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二、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龚育之认为，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不仅有理论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和理论本质的一致性，而且还有理论主题的阶段性和理论内容的超越性，表现为一种继承、纠错和发展的关系。

在龚育之看来，新时期遇到许多新问题，“所谓新问题，就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面对过的新形势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或是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但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正确地认识和创造性地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使毛泽东思想得到新发展”^[86]。龚育之指出，邓小平时代的全面改革，比起先前阶段的拨乱反正，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基本的问题搞清楚。

龚育之认为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独特的超越”有两层含义：第一层面是纠正和继承的结合；第二层面是纠正、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三者的结合。

就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来说，龚育之认为所谓“纠正和继承”，就是“拨乱反正”。拨乱，包括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也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的超越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达。”^[87]在龚育之看来，是人就有可能犯错误，是探索就避免不了要误入歧途，也应该允许人家犯错误。如果说正确的成功的探索经验值得珍视，那么错误的探索得来的教训更加弥足珍贵。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错误，龚育之也把它归类于社会主义探索走入歧途的重大错误这个层面。龚育之后来在回顾邓小平如何实现这一结合的过程时，连用了两个“邓小平深知”道出了其中的艰辛。第一，邓小平深知，如果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国就不可能从现实困境中摆脱出来^[88]。第二，邓小平又深知，纠正毛晚年错误绝对不能失去分寸。龚育之认为，邓小平在当时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历史的艰难转折，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政治艺术、政治良心，至今还显示出它的锋芒和力量^[89]。在龚育之看来，要充分的利用和显示这种锋芒和力量，正视历史教训，放宽视野，在邓小平开创的事业中前进。

龚育之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除了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之外，还出现了第三个重大因素——创造性发展。这样三个方面的结合，就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独特的超越的另一层，也是更深层次的含义^[90]。在龚育之看来，较之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两大突破、两大创造”^[91]。

一个大的理论“突破、创造”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龚育之认为，毛泽东时代也有过要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比较发达阶段思想的萌芽，但那时也仅仅是停留在萌芽上面而已，根本就不可能在现实中实行^[92]。有人担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概念会把人引向资本主义社会，或者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龚育之不这样看，认为担心可以理解，但没有必要，因为这是时代变化的基本要求，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既不姓“资”，也没有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93]。

另一个大的理论“突破、创造”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龚育之看来，全面改革，首先的和最根本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总是持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优点是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与社会主义不兼容的，更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把发展市场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掉的，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开始就朝着市场经济方向的目标迈进的^[94]。龚育之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伟大创造^[95]。

龚育之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再加上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等等，所有这些，把它们综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龚育之认为这个理论，在没有丢老祖宗的同时，也说出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合乎客观实际和反映时代发展的新话^[96]。它不但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飞跃，而且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较有论证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不但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理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而且改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传统观念，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巨大飞跃。

【注释】

[1]这种观点认为，就两人哲学思想的师承关系而言，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邓小平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2）邓小平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3）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大体与毛泽东哲学相一致，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4）邓小平的哲学性格与毛泽东有连续性。就邓小平哲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形式和途径而言，主要表现为：（1）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虽然是一个理论体系，其哲学概念和思路也相同，但是对有的哲学概念的认识高度，对有些哲学范畴关系的认识广度，却大大地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2）邓小平哲学在对毛泽东个人晚年哲学观点上的错误进行纠正的过程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着重强调哲学范畴关系的另一个侧面，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哲学范畴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参见石仲泉：《对历史伟人的历史比较——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作》，《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第21页。

[3]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第24页。

[4]参见王立胜：《关于深化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思考》，《毛泽东思想论坛》1998年第1期。

[5]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150页。

[6]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647页。

[7]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第457页。

[8]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41页。

[9]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40页。

[10]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第455页。

[11]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第456页。

[12]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第456页。

[13]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

[14]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第63页。

[15]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7页。

[16]参见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35页。

[17]参见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35页。

[18]参见《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19]参见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36页。

[20]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62页。

[21]参见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38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6页。

[23]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63页。

[24]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63页。

[25]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7页。

[26]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39页。

[27]参见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37页。

[28]参见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39页。

[29]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9页。

[30]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40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182页。

[32]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第54-55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34]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第55页。

[35]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第55页。

[36]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63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4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4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

[42]李瑗：《毛泽东邓小平对资本主义认识之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43]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第364页。

[44]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850页。

[45]转引自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第392页。

[46]参见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221页。

[4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第171页。

[48]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850-851页。

[49]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222页。

[50]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222页。

[51]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869页。

[52]参见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115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4]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648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

[56]龚育之：《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57]龚育之：《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

[58]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第456页。

[59]参见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第456页。

[6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61]参见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646-678页。

[62]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668页。

[63]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137页。

[6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

[65]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63页。

[66]龚育之：《从南方谈话到十四大、十五大、‘七一’讲话》，《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67]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68]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6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70]参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71]参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72]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45-1046页。

[7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7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7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76]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0-373页。

[77]龚育之：《理论·党性·方法——关于建国以来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7期。

[78]龚育之：《刘少奇论毛泽东思想：今天的启示》，《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

[79]龚育之：《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2日。

[80]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第1215页。

[81]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第58页。

[82]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4-365页。

[83]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第1033页。

[84]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9页。

[85]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70页。

[86]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22页。

[87]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5页。

[88]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3页。

[89]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5页。

[90]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8-369页。

[91]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6页。

[92]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7页。

[93]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7页。

[94]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7页。

[95]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68页。

[96]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