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电影市场分析

第一章　重庆市农村电影生态纵览

中国农村电影市场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空前繁荣之后,进入1990年代以来,呈现出逐渐下滑的颓势,而且似乎无可挽回。这种变化趋势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转型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的中国农村电影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以1982年的四川省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为例,全县95个公社中有92个都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放映队,其中德感、龙门、吴滩三个公社还修建了公社电影院。电影的普及程度可见一斑。可以说,1980年代中国电影的蒸蒸日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电影市场的空前活跃。然而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大批青壮年农民离开乡村涌向城市,农村电影市场自然逐渐萧条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工作重心理所当然地集中于城市,于是在19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19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问题在于,进入1990年代以来,尽管电影资源过度地集中于城市,但城市却无法挽救中国电影整体下滑的命运。那么,当城市电影在社会转型时期遭遇如此的尴尬时,我们何不把目光转向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农村电影市场?或许,激活农村电影市场能够给中国电影带来一线生机?正是抱着这样的一丝期望,我们课题组开始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农村电影的生态问题。

重庆市下辖40个区县,除去渝中区外,其余39个区县有的处于城乡结合部,有的完全是农业县,这39个区县是我们研究农村电影生态问题的调查范围。据我们调查,39个农业区县均拥有一个以上的县级专业电影院,某些条件较好的城关在电影事业最繁盛的1980年代甚至建有二至三个专业影院,如涪陵、万州、北碚、永川等。这些专业影院大多建于1950年代初期,伴随着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坎坷历程,历经了数不尽的风风雨雨,大致可以描述为:从1950年代的兴起,到“文革”的混乱,到1980年代的鼎盛,到1990年代的滑坡,到世纪之初的艰难,直到如今的冷冷清清。到2007年,这些县级影院虽然还勉强维持着电影放映功能,但因设施陈旧、放映设备老化、片源质量差、观众人次少等因素的影响,其放映功能已大大弱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寿电影院,该影院于2000年改造完成后,只有2006年有统一排片放映的记录,全年放映电影40场次,观众388人次,全年票房3190元,平均票价8.22元。⁽¹⁾即便是全市县级影院放映收入前三名的涪陵太极影城、万州区三峡影都和江津人民电影院,其放映情况也不容乐观,据2006和2007两年的数据统计分析,这三家影院的平均票价为9.8元,平均每场观影人次为15.3人,平均每场收入为149.9元。⁽²⁾而且,这些票房主要集中在旺季大片(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在淡季,一场电影常常只有三五人坐在空荡荡的影院里,有时甚至一张票也卖不出去。显然,仅靠放映收入是很难维持电影院继续存在的,绝大部分区县影院在放映上不但不赚钱,反而要赔本。据我们调查,县级影院的收入有70%-90%来源于场地出租,放映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10%-30%。将影院出租给各种流动演出的文艺团体,再将所得收入的一部分补贴到放映亏空中去——这是苦苦支撑区县影院生存的普遍做法。但这种惨淡经营的权宜之计颇为令人担忧,若干年后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区县影院成为各种商业文艺展演的乐园,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其放映功能却越来越弱化直至完全丧失。那时的电影院还能叫电影院吗?

比起区县影院来说,集镇影院的存在时间更短、衰颓速度更快。

这些集镇影院大多兴建于1980年代初期,往往坐落于交通相对方便的场镇,这里既是基层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又是辖区内所有农民赶场会友、娱乐消闲的主要场所,换句话说,这里是农村各类信息最直接的集散中心。这些场镇一般每三天赶一次集市,逢集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通常每个逢集日均有1-2场电影,且几乎场场爆满,拥挤不堪。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几乎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都极少,只有少量的村社播放着节目单调的有线广播,而且播音时间短,全天分早中晚三次播音,总时间不足两小时,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看电影自然成为他们娱乐消闲的主要方式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满足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电影事业快速发展的政策和文件,电影发行放映规模和从业人员数量迅速扩大,形成了真正覆盖全国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1981年3月,中影公司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推广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省积极发展集镇电影院的经验,改落后的流动包场放映为定点集中售票放映。这次会议对于小集镇电影院及放映队伍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重庆市(当时隶属于四川省)98%的集镇影院是在长沙会议后建立起来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12月31日,重庆市辖区内的集镇影院共有600多个,平均每县约有15个,尽管设施简陋,但一般都有1000个左右的座位。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电视机逐渐在农村得以普及,录像机、影碟机、家庭影院等家用音像设备也开始进入了普通农民家里,还有歌厅、舞厅、夜总会、麻将馆、棋牌室、桌球室等娱乐设施如雨后春笋般疯长,看电影不再是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加之随着打工潮的兴起,作为电影消费主体的广大中青年农民,大多涌入城市,曾经盛极一时的集镇影院迅速衰落,直至完全停业,最后关闭。于是,电影放映队纷纷解体,放映人员纷纷转行,放映设备或转卖或弃置。这些曾经给予广大农民兄弟无尽快乐和知识的集镇影院,在经历了短短十余年的辉煌之后,到1990年代,已经完成了它们光荣的历史使命,不再具有承载文化消费的主要功能,便只能黯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例如江津区,从1995年开始逐渐有部分集镇影院拆除,到2003年,只有白沙、杜市、石门、永兴四个镇的影院保留下来,而到2007年,乡镇中只剩下白沙一个影院了,而且白沙电影院也只是一个躯壳,大多数时间靠租赁场地维持生计,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永川区最后一家集镇影院——何梗镇电影院在2007年10月也被拆除了,从此以后,何梗镇附近的五个镇就靠一个放映员挑着设备巡回放映了。据我们调查,这些集镇影院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绝大多数被房地产商看中,很快被拆除,又很快被开发成商品房。昔日热闹非凡的影院旧址如今虽然耸立着漂亮的高楼大厦,但是这里却缺失了电影的身影。人们不禁要问:社会发展了,文化设施却拆除了,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尽管区县影院惨淡经营、集镇影院黯然退场,农村电影的血脉依然顽强地延续着。

如上文所述,我国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在1980年代得到飞速发展。其实,这张巨大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奠定了基础。当时,电影作为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分支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据统计,1951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共组建了流动放映队600多个,1952年增至1113个,1957年更达6692个,从1958年开始,农村出现了由人民公社主办的电影放映队,农村放映网得到极大扩展。到“文革”前夕,全国放映单位总数达20363个,其中,农村放映队9835个,占总数的48.30%,可见农村电影在当年与城市电影不相上下,几乎平分秋色。这张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由于农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拉动和文化政策的促动而得以极度扩张,成为支撑农村电影发展的重要财富。正是这张巨大的网络多年来培育起来的流动放映队伍,在影院放映渐趋萎缩萧条的今天,反而活跃在广大农村,辗转于村社、集镇甚至县城,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这些流动放映队业务上隶属于县级电影公司,其兴建、萎缩、困顿和复苏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兴衰涨落几乎是同步的。例如重庆江津区最早的5个流动放映队建立于1956年9月,1977—1982年,又先后在全县95个公社中建立了92个电影放映队,还有17个地处农村的工矿企业电影俱乐部对外经营放映,到最兴盛的1989年前后,全县各类放映单位发展到240余个,其中农村电影队197个。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电影事业的整体萧条,这些曾经活跃在乡间村社的诸多农村电影队,也随之相继解散,诸多放映人员也不得不另谋他业,此时的农村电影放映陷入了停顿和瘫痪的困境。转机来自于1996年开始的中小学系列化教育,由江津市教委牵头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进学校”活动,是农村电影放映队起死回生的重要契机。1996年10月,江津电影公司再次组织起来的农村放映队,勉强组成了20支队伍,后来又慢慢扩展为68支。这68支顽强生存下来的电影队,1998年以后又借着“2131工程”的春风逐渐发展壮大,加上2006年以来重庆市开始实施的农村电影放映惠民工程的政策性扶助,这些饱经沧桑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伍在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已经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农村电影放映队并不满足于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电影和“2131工程”的政策性扶助,他们苦苦求索,积极进取,纷纷开展了“影企联姻”、“影政联姻”以及个人包场等电影放映服务。通过“联姻”,以电影为载体为企业做广告宣传,企业为电影服务买单,实现双方的共赢。江津电影公司多次与移动公司合作,开展“移动伴我行,百村千场送电影”活动,收到了很好的商业效果和社会效益。几年来江津市电影公司还与中国海尔、涪陵卷烟、嘉陵摩托、保险公司等大企业合作,送电影下乡达千场之多,既满足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又宣传了合作企业,还发展壮大了自己,真是一举多得。潼南电影公司更是与移动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不但在流动放映中销售手机、手机卡和充值卡等,而且还由移动公司出资8万元更新了小厅的座椅、放映机,装修并配置了空调,更名为移动VIP贵宾厅。这样,实际上移动公司向广大用户赠送了超值的电影消费,电影公司又从放映经营中获取了利润,而广大客户也从中获得了商业服务和文化消费服务。“影政联姻”是电影公司与政府机关部门合作,通过电影的平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让群众在轻松愉悦中提高政策水平。各家电影公司多次与税务、财政、计生委、交通、司法、卫生等部门合作,广泛宣传税收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交通管理法规、农村合作医疗办法等,使党和政府的文件精神在贯彻执行中更加顺畅,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益。个人包场,也是电影放映服务市场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农民每遇婚丧嫁娶、生日聚会、修房造屋、节庆喜宴等重大家事,常常以电影包场的形式表达主人的盛情,为周围群众送上了一份精神大餐,既省事又划算。

据我们初步调查,重庆市39个农业区县中,大约有400个流动放映队活跃在各个村社和乡镇,圆满地完成了“2131工程”的放映任务,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课题组在南川区调研时,广场露天电影的盛况确实令我们备受鼓舞:那是盛夏的一个傍晚,南川县城街道上满是散步纳凉的人们,而宽敞的广场更是热闹异常,大人们一边摇着手扇一边闲聊,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闹,呼朋引伴,像过节似的,电影放映人员正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放映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原来今晚要放映的电影是《地道战》,难怪人们老早就带上自家的小凳等候在银幕下,都想占据最有利的观影位置。电影开始以后,还不时有男女老幼挤到银幕前或银幕后来,喋喋不休地说东道西,气氛显得自由、随意、宽松,全然没有电影院里的庄重、严肃、拘束……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过路的旅客)好比在参加一种快乐的仪式,仪式的内容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快乐氛围。而此时,南川电影院里却异常宁静,据说这几天正在准备接待一个流动演出的歌舞团。后来我们得知,露天广场电影是南川区落实“2131工程”的具体举措,只要天不下雨,每天都坚持放映,已经好几年了,而南川电影院的冷清也已经好几年了……同一座城市的冷热对比如此鲜明,难道电影非得从影院搬到广场才能吸引观众?抑或以思想情感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影院电影已经过时,而以快乐仪式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流动电影反而成为时尚?

人们在考察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电影的兴衰涨落,而对农村电影市场却仿佛视而不见。这可能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观念:电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与城市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城市的经济基础、文化氛围、休闲方式、消费习惯等能够为电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农村的薄弱环节,从一个农民口袋中赚取一张电影票的钱显然要比在一个城市居民那里困难得多。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城市中心观念使我们放弃了对农村电影市场的后期培育和开发,导致农村电影市场在经历了1980年代短暂的辉煌之后缺乏后劲,难以为继。而像南川广场电影那样的“快乐仪式消费”模式,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电影甚至整个中国电影的勃勃生机,至少还有那么多喜欢电影、需要电影的广大群众。“快乐仪式”的流动放映、社区放映也许不失为我们探索走出目前影院放映低谷的方法之一,至少这是拯救农村电影市场的一剂良药。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保利万和院线公司。

(2)原始数据来源于《涪陵电影公司放映志》、《万州电影公司放映志》和《江津电影公司放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