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

第三节　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秦相国吕不韦招集门下宾客编著。据《吕氏春秋·序意》“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的记载，该书重要组成部分“十二纪”在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就已写成。这时已经是秦灭六国而一统中国的前夜，因此，有必要结合吕不韦的身世行动和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来理解《吕氏春秋》这部书的思想内容。

吕不韦（？—前235年），战国末期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往来“贩贱卖贵”，成为“家累千金”的“大贾”。后来，吕不韦发现在赵国国都邯郸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以为“奇货可居”，于是出钱出力为异人奔走请托，使得异人被立为秦国太子安国君（嬴柱）的嫡嗣。安国君继承王位，称秦孝文王，异人被改名为子楚，并被立为太子。孝文王死，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子楚兑现当年在邯郸时“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史记·吕不韦列传》）。由于这次政治投机的成功，吕不韦一跃进入秦国的政权核心。庄襄王在位三年，于前247年去世，吕不韦拥立13岁的太子嬴政继承王位，这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秦王嬴政即位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同上）从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秦国政权实际上控制在吕不韦手中。

吕不韦像

吕不韦执政之初，秦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已发展为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领土不断扩大，“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史记·秦始皇列传》）。秦国还有全国最富庶的农业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史记·货殖列传》），在这些地区兴修水利，推广牛耕，普遍使用铁农具，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这时的秦国人口不足全国的3/10，土地却占有全国的1/3，而财富则占全国的10%。自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商鞅入秦，孝公决心变法，贯彻“耕战”的基本国策，秦国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

秦国还有重视外来人才的传统，为谋求富强，远在春秋的秦穆公时期，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就在秦国受到重用。进入战国时期，对秦国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商鞅也是来自于卫国。战国末年，各国执政者招贤养士之风十分盛行，其中最著名的即所谓“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吕不韦执政时也不甘落后，他“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当时秦国政治经济强大，对六国鲸吞蚕食，已有统一中国的趋势，吕不韦本非秦国人而官至秦相国，这些对意在谋取功名的有识之“士”都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投奔吕不韦门下，构成一个智囊团，为其内政外交提供智力支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同上）。

《吕氏春秋》的编著不是要创立一种独家理论体系，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即将统一中国的强秦提供一部系统的施政纲领和政治理论依据。《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杂家类，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可见杂家擅长“兼”“合”，就是为了实现“王者之治”，不囿于一家一派，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融合、会通。《吕氏春秋·执一》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天子必执一，所以摶之也。”而“执一”的目的在于“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吕氏春秋·不二》），反映在思想上，对当时的秦国来说就是以富国强兵、征服六国为目标，承袭各个学派中适合自己志趣的东西，使其各自发挥最大的效能。正由于此，“《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

吕不韦根据政治实践的需要，组织人力编著《吕氏春秋》，他自己解释写作的意图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吕氏春秋·序意》）可见其会通百家之学的主导思想是“法天地”，就是统治者在处理自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时，只有遵循天地之理，天地人三者才能各当其位，即所谓“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吕氏春秋·圜道》）。百家学说都属于“私”的范围，需要根据天地之理对之进行融合、会通，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平其私”，形成一个综合的思想系统，为君主统治服务，“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吕氏春秋·用众》）。

在形式上，《吕氏春秋》“杂”而不乱，结构整齐。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十二纪》以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划分，即：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每一纪下有五篇文章。《八览》即：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一览下有八篇文章。《六论》即：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一论下有六篇文章。加上《序意》一篇，对编著该书的宗旨进行概括，全书原应有161篇论文，但由于有散佚残缺，现存160篇，20余万言。书的三大部分，与《序意》所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相合，以天地人包举一切事物，构成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可见全书编纂经过精心设计。

从内容看，在众多篇章中，《吕氏春秋》对先秦时期儒、道、墨、法、阴阳、名、农等各家学说主张进行消化吸收，写出了关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治国等方面的论说，司马迁说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不是没有道理的。

儒家主张仁政爱民，同时维护君权和宗法伦理道德，这些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过来，改造为通过施行仁义道德，举“义兵”，“诛暴君而振苦民”，通过“义战”建立君主国家，推行王道的一系列学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吕氏春秋·上德》），这是施行仁政的主张；“凡为治，比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吕氏春秋·处方》），这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的说辞；“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氏春秋·贵公》），这是推行王道、天下为公的观点。儒家尊师重教，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吕氏春秋》中《劝学》《尊师》等篇赞同这种观点；儒家还主张通过制礼作乐，施行教化，《吕氏春秋》中《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明理》《制乐》等篇专门讨论音乐及其意义，说明乐的由来和作用，以及如何用音乐进行教化的问题。

道家思想在《吕氏春秋》整部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方面是因为该书“法天地”的主导思想直接来自于《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述。另一方面是因为战国末期黄老道家学说的特点是：“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与“杂家”《吕氏春秋》“兼”“合”的特点相通，该书中《不二》《执一》强调“执一”（即执道），“齐万不同”就是主张会通各种学说以为王者所用。当然，道家思想最大的作用是为全书提供深刻的哲学理论依据，为解释“王者之治”奠定思想基础。“道”高深玄远，无形无名，被看做天地万物的根本：“圜道也，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吕氏春秋·圜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吕氏春秋·大乐》）。由此推天道以明人事，“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同上），这里所说的“一”是道是君，“两”是万物是臣，臣下服从君主应该像万物服从“道”主宰一样自然而然，这是为了说明君主制的合法性提出的观点。“道”是可以被认识的，人们应该根据“道”的自然本性来行动，这就是“贵因”，“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吕氏春秋·贵因》）。“因”就是顺从“道”的运转规律，因时因势而行事，具体来说就是：“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制于物……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行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吕氏春秋·审分》）这是吸收老子“道法自然”而发展出来的思想。

然而，《吕氏春秋》并非照抄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其所论的“因”是针对君主而言的一种统治术，在这一点上，《吕氏春秋》又借鉴了法家的学说。“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吕氏春秋·任数》）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这是要求君主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和欲望，把具体事务交给臣下处理，自己“去想去意，虚静以待”（《吕氏春秋·知度》），既防止臣下讨好和钻空子，又暗中考察其办事能力，辨别忠奸。这样就能形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吕氏春秋·君守》）的局面。这是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学说，为了使秦国富强，《吕氏春秋》采用了申不害一派法家的主张，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紧密结合的。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这就宣告了周天子的灭亡。《吕氏春秋·谨听》说：“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秦国自孝公开始的历代君主，能随着时代发展而进行变法，就是“贤主”。吕不韦执政时，周天子已绝，代之而起的“贤主”“天子”是确有所指的，那就是秦王嬴政。法家学说为君主集权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因而为历代秦王所尊奉。《吕氏春秋》吸取了法家思想，但同时又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对商鞅、韩非一派法家主张的“严罚厚赏”进行调和，认为“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吕氏春秋·义赏》），“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吕氏春秋·用民》）。由此可见，《吕氏春秋》是以政治需要为目的，对当时重要学派的思想都下过一番融合、会通的功夫。

此外，《吕氏春秋》还保存了墨家、阴阳五行家、名家、兵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资料，虽然有的地方有所抵牾，但这是众人编书不可避免的。《吕氏春秋》整部书的结构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框架建立起来的，《十二纪》每纪第一篇都取自《礼记·月令》，意在将自然事物和人事活动按照五行法则、依照四时运行的次序进行分类说明，而且《八览》首览首篇《有始览》，《六论》首论首篇《开春论》也是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编纂《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但无论说该书以阴阳五行家思想为主导或者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具有儒家倾向，都不能掩盖其编纂时明显的政治意图以及编写过程中融合会通各个学派的“兼”“合”的特点。这也表明，中国思想史发展到战国末期这个大动荡时期，思想的综合与统一代替了百家争鸣、创立新学派的冲动，不同学派之间互相吸收与互相融合的趋势逐渐明显。

【注释】

[1]《左传》《国语》引用《易经》共22条，其中6条是直接引用卦爻辞作为论据。参见杨树达《周易古义》，高亨《周易杂论·〈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李镜池《周易探源·左传中易筮之研究》。

[2]以上具体数字的计算方法，参阅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筮法新考》。

[3]此为《尚书·禹贡》所列九州名称。《尔雅·释地》所列九州无青、梁二州，有幽、营二州。《周礼·夏官·职方氏》所列九州无徐、梁二州，有幽、并二州。

[4]《吕氏春秋·有始览》说：“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十万）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十万）有九万七千里”。折算下来，中国的面积只占世界的1/500强。《淮南子·地形训》所说的“四海之内”数字与《有始览》同，而说“四极之内”东西、南北各二亿（十万）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折算下来，中国是世界的1/75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