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静分析中的热情期待
怀着对中国电影的热情期待,笔者试图用外科大夫般的理性分析和冷静评判,寻找纠缠着中国电影的内痛外伤。以复杂而单纯的心情,回溯了中国电影新时期以来的风雨苍茫之路,几句感言不得不说。
心情的复杂,来自对中国电影艰难变革和当下处境的体察,因为那里面既有“悔不当初”的遗憾,又有“必定如此”的无奈。国家有其命运,电影也有其命运。“历史”的“书法”苍劲无情,容不下一丝道德主义、感情主义的容身之地。
心情的单纯,来自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电影的热爱。这个古老的民族不缺乏智慧和文化,中国电影也必定能找到自己的出路,拥抱自己的未来。作为有幸生于这个时代、又有幸和电影结缘的学子,我知道自己前行的方向之所在。
【注释】
(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许均译：《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3页。
(2)对于“现代化”这个概念,学界有共识也有争议。一般说来,在积极的意义上,它与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这些趋向相联系,与科技发达、生活富足、政治民主等图景相映照；在消极的意义上,它又与竞争激烈、精神空虚、经济危机、犯罪猖獗等负面现象相捆绑。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由于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度不同,所以,有“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概念。从而决定了这些国家在当下的“现代化”运动中,发展主题非常不同：对于发达地区,主题是“第二次现代化”,有人也把它称为“后现代”、“后工业”；对于初步发达的地区,主题是“综合现代化”,两次现代化协调并进发展；对于不发达地区,主题则是“追赶现代化”,迫切需要迅速推进第一次现代化,向工业化进军。
(3)殷海光语。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6页。
(4)[美]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名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48页。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第75页。
(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列著作选读·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6页。
(7)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63页。
(8)见《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朱镕基”专刊第一版。
(9)“三明治”指的是社会结构由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阶层（知识分子）组成,比较单纯、清晰。“千层饼”指的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每一阶层都分化出多个阶层,出现了阶层内部的层次性,并产生了新的强势社会群体,也造就了边缘人。社会结构层次复杂,并处于流动中。
(10)[美]威廉·鲍莫尔：《福利经济学及国家理论》,《世界经济学名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448页。
(11)[美]托马斯·沙兹,周传基等译：《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57页。
(12)[美]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世界经济学名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54页。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
(14)张汝伦：《文化的反思——读金克木先生的两部文化论集》,《读书》,1986年第12期。
(15)按现代社会结构理论,市场经济社会的理想结构模式,应当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各自独立,形成明确的“私域”和“公域”,使政府职能得到合理约束,保证文化产业发展不扰、文化精神亦有充分考虑的滋长空间。
(16)原文为：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见《易经·下经·革卦第四十九》,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56～157页。
(17)中国文学在80年代的文化逻辑耐人寻味。令人困惑的是,“人道主义”关怀和“个人价值”肯定,不知为什么轻松地从“精神”滑向“肉体”,经过知识分子的话语修饰,“人性”的合理性迅速等同于“欲望”的合理性。所以,被肯定的“价值”实在值得怀疑,不过是以一种片面代替另一种片面而已。毕竟,人类精神生活应当是丰富的、有层次的,人性也不止于“食”与“色”。假设人类只为此二者生存,人类存在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
(18)社会学家把人类历史上以“政治”为中心,采用“金字塔”模式的社会结构,把文化、经济和政治高度整合于“政治”力量的时代,称为“机械团结”时代。首先提出此论点的人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一般来说,现代社会的领域结合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相对分离的有机形式。
(19)吕不韦：《吕氏春秋·不苟论第四·贵当》,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92页。
(20)同上,第12页。
(21)同上,第162页。
(22)苗棣：《美国电视剧》,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75页。
(23)按照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说法,转型时期是“语言杂多”和“众声喧哗”的文化时代。其具体实践和特例就是民间文化中的“狂欢节”（Carnival）——它是平民大众自发自愿的盛大庆典,没有观众,没有导演,人人自由平等地参与其中,嘲笑一切等级约束,反对一切世俗常规,亵渎所有神圣权威。它指向日常生活的幸福美满,关注感性欲望的充分满足。
(2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列著作选读·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5页。
(25)金圣叹：《杂华林》,转引自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66页。
(26)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221页。
(2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18页。
(28)李贽：《焚书》第四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2页。
(29)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李贽尽管猛烈冲击虚伪的传统道德和意识形态,却是一个“体制内”的造反者,破坏性强,建设性弱,在自己开辟的文化战场上,无法建设起新的思想体系。结果,就使自己变成投向古老帝国深不可测的文化之井中的一块特立独行的硬石头,激起些许波澜,但很快就被体制化解、修复,恢复水面的相对平静。
(3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42页。
(31)按笔者的理解,新时期的“大众文化”是有其“中国特色”的。按照学界的共识,“大众文化”在发达国家指的是具有三个前提的文化形态：其一,它是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的产物,其二,它是消费时代的文化,是社会参与和意义交流的文化平台,其三,它的传播媒介是电视、广告和流行出版物等,传播范围和效果巨大。以这三个条件来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现的“大众文化”,因为范围和性质的区别,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32)“情节剧”原义是“乐剧”,后来成为一种受大众欢迎的戏剧形式。随着它与多种传播媒介的结合,渐渐成为一个通用术语,用来指代在精英话语中备受批判和鄙夷的大众娱乐、通俗叙事。其特征是人物性格单一、故事情节离奇、价值判断绝对。但是笔者认为,“情节剧”对文化的破坏性并不像反对者说的那样夸张,其建设性和现实意义也不应被抹杀。它对社会人群具有精神抚慰功能；对进退维谷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一方面它可以在中国商业电影的“类型化”转变中有所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链接,创造具有时代感的民族电影。
(33)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34)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第一卷（下）,第217页。转引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1页。
(35)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36)王朔：《我看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6页。
(37)冯小刚语。见《中国电影报》1999年12月23日,第2版。
(38)冯小刚语。见余馨：《与冯小刚谈〈不见不散〉》,《当代电影》,1999年第1期。
(39)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0页。
(40)同上,第32页。
(41)徐贲：《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当代电影》,1996年第4期。
(42)[奥地利]康拉德·洛伦茨：《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88页。
(43)章柏青、张卫：《华夏文化背景下的观影心理描述》,见黄会林主编：《民风化境——中国影视与民族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9～121页。
(44)以上引文均见李少白：《电影民族化琐议》,见黄会林主编：《民风化境——中国影视与民族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9～121页。
(45)陈凯歌语。见罗雪莹《银幕上的寻梦人——陈凯歌访谈录》,《敞开你的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2页。
(46)参见尹鸿：《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
(4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2页。
(48)按照社会学家吴忠民的解释,“社会政策”指的是“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全、改进社会环境、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措施、法令、条例的总称”。见吴忠民：《社会政策的制定势在必行》,《南方周末》,2002年5月16日。
(49)陆学艺：《需要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南方周末》,2003年1月1日。
(50)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资料：《京、津、沪等十一个城市1985年上半年电影市场情况》,载《文艺界通讯》,1985年第10期。
(51)见《在北京,当你的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南方周末》,2002年3月28日。
(52)曾子语。见《论语·泰伯·七》,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1页。
(5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07页。
(54)许纪霖：《关于知识分子的短想》,《读书》,1988年第6期。
(55)谢冕：《谢冕文学评论选》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版。
(56)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0页。
(57)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95页。
(58)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西厢记·惊艳》篇前批语,光明日报出版社,第47页。
(5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和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第193页。
(60)同上。
(61)埃内斯特·范登哈格：《是喜是悲我们无从衡量》,载伯纳德·罗森堡、戴维·曼宁·怀特编：《通俗文化：美国的大众艺术》,纽约普需格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513页。
(62)许纪霖：《关于知识分子的断想》,《读书》,1988年第6期。
(63)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1页。
(64)陈凯歌语。见罗雪莹：《银幕上的寻梦人——陈凯歌访谈录》,《敞开你的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2页。
(65)张艺谋语。见李尔崴：《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122页。
(66)黄燎原：《重归伊甸园》,见《黄燎原演绎六十年代历史观》,《北京青年报》,1997年2月20日。
(67)章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发展流变轮廓》,载《当代电影》,1990年第2期。
(68)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改编自柯蓝散文《空谷回声》；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的长篇同名叙事诗。
(69)[匈]阿诺德·豪泽尔著,居延安编：《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38页。
(70)同上,第135页。
(7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9页。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72)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73)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4页。
(74)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5页。
(75)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12月16日。
(76)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63页。
(77)胡克：《从多角度理解中国无声电影》,《当代电影》,1996年第5期。
(78)《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工作报告》,1949年12月7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页。
(79)《进一步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人民日报》社论,1954年1月12日。
(80)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7页。
(81)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页。
(82)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3页。
(83)谢逢松：《正确选片》,《电影放映》,1960年第10期。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73～74页。
(84)《庄子·秋水》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业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85)在《电影的锣鼓》中,钟惦棐先生写到：“过场锣鼓,也正是从电影与观众这个点子上敲起来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桔子红》是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1953年到今年（1956）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100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有收回！”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86)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87)夏衍：《在厂长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7月21日。
(88)马德波、戴光晰：《陈荒煤在十七年》,《当代电影》,1993年第2期。
(89)王庚年：《雨频发春色风暖树自荫》,《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
(90)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2期。
(91)王庚年：《雨频发春色风暖树自荫》,《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
(92)王庚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93)同上。
(94)王庚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95)倪震主编：《改革和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7页。
(96)王庚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97)王庚年：《雨频发春色风暖树自荫》,《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
(98)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99)樊纲：《作为制度的文化》,见http://www.rongshu.com.cn。
(100)王庚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101)同上。
(102)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
(103)这五项经济政策具体是指：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台每年拿出纯利润的3％支持电影厂的电影拍摄；国家收取影院门票收入的5％,设立电影专项资金；中影公司的进口影片每年拿出不少于1000～2000万支持国产电影；电影频道通过影片的收购和播映回返各厂资金；个案报批,重大题材可以向宣传部或财政部申请资金。
(104)王庚年：《雨频发春色风暖树自荫》,《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
(105)《电影通讯》,1989年第10期。
(106)[美]约翰·费斯克,王晓钰、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15～216页。
(107)王永午、翁立：《1988：电影市场备忘录》,载《中国电影报》,1988年11月25日。
(108)钟大年：《作为叙事和表象的历史》,《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109)同上。
(110)《影剧文摘报》,1993年第5期。
(111)《影剧文摘报》,1993年第17期。
(112)高军：《聚焦1997：北京市场'97国产片年'述评》,《当代电影》,1998年第1期。
(113)高军在《聚焦1997：北京市场'97国产片年'述评》中提到,大华影院主管业务的副经理小谢在影院售票处目睹了这样一幕：一对青年男女踯躅在《长大成人》首映式宣传栏前,男青年说：“算啦,说不定跟《喜莲》差不多！”女青年道：“还是买吧,估计比《喜莲》好看。”男青年迟疑了一下,又说“买就买,要还是乡下种菜的那点事儿,咱立马就走！”……小谢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这是看《喜莲》看‘伤’了。”
(114)前电影局局长滕进贤语。见《电影通讯》,1989年第10期。
(115)[美]约翰·费斯克,王晓钰、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219页。
(116)刘伟光：《台湾电影衰退的十大原因》,载香港《银色世界》第206期。
(117)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0页。
(118)陈昊苏：《关于娱乐片主体论及其他》,《电影通讯》,1989年第3期。
(119)王庚年：《雨频发春色风暖树自荫》,《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
(120)晗宇：《国内外电影分级制度一览》,《新电影》,2003年3月下,总第16期。
(121)http://www.sina.com。转引自《网络与信息》,2003年第4期。
(122)北京大华影院经理南德山语。见《我们需不需要电影分级？》,《新电影》,2003年3月下,总第16期。
(123)梁良：《1988年的台湾电影》,《中国电影年鉴》（1989年）,第439页。
(124)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2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第33页。
(126)同上。
(127)[加]哈罗德·亚当斯·莫尼斯语。转引自[美]丹·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99、158页。
(128)李多钰等：《中国电影：别藐视普通人的感情》,《南方周末》,2002年9月30日。
(129)倪震、陆川：《欢快地创造主流话语》,《当代电影》,2002年第3期。
(130)郑洞天：《'好看'成为显学时》,《当代电影》,2002年第3期。
(131)《北京电影制片厂经济状况调查》,《电影通讯》,1990年第6期。
(132)胡鹏：《大投入能赚到钱吗？给〈英雄〉算笔账》,http://www.21dnn.entertianment.com.cn。
(133)陈玉：《从影片〈英雄〉热映看国产片的炒作》,http://www.xinhua.com.cn。
(134)北京新影联电影公司宣传策划部经理高军对北京电影市场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发出问卷1000份,有效回收900多份。该调查报告发表于《中国电影市场》,2001年第6、7期。
(135)根据《中国统计概要2000》相关数据整理。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136)包同之、张建勇：《电影体制改革：回顾、思考和展望》,《当代电影》,1990年第4期。
(137)见《南方周末》,2002年11月7日,第一版“编者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