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地位的误读

第一节　费尔巴哈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地位的误读

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进程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对此，学界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商榷：其一是夸大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影响的“等同论”；其二是贬低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影响的“无关论”；其三是教条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机械“环节论”。

一、夸大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影响的“等同论”

在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上，“等同论”片面夸大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将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性为人道主义哲学，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等量齐观。其二，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不成熟的，整个思想体系甚至语言都是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当时还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派”。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进而将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这一观点主要被西方学者所持有。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造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手稿》明确地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问题，一个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一个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必须彻底修正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会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用它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说：“应当把这个‘人道主义的’阶段看作马克思学说的后来被克服了的预备阶段，还是看作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本身现在已经不能再回避了。”^[1]他认为，“马克思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4年之间”。“决不能把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者注)只看做是‘不成熟的青年时期的作品’而予以摈弃。”实际上，马克思后期著作“却表现出创造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马克思在手稿中或广义地说在他的1843年和1846年间的著作中揭示了价值感觉和价值判断，而这二者是他后来的全部工作——也包括他的科学工作——的基础，并且也使他后来的全部工作有了真正的意义”。因此，亨·德曼说，他“在批判马克思主义时所持的立场，在基本点上是同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一致的”^[2]。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出版者——齐·朗兹胡特和J.P.迈尔认为，“虽然从表面形式上可以看出，手稿不是为发表而写的，而是表现出自己弄清问题的强烈特点”，但“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程度”，“是包括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它已经强烈地表现出“进行人本主义解释的需要，即对人的基本特征作出规定的需要”。“人的这种……真正使命的实现就是贯穿整部著作的思想”，马克思在“突出这个思想而获得这个思想并把它提出来以后，他以自己整个余生的精力集中于指出那些使观念和现实的矛盾得到解决的既存的现实力量”^[3]。G.韦特尔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得那样‘是崭新的无产阶级哲学’，而只不过是‘费尔巴哈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了解费尔巴哈哲学比研究三大卷《资本论》，更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4]。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说，马克思的哲学“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综合”，“如果人想避免使用‘唯物主义的’和‘经济的’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学的历史观”。^[5]匈牙利学者A.阿提拉在《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一文中说：“费尔巴哈作品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还没有足够的强调，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是与费尔巴哈哲学不可分割的……对照一下马克思哲学体系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哲学发展在后来马克思发展的前景中，既不陌生也不是无足轻重，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局限性。”^[6]

西方学者将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其最终目的是要消解马克思哲学的阶级性、革命性，使马克思哲学变成一个不分阶级，不分制度，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理论。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和需要显然要比理论研究的考虑占有更加优先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以往的哲学家们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要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多年来，他的学说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指南，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伟大的实践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人类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千年伟人”。钝化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消解马克思哲学的阶级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等同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十分重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但他过分夸大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经常把二者的性质混为一谈。例如，他使用“最新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等量齐观。他反对关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后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成了和费尔巴哈的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只是改正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其“唯物主义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逻辑所指示的同一方向上发展起来的”。他不加区别地谈到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认识论，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只不过因为马克思作了天才的修正而更加深刻化罢了”，“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7]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在俄国曾一度很有影响，马克思是“费尔巴哈的信徒”、“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主义的继续”等观点在当时的俄国颇有市场。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批评道，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具有相似性，他“对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进行批判，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按着费尔巴哈的方式……多于按着黑格尔的方式”。其实，“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8]。

“等同论”中的另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是不成熟的，马克思在那个时期还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派”。这种观点主要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面对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曲解和挑战，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于是乎，没有什么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是不成熟的，还没有摆脱旧哲学的束缚，他的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他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派”等观点出笼了。这种观点的思维逻辑，就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在时间上一分为二，用贬低早期马克思的办法来保卫晚期的马克思。在国际上，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法国的路易·阿尔都塞。他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曾有过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断裂的“位置”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断裂前，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总命题就是一个人本学的总命题，因此不但其所用的术语，而且他的“基本的哲学问题系”都是从费尔巴哈那里来的。他或是直接借用费尔巴哈的命题和论断，或是直接从费尔巴哈那里获取灵感，其表述方式都是费尔巴哈式的，青年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用一种伦理学的问题系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费尔巴哈式的先锋。青年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思想据为己有，并用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思想”，他说出的只不过是“费尔巴哈还没有说过但可能会说的那些思想”。^[9]因此，其思想是不成熟的、前科学的。断裂后，马克思的思想摆脱了费尔巴哈思想的束缚，抛弃了意识形态问题框架，在现实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批判青年马克思，保卫晚年马克思。类似的观点也出现了中国版。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不成熟的，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都是费尔巴哈式的，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晚年的马克思才是成熟的马克思，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阐发成熟马克思的思想，自觉地与不成熟的马克思划清界限并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

在这里，我们的问题是，把马克思区分为“成熟的马克思”和“不成熟的马克思”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标准是否具有合法性?综合以往的学术争鸣，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上是以下面的几个标准作为依据的。

第一，以“成熟的马克思”为标准。以“成熟的马克思”为参照系来区分“成熟”与“不成熟”，这是他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办法。但这种做法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逻辑上的一种悖论。按照思维的逻辑要求，要区分“成熟”与“不成熟”，合理的做法是在二者之外找到一个“第三者”，以这个“第三者”为尺度，来衡量和确定孰为“成熟”、孰为“不成熟”，而不能用本来属于衡量对象的“成熟”来规定同样作为衡量对象的“不成熟”。用被评判的对象来作评判的标准，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第二，以马克思思想演化的时间先后次序为标准。这种观点的一个逻辑前提就是马克思的思想以时间为序，越是早期，越是开始阶段，思想就越幼稚，离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越远；越是到后期，就是越成熟，就越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很明显，以此为标准，马克思早期思想就成了“不成熟”的代名词，而到了晚期，马克思的思想则达到了“成熟”的巅峰。然而，这种以“时间”为标准，所选定的乃是一个物理学意义的自然尺度。物理时间可以表明早晚先后，但无法裁判“成熟”与“不成熟”、“幼稚”与“深刻”等包含丰富思想内容的课题。在人类思想史上，晚出的思想不一定就比古典的思想深刻，今人的思想未必较古人成熟，晚期的思想不一定就比早期的思想高明，这是一个稍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以纯粹的物理时间作为标准来为“成熟的马克思”和“不成熟的马克思”划界，很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第三，以某种权威论述作为标准，来确定“成熟”与“不成熟”。我们以前常规的做法是将前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所认定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依据。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所依据的标准也不过是体系的制定者从某一特定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一种理解，它内涵着理论制定者的思想偏好和理论倾向，并受其时代的局限，因此这种标准也不能作为判断其他思想家理论性质的终极依据。今天，理论界已经取得共识，前苏联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质，其中一些理论是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冠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这样的理论作为标准来判断马克思哲学的“成熟”与“不成熟”，又怎么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呢?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人们试图把马克思二分为“成熟”与“不成熟”的时候，他们已经将自己置于错误的逻辑前提之上，他们所凭据的标准其实是经不起仔细盘查和反思的。事实上，思想家们的思想虽然在不同阶段存在着某种差别和变化，但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有其独立的价值，是很难用“成熟”和“不成熟”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来简单地予以裁定的。

另外，“等同论”观点片面地夸大了费尔巴哈的作用和影响，将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了，将“费尔巴哈派”纯粹化了，这是不符合哲学史的。

费尔巴哈是1848年革命前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无疑受到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费尔巴哈哲学在某些方面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青年黑格尔分子曾一度成为“费尔巴哈派”，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但决不能将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派”。

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理论，其理论性质不仅与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的状况有关，而且与哲学家们的主观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哲学家，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和科学条件，同样对费尔巴哈也产生了影响，但他们的哲学性质却不同，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同，这是他们最终创立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大学毕业后，通过新闻媒体直接参与到了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去，并在以后的经历中一直处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而费尔巴哈大学毕业后基本上是生活在偏僻的乡村，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个人经历不同，导致了两人哲学道路的不同：马克思注重实践，费尔巴哈崇尚自然；马克思重视的是市民社会，是政治经济学，费尔巴哈重视的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理学；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则始终是一位哲学家，他一生的活动是在理论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对社会实践则不予理解和重视；马克思积极参加同官方的论战，参加1848年革命，费尔巴哈则拒绝参加任何一场革命斗争，他认为不应该“以任何方式积极参加到陡然的、从而毫无意义的事情里面去”^[10]，认为“我们还不能从理论转向实践，至少还没有阐发得很全面的理论。理论仍然是当务之急”^[11]，现在首要的是要做一个“听者”、“观者”，而不是参加一次“无成效的”革命；马克思哲学的“绝对命令”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2]，费尔巴哈哲学的“绝对命令”是建立“爱的宗教”。正是哲学道路的不同，使得马克思既能借助费尔巴哈这个“桥梁”，又能通过这座“桥梁”前行而不是停留在这座“桥梁”上，最终达到自己理想的彼岸，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超越，而费尔巴哈则被历史抛在了后面。

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马克思在开始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观点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性，并对它保持了批判的精神。早在1841年3月马克思致鲍威尔的信中，就表示要斥责费尔巴哈，但被鲍威尔所劝阻。^[13]1842年3月20日，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指出，他与费尔巴哈在宗教的一般本质的理解方面“有些争论”^[14]。马克思这时关于宗教的本质问题的理解已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宗教是被歪曲了现实的理论，因此，要消灭宗教，就必须消灭被歪曲了的现实。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15]。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但在人是怎样创造上帝、世俗世界是怎样产生宗教的问题上则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神明的产生并不像费尔巴哈所说的那样，是人们把自己的类意识当做人以外独立存在的东西加以崇拜就产生了，而是由于社会原因、政治原因，根源在于国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他明确指出，“先验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天启宗教，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像一样”^[16]。也就是说，宗教崇拜、神灵崇拜实际上是先验国家的需要，是政治的需要。在《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的宗教思想已经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这时马克思已经用世俗桎梏来说宗教桎梏；把扬弃宗教问题归结为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这是与费尔巴哈用哲学去消灭宗教的做法大相径庭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种批判就更为直接和明显了。马克思在转述费尔巴哈关于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的观点后，未点名地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评。他说：“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7]这是马克思这个时期对人的问题理解的最高境界。而且，在论述人类解放的条件、任务时，不再笼统地谈论一般的人，而是明确地形成了“无产阶级”这个概念。

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再次表示了对费尔巴哈的“不满”，他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18]这“只有一点”的不满，准确地抓住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硬伤”，这已经昭示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也正是在这里开始超越费尔巴哈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费尔巴哈思想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运用的方法也是费尔巴哈的，这也是持青年马克思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观点的学者经常引用的一个理论依据。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种以后被恩格斯自嘲为对“费尔巴哈崇拜”的现象，决不是单纯的钦敬，而是一种积极的创新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都引申出了自己的结论。例如，在类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排除了费尔巴哈的将类本质自然化、精神化的倾向，赋予类本质社会性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含义；在异化问题上，既揭示了费尔巴哈异化批判对象的狭隘性，又将对象化和异化作了严格的区分；对于感性，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提升为人的感性活动。

可见，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和继承的关系，更是一种批判和超越的关系，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将马克思说成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派”，实质上只抓住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崇拜、信仰、继承的一面，忽略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超越、突破的一面，而正是这一方面，才使马克思真正成为“马克思”。我们主张马克思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但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曾经经历过“费尔巴哈派”阶段，这二者并不矛盾。在哲学思想史上，思想完全一致的哲学家是没有的，不仅没有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者，也没有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并不等于马克思不曾有过“费尔巴哈派”阶段。

二、贬低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影响的“无关论”

和“等同论”抬高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相反，“无关论”低估了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否认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否认费尔巴哈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完全割裂了二者的关系，使马克思哲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前苏联学者拉宾把1843年底到1844年8月看成是马克思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开始形成的阶段，认为马克思的观点这时已“开始被改造成从质上说是一个崭新的整体，虽然这些观点还不成熟”。在他看来，确定马克思在其观点发展的某个阶段同黑格尔、费尔巴哈或其他一些思想家的关系如何虽然也很重要，但首先应弄清楚的是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19]A.阿提拉援引列宁的《哲学笔记》，认为“马克思直接与黑格尔联系，但专业文献中还是把费尔巴哈的间接作用夸大并形成普遍看法，而对某些很有根底的特别意见如卢卡奇的文章则置若罔闻”^[20]。

“无关论”思想在我国学界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它具体表现为否定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作用。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他的早期思想转变过程中，并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而是通过密切联系社会实际生活，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唯心主义，自觉走上唯物主义道路的，其间没有费尔巴哈这个“中间环节”。我们称这种观点为非“中间环节”论。

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论断，是恩格斯在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提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作了说明……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21]。“中间环节”论由此产生。对于这种否定费尔巴哈哲学“中间环节”作用的观点，我们认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这种观点违背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性。我们知道，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个新的学说、一种新的思想都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决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22]其中，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二，非“中间环节”论者认为，恩格斯的原话是费尔巴哈“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而“中间环节”论者撇开了“某些方面”这个重要的限制词，来谈费尔巴哈的“中间环节”作用，所以，“中间环节”论者的观点，既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也不符合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本身就是矛盾的、违背常理的。其一，恩格斯的原话说得清清楚楚，“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坚持“中间环节”作用的学者们是不可能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的。事实上，他们不但没有抛弃“某些方面”这一限制词，而且恰恰是在“某些方面”作了更深入的理论挖掘。其二，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费尔巴哈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只能是在“某些方面”上，不可能是在“一切方面”上的。其三，非“中间环节”论认为，“中间环节”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他们抛开了“某些方面”这一重要的限制词。那么，是否反过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间环节”论者加上“某些方面”这个限制词，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一观点就成立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和他们自己所持的观点相矛盾吗?其四，非“中间环节”论者认为，撇开“某些方面”这个重要的限制词来谈费尔巴哈的“中间环节”作用的始作俑者是列宁，其后，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将其进一步发展。我们这里暂且不谈列宁、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是否真的将费尔巴哈的“中间环节”作用夸大了，退一步讲，就算是真的夸大了，他们也是在“某些方面”的基础上夸大的，是“有中生有”，而不是“无中生有”，因此，以此来否定费尔巴哈的“中间环节”作用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三，非“中间环节”论者认为，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将“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看成是一个圆圈，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的“出发点”、“中间环节”、“真实结果”不是一个思想内涵。因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谈的是近代哲学史，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列宁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圆圈理论不能成为“中间环节”论的理论论据。这种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关于“圆圈”理论是作为人类认识的螺旋式辩证发展过程而提出的，是逻辑的，而不是历史的，这一点，列宁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很明显，在随后列宁列出的四个“圆圈”中，“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这个“圆圈”就不是以历史年代为顺序，而是依据了逻辑的发展顺序。而第四个圆圈：“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则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23]所以，以“圆圈”是描述哲学发展史为依据，认为列宁的“圆圈”理论不能成为费尔巴哈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中间环节”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

第四，非“中间环节”论者，还提出了一个所谓有力的证据，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他们一般是这样引用的：“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4]非“中间环节”论者认为，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叙述自己的思想发展真实过程，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费尔巴哈，所以，他们认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

我们的问题是，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根本不是像非“中间环节”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他的思想发展过程，而是他“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25]。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找到依据，而非“中间环节”论者们却故意丢弃了马克思的这几句关键的话。一句话是马克思在表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的那一大段话的前面一句话，那就是，“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26]，接下来才是刚才我们所引用的那一大段的叙述，这里再明白不过地告诉读者，下面的叙述是马克思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而非“中间环节”论者恰恰没有引用这句至关重要的话；另一句话是马克思在文章的结尾再次强调的“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27]，与文章开始的那段话首尾呼应，这再次说明，马克思上面的述说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非“中间环节”论者也给“忽略”了。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引者注)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从前的哲学信仰”是什么呢?马克思接着作出了说明，他说：“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8]这“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集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可见，马克思“从前的哲学信仰”之一就是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如果，像非“中间环节”论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前一段论述是关于自己思想历程的述说，那岂不是前后矛盾了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那种认为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并不起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是通过革命实践自觉地走上唯物主义道路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作用，经典作家早有过论述。早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恩格斯就指出，包括马克思和他在内的“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都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29]。1886年，正是为了偿还这笔“信誉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与他们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其基本观点是：第一，“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第二，至于费尔巴哈，“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一个“出发点”——“中间环节”——“真实结果”的过程，其中，“出发点”是黑格尔哲学，“中间环节”是费尔巴哈哲学，“真实结果”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正是通过费尔巴哈这个“中间环节”最终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这个“出发点”的影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真实结果”。第三，费尔巴哈的最大功绩是“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巨大的“解放作用”，使得马克思“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30]。

恩格斯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列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31]非“中间环节”论者认为，列宁的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哲学的时间是1843年而不是1844年，创立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时间是1845年和1846年，而不是1847年，所以，列宁这句话是不能作为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的理论根据的。我们认为，列宁的这段关于马克思世界观转变时间表的述说，之所以有误差，是因为列宁生前没有看到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重要著作，但这并不影响列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的表述。马克思离开黑格尔，中间经过费尔巴哈，最后走向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逻辑的、更是历史的事实。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说：“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他而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32]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列宁在论述到哲学发展史上的“圆圈”时说：“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非“中间环节”论者认为，列宁是夸大费尔巴哈哲学“中间环节”作用的始作俑者，恩格斯还强调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作用是“在某些方面”，列宁干脆把“在某些方面”这一限定词给去掉了。我们也不否认，列宁在论述费尔巴哈的“中间环节”作用时有扩大化的嫌疑，但这并不构成对费尔巴哈哲学“中间环节”作用的否定性结果，只能是作用程度的差异而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也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四篇文章中，“好像贯穿着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费尔巴哈，他们从费尔巴哈出发，然后超过他而摸索前进”^[33]。普列汉诺夫也写到，在《德法年鉴》上的几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及和他合作《年鉴》的恩格斯，已经很稳定地站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观点上来”^[34]。

以上这些论述无疑说明：经典作家虽然在费尔巴哈哲学“中间环节”作用的程度上表述有所不同，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中间环节”作用是一致认可的，前后的思想是一贯始终的。目前，在我们所掌握的经典作家材料中，还没有发现有关否认费尔巴哈哲学“中间环节”作用的论述。所以，否定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在某些方面起到了“中间环节”作用的论断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意的。

“无关论”者表面上看是非常革命的，否定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作用，其目的是为了抬高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成熟程度，保证马克思哲学的纯洁性。殊不知，排除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就是排除了人身上的自然性和意识性，那么，人还剩下什么了?只有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空壳了，这不仅没有保卫马克思，反而是误读了马克思，使马克思哲学片面化、抽象化了。

三、教条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机械“环节论”

关于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问题，学界有两种“环节论”，一种是辩证“环节论”，一种是机械“环节论”。本书持辩证环节观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论述我们放在第二章完成，这里主要谈机械“环节论”。

机械“环节论”者承认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作用，但他们将这一关系简单化、机械化了。他们认为马克思一开始是彻底的黑格尔派，后来又是彻底的费尔巴哈派，最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论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产生了。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主义思想，即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成要素和理论原料，经过黑格尔辩证法的加工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了。这一思想较早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的著作中。梅林认为费尔巴哈影响了马克思发展的一个阶段，《莱茵报》时期还看不出这一点，但到《德法年鉴》时期这种影响就“特别有力地显示出来了”，《神圣家族》虽然“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他们越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越过抽象的人达到历史的人”，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由于梅林没有看到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费尔巴哈》，因此对其评价不高，认为这是一场冗赘繁琐、咬文嚼字的“超论争”，只是偶尔出现的沙漠中的绿洲和辩证法的光芒，到了《哲学的贫困》才“由于返回到黑格尔而超越了费尔巴哈”^[35]。后来，这种机械“环节论”的思想在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定格下来，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广泛传播。在我国则表现为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理论。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理论被称为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归结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空是物质的运动形式；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又是可以认识的。这种唯物主义实际上并没有超出16～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的水平，甚至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来说，都是一种倒退。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将哲学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是一种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企图通过给这种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无疑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没有一个哲学上的彻底革命，企图通过简单地把旧唯物主义嫁接到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上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的路数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旧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是反辩证法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在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创立的，是精神的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超越，它在本质上又是反旧唯物主义的。所以，二者不属于同一个血统，根本无法实现嫁接。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这样来理解唯物辩证法：我们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我们就是唯物主义者了；我们承认事物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我们就具有了辩证法思想。如果我们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我们就做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也就由此诞生了。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就是这样论述的。其实，论证“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并不等于论证了“唯物主义”是辩证运动的。论证“外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回答的是一个科学问题，而论证“唯物主义”是如何辩证运动的，这才是一个哲学问题。这种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是在经验思维即常识思维的层面上进行的，而不是在概念思维即哲学思维的层面上进行的。对于“唯物主义”是如何辩证运动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如何统一，我们必须在哲学思维的层面来进行思考，即必须把它和哲学基本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对此，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过明确的表述，他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36]。列宁的这一论断就是要求我们必须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来认识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只有从这一高度来理解辩证法，才能弄清楚马克思是怎样实现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的。

其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来理解辩证法理论性质，早在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有过论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一文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37]马克思在这里向人们昭示着这样一个思想：近代的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近代的辩证法之所以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为唯物主义只是从“内容”方面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唯心主义辩证法只是从“形式”方面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二者都没有从“内容”和“形式”的现实统一中去理解思存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统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38]在这里，恩格斯再次强调辩证法就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学说的观点。

从哲学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辩证法被首次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是把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作为自己的最根本任务。哲学史上先后出现的古代朴素辩证法、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它们各自的特征主要来自它们对思存关系的态度。辩证法理论的成熟和哲学基本问题的明朗化是基本同步的。古代朴素辩证法之所以是朴素的，而非“精致”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古代朴素辩证法没有真正实现思维与存在，一般与个别的统一。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辩证法创始人”的芝诺，就是因为无法用概念的逻辑去表达运动，从而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哲学思维层面上的统一，所以只能以悖论的形式表达了思维与存在、一般与个别的否定关系。赫拉克利特对变化的经验事实所做的归纳，在古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能两次摸到同一个一模一样的变迁的实体”，“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39]但从哲学思维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运动，他只是停留在经验层面上，表述表象意识中对象事物的流变。他所实现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也只能是抽象的统一，直接的统一，不变的统一，还不可能自觉地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使之“获得完全的意义”。因此，列宁说：“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对这种思想，对辩证法没有搞通。”^[40]黑格尔是真正实现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在哲学层面上统一的第一人。他使“隔离的”、“僵化的”概念燃烧起来，建立起了一个以“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为内容的庞大的概念辩证法体系，从而实现了辩证法从自发到自觉理论形态的根本性转换，把辩证法展现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他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建立在“无人身的理性”基础之上，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被一层神秘的外壳所笼罩，唯物论和辩证法仍然是分离的。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他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为立足点，以存在对思维的本原性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相统一的发展，又以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的辩证法为内容去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历史性统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科学改造，才最终创立了辩证法的“合理形式”——唯物辩证法。可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绝非像机械“环节论”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简单的相加，而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

“等同论”是片面的“夸大论”，夸大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无关论”是片面的“低估论”，低估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机械环节论”是片面的“割裂论”，它割裂了各个环节相互转换的辩证关系。总之，三种观点都没有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真正关系，只有辩证的“环节论”才能科学阐释和真正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