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国力观的演变

一、综合国力观的演变

（一）综合国力的内涵

在综合国力概念出现之前，不同时期的专家和学者们用“实力”、“权力”、“国力”等概念表述国家力量。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其原因在于雅典人实力的增加，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人的担忧。”在1948年问世的《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r，1904～1980）指出：国际政治，从根本上讲，就是各国的权力斗争。“所谓权力，指的是一个人影响他人思想和行动的力量。”^[3]无独有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尔在其1964年出版的《国际关系论》一书中对于“实力”的描述与摩根索的“权力”之说如出一辙。他认为，实力即影响他人心理及行动的能力。以提出克莱因国力方程闻名的R·S·克莱因（Ray·S·Clien，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在其《80年代的世界权力趋势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总结到：“对国力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对进行战争能力的研究或思考，必须予以重视”。

综合国力的概念正是在“实力”、“权力”、“国力”等概念的基础上逐步演进而成。20世纪80年代，日本综合研究所接受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的委托，对综合国力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在借鉴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87年首次提出综合国力的概念。

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综合国力的内涵和外延，然而，迄今为止，对综合国力仍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合理的确切定义。我们不妨通过比较几种论述，对综合国力有一大致界定。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力量。”^[4]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其对国际影响力的合力”，“综合国力是一国实际存在的综合力量。”^[5]

“综合国力就是一国全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总和，它标志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综合影响能力以及该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的强制能力。”^[6]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是所有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世界强国据以确立其国际地位、发挥其国际影响和作用的基础。具体地说，就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从整体上来计量的社会生存发展诸要素的凝聚总和。这些要素涉及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军事、社会发展、国际关系等基本领域。”^[7]

“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经济、军事、科教、资源等方面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总和。”^[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六方面入手来把握综合国力的内涵。

综合国力的主体和研究对象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

对综合国力应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它不是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主权国家一定时点上的国力；

综合国力是一国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

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现有力量，而且包括潜在力量。这种潜在力量不是主观臆断出来的，而是以实际存在为依托，具有转化为现实力量的可能性的潜力；

综合国力的总值不是一国诸多要素合并之和，而是各要素优化组合，相辅相成形成的合力；

在国际关系中，强大的综合国力不仅具有明显的影响力（非强制力），也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强制力。

鉴于对上述六点内容的考虑，本文采用王诵芬等人提出的综合国力内涵，该定义比较全面完整地界定了综合国力的主体、时间限定、涵盖方面、凝聚性等。

（二）综合国力的要素构成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作出了不同的分类。在种种不同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也存在具有连续性的一致性选择。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在1948年发表的《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他认为，一国的实力由九种基本要素构成，即：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人口、民族特性、国民士气、外交水平、政府质量。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R·S·克莱因于1977年发表的《世界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比较》一文是综合国力定量分析的代表作。克莱因的综合国力由四个主要要素构成：基本要素（人口和领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意义。克莱因把上述四点结构成一个数学公式，即著名的克莱因国力方程，描述了综合国力各要素的组成：

综合国力=（基本要素C+经济实力E+军事实力M）×（战略目标S+实现战略目标的意义W）=（C+E+M）×（S+W）

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在向政府提交的题为《日本综合国力》分析报告中提出综合国力由三大要素构成：国际贡献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生存能力（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实力、防卫力量、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强制能力（军事力量、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实力、外交能力）。

我国已故学者张季良教授认为，综合国力包含人口和地理因素、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水平、国民士气、战略意图、政府素质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黄硕风教授把综合国力的要素定义为七种分力：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

可见，东西方学者对于综合国力的主要构成，看法基本一致。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从两种角度对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作出不同的分解。

从涉及领域考虑，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资源（国土面积、人口、自然资源），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社会等诸多方面。

从表现形态考虑，综合国力的构成可分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或硬力量和软力量。硬力量包括：地理因素和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力量、科技水平、军事力量等。软力量虽然很难用硬性标准来进行计算，但确实融入国家的力量当中，发挥出不容忽视的作用。软力量包括：文化、知识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政府素质、民族精神、经济模式、国际影响力等。

总之，目前的综合国力范畴，涉及各个领域，凡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因素，均可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多方面、多层次、多形态的构成要素通过有机组合，使综合国力成为一个质和量的统一体，物质和精神因素的集合体，稳定而又变动的开放系统。

（三）新时代的综合国力观

纵观国力研究的发展，历经了古典国力观，近代国力论，现代国力论，最后发展为当代的综合国力观，对国家力量的描述由突出单一要素逐步发展为重视多元要素，“综合”的本义最终得以体现。

18世纪中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财政是决定国力地位的根本因素。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学家、海军战略家马汉强调制海权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认为国家位置、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及其性质、人口多寡、民族特性和政府素质等是发展海上力量的6个基本要素，也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提条件。与“海权论”相对应，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强调对领土的控制和征服是强国的基础，能源和矿产品的占有是国力的重要指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等人首先提出“大战略”概念。大战略的实质是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是“大战略”的一次具体实践，即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二战后的现代国力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近代国力论，以美国的汉斯·摩根索、克莱因，法国的雷蒙·阿隆，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对国力内涵的认识更加丰富，对国力构成要素的选择更加多样。

国力观的演变历程体现出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即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于特定的地理、历史、社会环境之中形成的各种国力观，无一不是出于对现实世界的战略考虑。强权时代的国家关系呈现出恃强凌弱、对抗争霸的图景，军事力量成为决定一国强弱的首要因素，军力即国力。这种“火药味”十足的国力观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越来越不符合实际，终归“大势已去”。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各国在互相竞争之中也开始注重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使得核力量更多地表现为威慑力。冷战的结束更是使国际社会的面貌为之一变。变动的国际环境驱动着各国重新定位国家战略，新时代的综合国力观日益凸显出来。

所谓“新时代”，指冷战后时代。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和高科技主宰沉浮的新时代，经济和高科技等因素成为衡量一国力量强弱的主要参数，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期，各国经济和科技力量角逐的舞台上，信息以其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的特性成为第一主角。信息渗透到政治、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使国家力量的内涵与强度发生改变，信息、舆论、文化等软性资源也成为国家力量的指标，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信息社会也就是传播社会，在信息时代，传播媒介的发达与否，传播速度的快慢与否，传播效果的优劣与否，均可视为衡量一国力量强弱指标。换言之，在信息时代，传播力量是国家综合国力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维护、发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国际传播力是一国传播能力在国际领域里的总体体现，它对于一国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最佳位置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赋予国际传播力以战略意义，并把国际传播力作为综合国力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是时代提出的一项颇具现实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