀以花粉为食，许多都有着色彩艳丽的羽毛和用以深入管状花朵深处的弯弯的长喙。另外，有超过45种鸟类在公元前1000年波利尼西亚人抵达此处之后便消失了，还有25种鸟类是在两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和亚洲人登陆后消失的。那些灭绝鸟类的美丽羽毛却因装饰在旧时夏威夷皇家御用的斗篷上而保留了下来。

太平洋群岛之所以出现鸟类大规模灭绝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些岛屿面积相对较小，殖民者传宗接代的速度很快，用不了多久岛屿上就人满为患。在某些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狩猎行为依然在继续，只不过规模比先前要小。2011年，在瓦努阿图的埃斯皮里图桑托（Espiritus Santos）岛，我亲眼看到狩猎者携带着能一击致命的弹弓，抓到了一只当地的太平洋皇鸠（Ducula pacifica），准备带到位于卢甘维尔（Luganville）的餐厅去售卖。这种鸟有着红色的喙、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翅膀，非常美丽。

鸟类大规模灭绝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些岛屿鸟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未经历过与人类相似的捕猎者相处，因此并不惧怕这些长着两条腿的殖民者。而蛇类、獴、老虎等捕食者没有能力远渡重洋，无法光顾这些岛屿。许多鸟类物种都不会飞翔，或基本飞不起来，这也是栖息在与世隔绝小岛上的陆鸟的常见特征。就这样，它们用生命证明了“灭绝生物学”中的一个基本法则：最先遭受打击的总是速度最慢、脑子最笨、味道最好的那一种。

毛里求斯的渡渡鸟是一种体型很大、不会飞，与鸽子有亲缘关系的鸟类。它的经历证明印度洋上的海岛也遵从同样的原则。1598年，第一位登上毛里求斯岛的荷兰水手发现了一只正在地上溜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肥硕大鸟，没过一会儿，这只大鸟便成了他的盘中美味。据记载，活体渡渡鸟最后一次出现在人类视野是1662年。生活在附近的罗德里格斯岛上，与渡渡鸟有亲缘关系的孤鸫早前也遭受了同样的打击。

还有一种是毛里求斯隼。这种鸟类与渡渡鸟和孤鸫完全不同，是一种小型隼。1974年，毛里求斯隼濒临灭绝，最后4只活体被人们捕获保护在鸟舍中进行繁殖。待后代数量够多，足以被安全放归大自然时，人们将其中几只带回到一个非常小的自然生存区域。在人类贪婪行径的破坏下，毛里求斯隼几乎绝迹，后又在人类难得一见的善举之下存活到了今天。

2011年，我与几位生物学家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群山中进行蚂蚁研究时，亲眼见到了一种重蹈渡渡鸟命运的鸟类。这种名叫鹭鹤的奇特生物仅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主要的法属岛屿上被发现过。曾经，鹭鹤的数量非常之多，还被认定为新喀里多尼亚的吉祥物，但现在，其数量仅剩不到1000只。鹭鹤是典型的岛屿鸟类，在人类、犬类和凶猛的野猫面前毫无招架之力。鹭鹤的体型和鸡一般大小，毛色白中透蓝，长有直而突出的桔红色喙，淡红色的长腿，还有白色的羽冠。当鹭鹤两两相遇时，它们的羽冠便会升起打开，形成华丽的展示效果。鹭鹤生活在茂密的高地丛林中，主要在地面上活动，以昆虫为食。虽然它们的翅膀有着正常的形态，但只能飞行很短的距离。

鹭鹤是典型的岛屿进化产物，极为温顺。人类接近它时，它只会走开，有时会在树干后面躲起来，静待入侵者离去。我们的团队中有一位名叫克里斯琴·拉伯林（Christian Rabeling）的学生，他知道怎样将鹭鹤吸引过来，还进行演示将一只鹭鹤带到了我们面前。我不知道之前从未到过新喀里多尼亚岛的拉伯林是如何学到这种方法的，但他就那样充满自信地蹲下身，将双手伸进落叶堆中，揉弄出沙沙的响声。没过多久，鹭鹤便走到他旁边去观察那堆树叶。

我们猜想，鹭鹤之所以如此莽撞，是因为它们习惯利用同伴去寻找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过了一会儿，来到我们身边的鹭鹤又若无其事地溜达走了。只要敢于尝试，随便哪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抓获。怪不得以前有那么多新喀里多尼亚人和法国殖民者去抓捕鹭鹤呢。

另一类与岛屿完全不同的栖息地也极易导致生活于其中的物种灭绝。这类栖息地包括面积不大的溪流和其他水域。岛屿是被水环绕的陆地，同理，小溪、河流、池塘和湖泊就是被陆地环绕的“水岛”。当前，全部的淡水物种都面临很高的灭绝风险，因为在除了南极之外的每一个大洲上，人类都缺乏洁净的淡水，并因此与生活在其中的动植物种群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

对淡水物种造成最直接破坏的是大坝的建设。水坝能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却是对水域栖息地造成破坏的罪魁祸首。水坝的建设会对洄游鱼类形成拦截，令上游水域静止并加深，造成污染，而大坝周边密集的农业活动又会令问题进一步恶化。受威胁最严重的鱼类有鲑鱼、鲟鱼等需要长途跋涉回到上游繁殖的鱼类。我个人非常关注的一种鱼类是亚拉巴马鲟鱼。之所以关注，是因为我本人也来自那里。这种鱼非常稀有，每隔几年才会听说有人抓到一条。有时，人们甚至认为这种鲟鱼已经灭绝，但过一段时间便会又发现一条，引发大规模媒体炒作。于是，这一物种又被挂上了“极度濒危”的头衔。

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在长江中的当地小型豚类——白鳍豚，一直被中国那些与水相伴的人们所珍视。截至2006年，随着三峡大坝接近竣工，白鳍豚的踪影也彻底消失。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大洲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当属非洲。2000年时，坦桑尼亚的乌德赞瓦山脉（Udzumgwa Mountains）建造的一座水电站，截断了流入奇汉西（Kihansi）峡谷90%的水量，将金色奇汉西喷雾蟾蜍（Kihansi spray toad）在野外逼到了灭绝的地步。现在，仅在美国几处经特殊设计的水族馆中还能看到奇汉西喷雾蟾蜍的身影。这种小动物遭遇的灾难是一座警钟，迫使人们去审视遍及世界的、即将到来或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灭绝事件。

在美国，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水坝会对野生动物造成破坏性影响。现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打击，是因在亚拉巴马莫比尔河（Mobile River）和田纳西河（Tennassee River）流域建造水库造成的淡水软体动物灭绝。近几十年间，莫比尔河流域有19种贻贝（像蛤蜊一样的双壳动物）和37种水生蜗牛相继消失。田纳西河流域的损失与此不相上下。

为了让读者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软体动物灭绝这一现实，我在此将已灭绝的全部19种淡水贻贝物种名称列出来：库萨贝（Coosa elktoe）、糖匙贝（sugar spoon）、有角浅滩贝（angled riffleshell）、俄亥俄浅滩贝（Ohio riffleshell）、田纳西贝（Tennessee riffelshell）、叶壳贝（leafshell）、黄花贝（yellow blossom）、细猫爪贝（narrow catspaw）、叉壳贝（forkshell）、南方橡壳贝（southern acornshell）、粗糙扇贝（rough combshell）、坎伯兰叶贝（Cumberland leafshell）、阿巴拉契克拉乌贝（Apa lachicola ebonyshell）、线条口袋书贝（Lined pocketbook）、海德顿灯贝（Haddleton lampm-ussel）、黑棒贝（black clubshell）、库莎猪趾贝（Kusha pigtoe）、库萨猪趾贝（Coosa pigtoe）、马镫贝（stirrupshell）。愿它们安息！

这些千奇百怪的名称令人不禁想到那些消失了的无脊椎动物，它们是多么地不为人所知。相比之下，同一地区灭绝了的鸟类物种更为人们所熟悉：象牙喙啄木鸟、卡罗莱纳长尾鹦鹉、旅鸽、巴赫曼莺。

如果读者认为上面这些灭绝动物的名单无关紧要（“多出一种淡水贻贝又能怎样”），那就让我来讲一讲这些动物对人类而言的实际价值。贻贝与生活在海湾和三角洲里的牡蛎一样，都能对水流进行过滤和清洁。它们是水生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如果读者还要坚持看到能即刻变现的实体价值，那么这些贝类至少曾经是人们的食物来源，也是孕育珍珠的母体。

说到这里，如果贻贝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依然让你们觉得和自身的相关度不高，那么就让我来讲讲鱼类吧。据美国渔业协会的诺埃尔·博尔克海德（Noel M.Burkhead）称，1898—2006年，北美有57种淡水鱼类灭绝。导致灭绝的原因包括在河流上建造水坝、池塘和湖泊的排水、水源堵塞及各种污染，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据保守估计，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是前人类时期的877倍。为了唤起关于这些灭绝鱼类的记忆，我在此列出它们的部分常用名：马拉维拉斯红光鱼（Maravillas red shiner）、高原查布鱼（plateau chub）、厚尾查布鱼（thick tail chub）、幻影光鱼（phantom shiner）、清湖裂尾鲦（Clear Lake splittail）、深水白鲑（deepwater cisco）、蛇河吸盘鱼（Snake River sucker）、小银汉鱼（least silverside）、默氏裸腹鳉（Ash Meadows poolfish）、白线米诺鱼（whiteline topminnow）、波托西鳉鱼（Potosi pupfish）、拉帕尔马鳉鱼（La Palma pupfish）、墨西哥锯花鳉（graceful priapelto）、犹他湖杜父鱼（Utah Lake sculpin）、马里兰镖鲈（Maryland darter）。

最后还要提及一点，那就是生物灭绝现象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和长期影响。当这些物种在人类手中消失，就相当于我们将一部分地球历史抛弃掉了，我们亲手抹去了生命族谱中的分支。每一个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旦消失，我们便再也无法得知那些永远离我们而去的重要科学知识。

“灭绝生物学”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话题。对于以研究濒危物种和新近灭绝物种为毕生事业的科学家来说，某一物种的死亡尤其令人心痛欲绝。地球生物多样性中的残存部分正在考验着人类道德的胸怀和高度。因人类活动而数量骤减的物种现在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关注和照料。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我们都要谨记基督教《创世记》中上帝的箴言：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