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战略策划评析

第五节　案例：《新京报》战略策划评析

2003年11月11日，全国第一家得到国家批准的，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出版的、跨地区、跨媒体的综合性日报——《新京报》在北京创刊。《新京报》的发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言称：“作为有理想的当代中国报人，不能只向国外报业巅峰仰望，更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也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所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3]

《新京报》的战略决策者认为：

报业乃是社会生态链条中不能薄弱、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生态链条中如果缺了报业这一环，就好像林子中没有了鸟唱，田野上没有了蛙鸣，屋子里没有了猫叫；一个地区报业兴旺发达与否，乃是判断这个地区社会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善于从中领悟效忠国家、造福社会、服务人民的道理。

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新京报》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有责任对报道的新闻负一切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新京报》遵守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尊重社区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在体制内行使媒体的权力，开展建设性的舆论监督；认同意识形态产品属性，奉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树立理性新闻观念，探索客观报道模式，努力重组事件、再现事实、还原真相；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遵守新闻道德，尊重新闻规律，追求新闻的价值，讲究新闻方法。为此，《新京报》将积极参与与全球报业的竞争，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接轨世界资本通道，创报业最现代化的经管体制，建国家最职业化的报业团队，办北京地区最国际化的严肃报纸；坚持三贴近原则，贴近北京群众，贴近北京实际，贴近北京生活；扎根北京，报道北京，服务北京，越是北京的，就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北京化就是国际化，北京特色就是国际特色；咬定高端市场，吸引中端市场，团结低端市场，成为北京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和主流社会的首先和必读的报纸。

在这个理念和“终极目标”的追求下，《新京报》的战略策划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战略策划中的四种境界，不知这是一种暗合，还是英雄所见略同。

一、沉思在历史的横断面

《新京报》的报名，令人不禁想起著名报人邵飘萍创办的《京报》。

《京报》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停刊于1937年“七七事变”。邵飘萍的《京报》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为宗旨，以监督政府、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为方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时候的中国，社会黑暗，政府腐败，战乱连绵，民不聊生。《京报》几经停复，风雨飘摇，邵飘萍几度流亡，并于1926年4月26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但《京报》依然名动天下，风云际会，沈从文、鲁迅、孙伏园、石评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京报》主笔或主编。《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一个时代的良心，成为与《申报》双峰并峙的旧中国两大名报之一。在新京报人看来，外界把《新京报》的创办解读为一次伟大的复刊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善意的、富有创造性的误解”。但从先辈及《京报》创办发展的历史当中，使新京报人明白了媒体的责任与使命。“我们尽管不敢掠人之美，但也不能数典忘祖”。作为有理想的当代中国报人，我们在向《纽约时报》这样的国外报业巅峰仰望的同时，也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纽约时报》如此，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行政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暴露——这是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

《新京报》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与“152年前，亨利·雷蒙创办的《纽约时报》，126年前，尤金·迈尔创办的《华盛顿邮报》，85年前邵飘萍创办的《京报》”等联系在一起，其欲成为中国报业的领跑者的意愿昭然若揭。

除了秉承国内外知名报业优良传统之外，作为光明日报社与南方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新京报》自然也不会忘记自己“双亲”的光荣历史。

“54年前，《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诞生在新中国的拂晓和黎明”。

《光明日报》是由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中央级党报；是立足知识界，面向全社会的综合性日报；是党和国家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推动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南方日报》作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也有光荣的历史和辉煌的现在，也在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充当中流砥柱。就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同时，《南方日报》也克服重重阻力，发表系列报道和评论，大力支持当时在广东个别家村悄悄开展的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

“《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一北一南，一个从思想上解除国人的精神枷锁，一个从行动上推动国家的改革进程。现在，这两家根正苗红的党报集团联合在中国首都北京协办打造《新京报》，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又得到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其政治上的优势不言而喻”。

《新京报》的历史使命还在于它紧扣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这一时代的主题。“我国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小，只听过门浅唱低吟，不见正曲引吭高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京报》是一个时代大合唱的开腔。”

《新京报》在刊号申请和报名拟定阶段就得到了传媒业界和有关领导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在多次听取光明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关于《新京报》管理模式和经营体制方面改革创新的设想之后，中宣部领导指出，两大党报集团合作办报符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利于党报集团发挥优势、互补互利、做大做强，是一件大好事；并在有关汇报请示材料上作出明确批示，表示赞成和支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也指示同意把《新京报》作为跨地区合作办报的试点，要求有关部门注意跟踪调研，及时总结经验。

《新京报》这张“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新时代、新北京的《新京报》，就义不容辞地承载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新京报人，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中国报业领跑者的角色，要为饱经风霜的中国报业跑出一片新天地”。

二、定位在科学的度势中

在《新京报》之前，北京本地的报纸媒体已有百十家以上，包括中央级的、各部、委、局、署等主办的党报、行业报、专业报等，其中冠以“中国”字头的“国”字号报纸也有40余家，不少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其他省市的报纸也纷纷抢摊北京，京城媒体的争夺战和遭遇战激战纷呈，其中北京当地的几家报纸，如《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切割了大部分的市场蛋糕，人称“五马争雄”。有人已经指出，北京平面媒体市场已趋饱和，尤其是报纸，要能在如此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拼出一个立足之地来，实非易事。

《新京报》的成功登陆，与它在战略策划中应用科学的理念和审时度势分不开。

《新京报》的决策者认为，报业市场是不是饱和了，“不是几家平分秋色，不思进取的报纸说了算的，更不是几个一窍不通的理论枪手说了算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是饱和了，谁有资格剥夺消费者失去选择更好产品的机会和权利呢？！”《新京报》的决策者和从业者认为：北京报业市场最大的问题是诸侯纷争、群雄割据、独缺王者。

《南方都市报》1997年正式创办出版日报的时候，当时的广州报业与现在的北京报业相比，竞争局面要激烈得多，市场化程度也要高得多；相反，就广告规模而言，广州根本无法与北京相比，过去无法相比，现在更加无法相比。那时候，《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无论是发行量、广告额，还是影响力都同时到达巅峰状态。那时候，除了《南方都市报》的创业者们以外，几乎没有人认为《南方都市报》能活得下来。对手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中。

但他们还是活了下来，成为了雄踞一方的王者。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热闹的马路边栽树，绝对不能栽小树，绝对只能栽大树，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一开始就应该是参天大树。在借鉴《南方都市报》的成功经验和科学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新京报》的决策者给《新京报》的定位是：

参与全球报业竞争，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接轨世界资本通道，创报业最现代化的经管体制，建国家最职业化的报业团队，办北京地区最国际化的严肃报纸；坚持三贴近原则，贴近北京群众，贴近北京实际，贴近北京生活；扎根北京，报道北京，服务北京，越是北京的，就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北京化就是国际化，北京特色就是国际特色；咬定高端，吸引中端，团结下端，成为北京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和主流社会的首选和必读的报纸。

在读者方面，正确处理读者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不能厚此薄彼，要建构读者数量和质量的高度统一和完美统一，既追求读者数量，也追求读者质量，既不能用读者质量高掩盖读者数量少，也不能用读者数量多掩盖读者质量低，没有读者数量，就没有读者质量，没有读者质量，也就没有读者数量。在深入分析和全面掌握《新京报》目标读者群的所有情况的基础上，建立详细的读者群档案资料，务必做到有的放矢，弹无虚发。具体而言，《新京报》的读者是北京地区副处级以上政府公务员，国内外大中型企业中国总部部门经理以上管理阶层，泛文化产业有成就的专业人才，商场上的成功人士，各国驻华使馆外交人员，有房有车的市民，深居简出的退休高官，神通广大的高干子女，收入可观的自由职业者，奋发向上的有为青年和大学生，海内外来京办事出差旅游并且养成了看报习惯的人士；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以及成长阶段的活跃分子，实力人士。

他们策划的《新京报》的特色风格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

法制精神，法律意识，人文色彩；

敬业精神，专业意识，职业色彩；

立场坚定，特色鲜明，风格统一；

负责任的态度，科学的价值观，清晰的品质诉求；

高起点，高规格，高品位；

积极，稳健，有见地；

大气，从容，平和，严谨，扎实，明朗，优美，雅致；

充满创新力量，充满卓越精神；

不知疲倦永不妥协的审美追求。

作为一个矢志成为反映首都形象的报纸，一个媒体改革的尝试，《新京报》策划者把制度建设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以期用科学的探索和实践来摸索出一个新的企业制度来。

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和批准，《新京报》与全国所有报纸相比，都更有体制创新的可能和空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领导把《新京报》列为试点，就是赋予《新京报》进行体制创新的使命，为全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探索经验，提供样板。两家党报集团以政治做后盾，以资金做纽带，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合作经营，完全有可能建设一个法制化、现代化的报业企业，探索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报业之路。

相信制度，依靠制度，不要轻信于人。制度优越才是根本保证。企业成功的三要素渐次为制度、人才、产品，三者当中制度是最最重要的，是吸引优秀人才、培养优秀团队的前提条件，是生产优质产品、打造优质品牌的前提条件。

一切事业的成功归根结底都是制度的成功。体制问题其实是我国报业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把《新京报》列为试点，要求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在体制创新和报业改革方面大胆尝试，大胆探索。这是《新京报》最好的政策机遇。

有了好的理念，得到了好的政策，制定了好的制度就等于办出了好的报纸了吗？显然不是。办报是很讲究科学性的一门学问，在诸多环节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出疏漏，都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灾难。且看《新京报》在攸关报业成败的资源、信息、资金等几方面的科学整合：

人力资源整合：凭借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名望和吸引力，《新京报》很快就从全国各地网罗了1 200名报业精英人才，其中采编及经营、管理骨干300多人，人人都是全国各地最好报纸中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和中坚力量。人人都是精兵强将，人人都是身怀绝技。

信息资源整合：南方都市报系2004年将达到8 000人的规模。这8 000人中采编一线人员1 000多人，分驻广州、北京、深圳和上海四地，这是中国目前最厉害的报纸内容采集和制作团队。同时，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还有50多名驻国内主要城市记者、30名驻国外记者，这些都是可以充分调动和激活的信息来源通道。到时候“我们就会拥有最丰富的、可供整合共享的报纸信息。《新京报》正在搭建一个平台，它将把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系的信息资源整合在这个平台上，实现系内信息完全充分共享”。《新京报》可以整合的三四家日报的内容资源，除了《新京报》本身强大的原创内容之外，还可以同步吸纳三四家日报之精华。换句话说，《新京报》用的是办四五家日报的信息资源、内容资源来办《新京报》。

资金整合：《新京报》所有的本金，完全来源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系统内。除了两大报业集团的资金垫底之外，《新京报》更有南方都市报强大的流动资金做后盾。强大和殷实的资金基础和后盾，确保了《新京报》在经营中不会捉襟见肘。

经营决定着报业的未来。在《新京报》创刊之前的2002年，北京报纸的广告额是30个亿，几近天文数字，于是有人担心，这30个亿中，有《新京报》的份吗？《新京报》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不要这30个亿，我们要另外的30个亿。在北京，还有另外的30个亿的广告根本就找不到适合投放的报纸，《新京报》要办的正是这样一张适合更多更好的广告投放的报纸。

三、浸润在艺术的氛围里

报纸是文化产品，也应该是艺术产品。当报纸带给人们知识、信息、娱乐、服务等相关媒体产品的基本效能的同时，也应该以艺术的手段、通过艺术的安排和艺术的处理带给受众艺术的享受。新京报的标徽“长城烽火台”即给人以艺术的美感的享受。

圆形，象征地球，象征观察世界，象征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

长城象征中国和北京，象征守土有责的媒体责任意识，象征对国家人民的发展、富足、和平和安宁负责，象征媒体要讲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烽火台，最具中国特色的传播方式，中国传统中效率最高的传播方式，象征媒体终极价值和基本要素，象征媒体必须发挥预警和监督作用。

凤凰形火炬，火炬象征光明，寓意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凤凰象征南中国的神鸟，寓意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火炬和凤凰所传达的指引、探路、尝试、先锋、新生等内涵，寓意《新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时间和空间的良心。

新京报标准字：天安门城墙色底方正大标宋字体加粗反白。新京报符号总是跟天安门城墙颜色出现在一起，时刻提醒新京报人和国内外读者：《新京报》有浓厚的北京特色和中国特色；方正大标宋字体，表达与国际接轨和借助科技进步的愿望；加粗反白，突出镂刻效果，强调视觉冲击力，象征《新京报》要成为一块传世招牌。新闻出版改革实际上通常是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意义特别重大。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十分敏感，非常复杂，所以作为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先声的新闻出版改革也是只做不说，甚至有意淡化它的意义。新京报如何在引导改革，甚至在触及十分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需要的不是胆识，不是速度，而是能艺术地处理相关事件的效果。即要积极倡导和推动改革，又不为改革羁绊自己前进的步伐，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战略是不能为的。

在《新京报》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人提出了“同质竞争”说。《新京报》给出的答案很有艺术表现力：同质竞争？谁跟你同质？除了我们都叫报纸，我们没有相同的。同质同质，只是纸质相同而已，不是性质相同，不是品质相同，不是本质相同——更是道不同。

艺术追求的是个性，是独辟蹊径和创新，唯有个性才有久远的生命，唯有创新，才能吸引人、打动人。

《新京报》一如当年的《南方都市报》不去模仿《新民晚报》一样，他们今天所做的依然是创新和追求卓越，就像书法家、画家、歌唱家、雕塑家、音乐家追求个人的品味和风格一样。

世上的一切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没有创新就没有超越，就没有价值，没有明天。

新京报人的创新理念是：不创新，毋宁死！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报业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起点还很低，水平也很低，与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称，与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称”。

很显然，靠沿袭老式的传统，或者在低层次的水平上大家互相比试，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是不会有根本的、质的飞跃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媒体的发展需要一丝清风，也需要一些异类，需要的是质的不同的百家，而不是称谓不同但内核相同或相似的百家。新的国王来了，旧的国王又不想走，一场王者间的决斗势在难免，这样方可以通过实力的角逐选择出具有统治力的“王者”。从这个层面理解，《新京报》的“第一声啼哭”，还远不是艺术的字眼所能概其要义。

四、抉择在哲学的思辨后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世界观就是观世界，它教给人们怎样去了解和认识世界；方法论则是告诉人们在处理问题时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方法。

《新京报》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有责任对报道的新闻负一切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忠实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有了这样的世界观，他们当然会借助于相应的经营和管理理念来细化和具体落实它。在经营中，他们的原则是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所经营的品牌“新京报”价值最大化兑现，产生增值。主抓的第一个环节是生产环节，即解决拿什么样的产品去卖的问题；第二个环节是营销环节，即发行和广告，解决如何去卖这个产品的问题；第三个环节是管理环节，即团队建设和制度建设，解决企业文化和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三个环节环环相扣，互为制衡，共成一体，协同发展，缺一不可。

在管理中《新京报》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对人负责，管理的目的不是压制人而是解放人。通过管理使人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实现，促使个人利益、企业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使企业中的个人生活更美好、更幸福。

在《新京报》看世界的眼中，没有创新和突破，就难有成功和发展。他们是靠另辟蹊径来寻求自身的定位和定性，因此他们在北京报业市场十分激烈的竞争中，“偷得浮生半日闲”。新京报人认为：《新京报》不是“北青”的对手，不是“北晚”的对手，不是“京华”的对手，不是“信报”的对手，不是“北晨”的对手。在北京，他们不把所有的报纸当对手。“我们根本上就没有对手。”这显然有点超然于物外，但又不脱俗于红尘的味道。说它超然于物外是说新京报在认识上、境界上已经站在了一个高的层次上，因为“有质的不同”，所以同质的竞争是可以避免的；说它又不脱俗于红尘，是因为毕竟它也是一张为受众服务的媒体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生存法则和运作模式与其他“异类”并无二致，只不过变戏法的花样出新罢了。它“没有对手”，并不是说真正的对手不存在，而是他们在战略上予以忽略罢了。否则，顾首难顾尾，顾此难顾彼，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贻误战机，错失良机，怎能代表“首都”的形象？这显然是个哲学的境界，是追求“无欲”“无为”的一种高境界。

在业务及经营管理上，《新京报》不刻意学习别人，模仿别人，不到人家那里取经，而是希望别人有朝一日到他们这里来取经，是不想让既有的窠臼束缚了他们创新的手脚，这是方法论的高明体现。

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在营造企业发展的意识观念，希冀意识的力量能加速企业物质文明的建设时，《新京报》找到了建设企业文化的突破口，这和本书第七章所述的是完全契合的。

以下是《新京报》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提示：

（1）新京报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愧于天空和大地，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无愧于组织和集体，无愧于父母亲人和朋友。新京报人通过《新京报》服务大众，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尊重和优厚的生活资料。

（2）新京报人有政治家智慧，决不做匹夫之勇和懦夫之怯。要有度！

（3）新京报人有职业报人风范，视职业腐败为报纸生命之大敌，和不良的行业风气和社会风气保持距离。这是《新京报》决胜的法宝！

（4）新京报人有很强的创造力和执行力，作风扎实，雷厉风行，讲求效率和效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5）新京报人有理想，有想象力。理想赋予新京报人以力量，想象力使新京报人获得发展空间。

（6）新京报人心态健康，正直善良，待人热情，从容淡定，温柔敦厚，和蔼可亲，彬彬有礼。

（7）新京报人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和团队建设，通过组织内各种兴趣小组的形式，锻炼身体，磨炼意志，调整心态，增强素质，提高情趣。

在笔者研习《新京报》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对过去的否定，对自我的否定。对过去错误的否定，是他们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轻装前进的重新开始；对过去正确的否定，是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沾沾自喜，不故步自封的表现；对自我的否定则体现了《新京报》在不断地超越和改变着自己。他们已经认识到我国目前的报业水平还比较落后，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否定自我也是提高自我、完善自我。

在否定之否定中生成出一个娇人健硕的《新京报》，这是新京报人的一个哲学命题。

无论《新京报》将来成功还是失败，它都承载了太多的期望，它的创刊对我国媒体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迈出的艰难一步和重要成果。如果它成功了，将有助于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媒体行业划区经营的落后局面，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能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媒体行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有利于报刊整顿，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还报业经营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党报集团发挥优势、互补互利、做大做强，打造我国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与国外媒体抗衡。即使失败，它也能为今后的新闻出版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1]许彩国：《市场营销策划》，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Praeger，1969.

[3]钮先钟：《战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MacMillan，1973.

[5]Krenenth Boulding.Future Directionsin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78.

[6]Andre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rinceton，1989.

[7]Patric M.Morgan.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Tranasction Books，1981.

[8]钮先钟：《孙子三论》，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版。

[9]《史记·留侯世家》。

[10]苏霍金著，王仲宣、何纯良译：《艺术与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11]E·夏特尔：《变形：艺术家与科学家的交流》，纽约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

[12]H·加登纳著，兰金仁译：《艺术与人的发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13]朱·贝京著，任光宣译：《艺术与科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14]H·加登纳著，兰金仁译：《艺术与人的发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15]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1964.

[16]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1953.

[17]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方东美：《华严宗哲学》，黎明文化1986年版。

[19]成中英：《中国管理哲学》，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20]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aeger，1967.

[21]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50.

[22]Ibid.，p.138.

[23]资料来源：《南方新闻研究》2004年第1期，《新京报》专辑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