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估的分析

对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估的分析_走向现代化的南京

第一节　对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估的分析

倪鹏飞博士在他连续多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对中国200个城市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分指标、全方位的评价和排名。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定位:让中国城市共赢》中，倪鹏飞博士除了通过对五项显示性指标的数据处理进行城市排名外，还从人才本体、企业本体、生活环境、商务环境四个方面的33项解释性指标入手，对中国50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解释性的排名，并对这些城市在不同城市定位中的排名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中国很多城市中引起很大反响。南京在这200个城市中综合竞争力排名第9位，在33个二级解释性指标排名中，南京各有千秋。下面就分别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个方面对南京的竞争力状况作出全面评价。

一、对显示性指标评估的分析

显示性指标分为五项，分别是综合增长率、综合生产率、综合就业机会、综合市场占有率和综合人均收入。这五项指标均为定量指标，中国200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名结果就是根据这五项指标的数据，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的。

1.综合竞争力

综合竞争力是根据理论框架，采用综合增长率、综合生产率、综合就业机会、综合市场占有率、综合人均收入等5个客观指标，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200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估和分析。评估和分析结果显示，南京市综合增长率排名第19位，综合生产率排名第45位，综合市场占有率排名第8位，综合人均收入排名第21位。将这5个指标进行计量评估，2003年度南京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9位。

2002年度南京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2位，但2002年度200个城市中包括香港（排名第1位）和澳门（排名第5位），实际上，南京在内地排名第10位；2003年度200个城市（不包括香港和澳门），南京市排名第9位，比2002年度前进了1名，反映了南京市在“争先进位”中取得好成绩，其中，综合市场占有率由第11名进位到第8名，综合人均收入由第22名进位到第21名，而综合增长率由第13名降至第19名。

在长江三角洲16城市中，南京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5位，排在上海（200城市中排名第1位，长三角16城市中排名第1位，下同）、苏州（5、2）、杭州（6、3）、宁波（8、4）之后；排在无锡（14、6）、常州（20、7）、绍兴（25、8）、南通（32、9）、台州（35、10）、嘉兴（37、11）、镇江（44、12）、扬州（56、13）、舟山（63、14）、湖州（65、15）、泰州（74、16）之前。

见表4－1。

表4－1　长三角16城市排名情况（2003年度）

续　表

资料来源:倪鹏飞等著:《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第1～3页。

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南京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第5，排在深圳（200城市排名第3，副省级城市排名第1，下同）、广州（4、2）、杭州（6、3）、宁波（8、4）之后；排在大连（11、6）、青岛（12、7）、厦门（13、8）、济南（18、9）、成都（23、10）、西安（24、11）、武汉（26、12）、长春（27、13）、沈阳（29、14）、哈尔滨（33、15）之前。见表4－2。

表4－2　15个副省级城市排名情况（2003年度）

资料来源:倪鹏飞等著:《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第1～2页。

2.综合增长率

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倪鹏飞博士也把综合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指标作为搭建城市综合竞争力框架的重要显性指标之一，并且根据他们的统计计算结果将中国50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了排名。在这一项指标排名中，南京略显落后，排在第19位。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书中，倪鹏飞博士没有提及这一排名的计量依据和方法，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可能是以相关年份的GDP的增长速度作为主要评估依据，并且在对中国50座城市的增长竞争力的预测中，是以1997—2003年各城市的相关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预测的。

因而，我们在这里也以相关年份GDP的增长速度作为重要衡量标准，选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排在南京之前的18座城市中的11个城市为衡量标本，采集和计算这些城市1995—2003年多年中关于GDP的相关数据为衡量依据，作一数理统计分析。见下表。

表4－3　南京与其他11个城市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单位:%）

注:1.事实上，仅以近四年的相关数据为衡量依据可能会造成结论偏颇，所以我们还采集了1995—2003年多年的数据以及指标，作为获得更客观结论的依据。2.传统的比较方法经常采用计算多年平均增加值的办法，为了更客观，我们采用加入弹性系数调整计算增加值的方法，并列出两种计算结果作比较，以求得结论更客观、更公正。3.对于样本城市的采用，我们考虑到更具可比性的原则，选择《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书中排在南京之前的18座城市中的11个城市，包括国内副省级的5个城市，江苏省内经济发达城市1个，长三角经济发达城市2个，南京经济圈中城市1个，山东沿海经济发达城市2个以及一个直辖市。从城市规模上看，这11个城市既有特大城市、大城市，也有中小城市。从区域分布上看，它们分布于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环渤海湾经济区等，因此这些城市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4.因为芜湖市1997年的相关数据缺失，无法计算芜湖1997—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

3.综合生产率

综合生产率反映了一座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的高低。在倪鹏飞博士的研究报告中，综合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了人均GDP和地均GDP两项分指标。2003年度南京在200个城市中综合生产率的排名45位，2003年的蓝皮书中没有关于人均GDP的指标和排名，但是在2002年的综合地均GDP的排名中，南京排在第23位，虽然排名也比较靠后，但与2003年相比差距仍很大。对于这样的排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均GDP和地均GDP的分别比较来进行一些分析。

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GDP总量的增长幅度十分惊人。根据1978年可比增长指数计算的1979年GDP仅为34.42亿元，到2002年增长到499.31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1.6%。人均GDP的增长虽然比总量指标稍慢一些，但其增长也是很迅速的，从1978年到2002年，按照可比增长指数计算，人均GDP从787元增长到8 024元，增速达10.0%。经过如此的发展，南京的人均GDP至2003年底已达到3 000美元以上。人均GDP总量在全国排名是比较靠前的。地均GDP所反映的是地均财富的产出率，计算上采用每平方公里的GDP的大小。南京目前城市面积为6 598平方公里，在中国副省级城市中，南京的土地面积并不是很大，但是与中小城市相比，南京的土地面积较大，同省内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市相比，南京的土地面积要大很多，因此在计算地均GDP时，必定会影响南京在该指标上的排名。从2003年的综合生产率排名上看，排在南京前面的中小城市较多，如苏州、无锡、温州、东莞、中山、珠海、常州、佛山、惠州等，这些城市多处于东南沿海地区，人口较少，城市面积也较小，排在南京的前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仅有西安排在南京后面，成都和南京得分相同，也就是说，南京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在倒数第二位。倪鹏飞博士在计算该指标时针对不同的城市进行了权重等的微调，我们很难根据人均GDP和地均GDP的简单计算得出同样的数据，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对人均GDP和地均GDP的比较，看出南京在副省级城市中的大致情况。具体数据见表4－4所示。

表4－4　2002年南京与中国其他城市人均GDP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从表中的比较可以看出，南京在2002年人均GDP、地均GDP以及人均GDP和地均GDP的总和上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人均GDP落后于深圳、广州、杭州、宁波，排在第5位，而地均GDP仅落后于深圳、广州，排在第3位，同样人均GDP和地均GDP的总和也是排在第3位。2003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的排名也是根据2002年的数据计算而得，但同表4－2中的比较情况存在很大的出入。综合中国中小城市的情况，我们认为在综合生产率上南京的排名存在低估的可能，南京排在十几位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4.综合就业机会

南京市综合就业机会排名第7位，位次靠前，属于南京市的优势之一。南京市是一个综合就业机会比较多的城市，其吸引的流动人口数量很大，总体规模应在100万人左右。而且流动人口的增速较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南京市区流动人口仅10万人，到1987年增至27万，期间每年以3万—4万人的速度猛增。至1990年南京的流动人口总数达50万的规模。20世纪90年代，南京流动人口的增长幅度也是相当大的。在1995年前后出现一个流动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之后流动人口增长呈现平稳态势。近几年来南京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2000年的45.8万人，2001年的47.6万人，2002年的63.8万人，增长到2003年的104.7万人。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近年来创业型与技术型的高素质流动人口的数量有所增加。综合就业机会排在前7位的城市见表4－5所示。

表4－5　综合就业机会排名情况表

资料来源: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

南京是江苏省综合就业机会最多的城市，高于苏州（第10位）、无锡（第22位）。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南京仅低于西安、杭州。

5.综合市场占有率

南京在2003年度全国200个城市综合市场占有率指标排名位居第8，省内排名第1位，排名靠前。排在南京前面的依次为上海、深圳、天津、北京、广州、佛山、杭州。

在综合市场占有率子因素中，南京表现突出或者排名靠前的有区位及当地需求（第10位）、要素资源环境（第6位）、基础设施（第5位）、企业竞争优势（第4位）、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第3位）、政府营销战略（第7位）、城市自然环境（第5位）、城市人才体现的知识水平指数（第6位），可见，在对综合市场占有率贡献弹性较大的子因素中，南京绝大多数指标都是位居前列的。具体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①南京有很强的经济区位优势和政治文化区位优势，经济腹地很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领先，南京当地的内需规模总量很大。②南京市在要素资源环境方面的总体竞争力很强，其中人才要素环境和科技要素环境竞争力优势尤其突出，优良的要素资源环境从供给角度保证了南京较高的综合市场占有率。③南京市基础设施质量很好，对外和市内基础设施规模和水平较高，这和近年来政府加大投入分不开。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仅是生产的载体，也是产品和要素流通的基础，这也在供给环境上保证了南京较高的综合市场占有率。④从企业角度分析，南京企业竞争优势很强，表现为南京企业产品出口率、国际市场占有率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很高。⑤南京的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超强，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为南京市民提供了很好的卫生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南京市有较为科学的城市战略规划、城市功能定位以及政府产业政策；南京城市环境舒适度指数、城市环境优美度指数和城市风景优美度指数都很高，自然环境很好；南京市人才体现的知识水平指数在全国名列前茅。从以上这些影响城市综合市场占有率的主要因素看，在全国范围南京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虽然南京影响商务环境的基础设施以及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很好，但涉及生活环境的基础设施的质量、人均占有量有待提高，价格与市民收入比也偏高，因此这一指标并不具备优势；南京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但是人文国际性程度较低，文化集聚与扩散影响力不够，文化国际性和创新性不够显著；南京人才众多，但是创业、创新精神不够，市民缺乏创业自强、竞争进取的精神。上述因素虽然不是影响综合市场占有率的最主要因素，但也在10大影响因素中，因此以后在这些方面能够提高或改善的话，也能提高南京的综合市场占有率。

6.综合人均收入

根据与倪鹏飞博士的访谈，综合人均收入是由城区内人均收入和人均公共福利水平两部分计算得出的。2003年度南京市的综合人均收入在全国50个城市中排名第21位，我们认为与南京的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第一，从历年来南京市人均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倪鹏飞博士计算得出的结果与南京实际情况是吻合的。自2002年以来，南京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虽在上升，但其增长的速度在长江三角洲和省内均相对缓慢，在长三角和省内的排名呈下降趋势。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资料显示，同处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三省市1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层次分明的三个层面:上海市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3 250元位居榜首，浙江6市以平均11 669元居中，江苏8市以9 019元排在最后。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617元，虽为江苏最高，但仍低于沪、浙7市，在15城市中列第8位，与上海市和宁波市的收入差距在2 300元以上，与绍兴市和杭州市的收入差距在1 100元以上。2003年，南京市城镇可支配收入在江苏沿江8市中以10 194元排名第4，比平均水平还低28元。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则显示:2004年1—8月份之间，南京市居民的人均累计收入在长三角15个主要城市中以7 646元排名第11位，该数值与排名第一的台州市（人均累计收入11 565元）相差3 919元，仅为台州市人均累计收入的66.11%，比排名第2的上海市（11 213元）少3 567元，与排名第3的宁波（10 857元）、第4的绍兴（10 654元）和排名第5的杭州（10 024元）分别相差3 211元、3 008元和2 378元，甚至比排名第10的常州市（人均累计收入8 900元）也相差了1 254元。南京的人均累计收入与排名在前的城市相比，差距很大，但与排名靠后的城市相比，差距却又很小，仅比排名第11的南通（7 496元）高150元。就同比增幅而言，南京市更是位居长三角15个主要城市的最后，比同比增幅排名第1的台州市少5.9个百分点。

第二，从影响人均收入的解释性指标来看，与实际情况吻合。根据倪鹏飞博士的分析，影响综合人均收入水平的解释性指标主要为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就业机会、文化氛围、价值取向指数、创新意识指数、能力水平指数、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质量、竞争优势、创新精神指数。而根据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计算，南京市的这些二级解释性指标排名除基础设施和竞争优势较为靠前，分别为第5位和第4位外，其余的指标排名均较为靠后，如:南京市的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排名第17位、就业机会排名第29位、文化氛围排名第16位、价值取向指数排名第23位、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28位、创新精神指数排名第31位。由此可见，两者分别计算得出的结果互为印证，说明南京市的综合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50个城市中排名第21位与其实际情况是吻合的。

二、对解释性指标评估的分析

在33个解释性二级指标中，南京大多数指标的排名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南京在中国城市中的竞争力状况。但是由于解释性指标在获取时基本上是以问卷为主，一些人为因素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去对待这些指标的得分和排名。

1.人才本体竞争力

作为江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京，人才本体竞争力2003年度在全国50个城市中的排名仅为第23位，大大落后于排名第6位的企业本体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和排名第7位的商务环境竞争力，且位于苏州、镇江、常州、南通、无锡之后，似乎与我们想象中的现实不太吻合。而作为衡量人才本体竞争力的主要二级指标:能力水平指数、价值取向指数、创业精神指数和创新意识指数排名竟分别排名第39、23、49和31位。与2002年的排名相比，价值取向指数比上一年前进了12个位次，而创新精神指数则比2002年的第26名下降了5个位次，尤其是创业精神指数，下降幅度之大令人诧异，比2002年的第16位整整下降了33个位次。比较而言，中国的创业创新意识要比发达国家薄弱，据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的《GEM全球创业观察2002中国报告》分析，中国96%的创业活动没有创造新市场，主要在现有市场中找机会，而且仅有40%的创业者属于机会型创业，60%的创业者则是为了生存而创业的。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南京，其创业、创新能力指数排名落后于上海、深圳、温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这与我们平时调研到的“南京市民质朴但不精明、稳重但闯劲不足、勤奋但易满足、重文轻商、小富即安、小胜即满”的情况是较为相符的。但南京的创业、创新精神不应落后于南昌、威海等城市；能力水平也不应落后于芜湖、南宁等城市，这样的问卷调查结果与南京的实际情况似乎不太吻合，这与问卷发放量少以及范围小有必然的关系。应该说，南京人创业创新精神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但其严重性是否达到报告统计的程度值得存疑，况且精神状态也是动态变化的，不能只做静态分析。而且由于人才本体竞争力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是四个分项竞争力中最弱的，仅为0.345，与综合竞争力的相关关系也最弱，相关系数为0.65，故并未对南京的综合竞争力排名造成太大的影响。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南京人的创业创新等意识与东南沿海一些城市相比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对此，南京人自身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第一，自然环境的优越。任何文化都是环境的产物。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一方水土也涵养了一方人的生活态度，培植了一方人的文化精神。众所周知，南京自古以来就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虎踞龙蟠，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乡民从来都不用为自己的生活而烦恼，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就少了一分到异地创业谋生的需要，导致了这里的乡民自古以来就缺少一种创业的精神需求，在他们的意识里，创业创新与他们的联系不大。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以至于在现在新一代的南京人中，创业创新的意识仍未在他们的脑海里扎根。

第二，看客身份。现实生活中，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事，自古以来，南京人似乎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南京的主人，而是把自己摆在了“置身现实之外的洁身自好的看客”的位置上。这种洁身自好的看客心态，导致南京人始终都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不会主动去选择或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从而导致南京人始终都没有真正树立起创业、创新意识。

第三，皇城根文化与悲剧性格。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曾有十个政权先后在此建都。因此，这里的乡民天生就有一种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他们安贫乐道，“虽然我饿着，但是我坐着”的那种死要面子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创业创新的冲动。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南京比任何一个城市都承载过更多的民族悲欢离合，目睹过更多的国家兴亡；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城市像南京这样成为频繁上演历史悲喜大剧的舞台，在南京创业建都的朝代从来都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瞥，都是短命王朝。南京始终是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出现。这种历史的悲剧直接导致生活其中的乡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敢创业、害怕失败”的悲剧性格，他们在心底里缺乏创业创新精神。

第四，仕文化影响较大，重官轻商。或许是与生俱来的皇城根下的优越感，或许历史上南京的朝代太多，当官的机会太多，南京人生来就重官轻商。就是在现代社会，南京的优秀人才仍然愿当官，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了政府，使政府的管理越来越强。但也正因为这样，导致政府管理过于强大，反而压抑了民间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压制了人们的创业创新冲动。

第五，社会结构和政策导向。南京人思想观念偏于保守与南京地区的工业结构、社会事业组织结构和政府以前的政策导向也有很大的关系。建国后，南京既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又是地区性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有众多的计划体制下的大企业，还有省、市政府机关和众多的军事单位，同时又有众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这些都使得南京市民在改革开放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依赖国家、依赖组织的心态。改革开放后，南京的企业改革与乡镇企业发展要明显落后于苏锡常和浙江的温州等地。这种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环境的累积，使得南京市民的思想总体上比较保守，创业自强、竞争进取的精神不足。

2.企业本体竞争力

在2002年度的指标体系中，与2003年度企业本体竞争力指标相关性最大的是企业管理竞争力，其主要是对企业管理方面的考察，涉及企业管理水平、管理技术和经验、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产品管理以及管理的效益等方面。2003年度企业本体竞争力指标的涵盖面较广，其中不仅包括了企业管理的诸多内容，而且涉及企业文化、组织建设、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以及最终的产品竞争优势等，综合了2002年度指标体系中的人才、科技、经济结构、文化、制度企业管理和开放情况等方面的内容，但是除了2002年度的企业管理指标略有重叠外，其余指标很难在2002年度的指标体系中体现出来。

2003年度南京企业本体竞争力排名第6位，显示出南京在企业素质以及管理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其中排名最靠前的是竞争优势，列第4位，其他比较靠前的指标为组织管理（第6位）、生产过程（第10位）、研发设计（第12位）、战略控制（第12位），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和营销服务三项指标排位靠后，分别为第31、37和37名。从排名情况看，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南京在这些指标上的情况。

（1）竞争优势指标分析

竞争优势主要考察的是城市企业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情况等。南京市属企业的出口数量在全国15个城市中一般列第10位左右，是比较低的，但是由于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在城市中集中了很多的部属、省属企业单位，因此在考察南京总体的出口情况时，南京在全国的出口数量还是比较大，南京市属企业的出口一般仅占13%左右，鉴于该指标的排名比较靠前，估计是根据地域所在地的企业出口情况进行的排名，在这种情况下，南京的排名会比较靠前。南京产业结构高度在全国城市中是比较高的，这决定了其出口产品中的初级产品比重很低，2002年仅占出口产品比重的1.54%，相应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占98.46%，其中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占48.46%，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已成为主要出口产品，2001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2.26%，2002年占33.14%，出口产品比重高势必会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会提高南京该指标的排名。排在南京前面的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苏州，这是符合实际的，广州的指数值比南京低了0.009，由于差距很小，也很难说明情况，因此总体排名是比较可信的。

（2）生产过程、研发设计指标分析

南京的企业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有很大的份额，无论在产值比重、利税总额还是就业比重上其比重都是比较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人才优势等生产、组织优势，这些企业在进行生产、研发等方面都会进行较好的组织和控制，而且南京属于科技技术人才比较集中的城市，虽然大多数高技术人才集中在科研院所，但对企业的高技术影响也是存在的，这样企业在进行自主创新设计、模仿创新设计、综合研发、高新产品生产等方面都会具有一定优势。2000年南京市进行的高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即R＆D）资源清查结果显示，2000年列入清查范围的六大高技术产业产值为416.2亿元，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2.6%。在南京重点发展石化、电子、汽车、钢铁、电力的产业政策影响下，南京的大型企业加快了技术改造、引进外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提高了南京在生产过程、研发设计指标上的排名。在生产过程和研发设计的排名中，排在前面的主要是一些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城市，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这些城市排在南京前面外，沈阳、西安、、长春、哈尔滨、武汉、石家庄也排在南京前面，这些城市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比重较大的城市，生产设备比较先进、设计和研发能力也相对较强，而那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城市如温州、东莞、台州等排名均较靠后，因此其排名的可信度还是较高的。

（3）组织管理指标分析

组织管理和战略控制指数值排名靠前也与南京大中型企业集中有很大相关性，但是这些指标的获得均为问卷调查，因此人为因素较大。组织管理的三级指标为企业管理普遍性、企业管理标准化、管理人员的经验，分列于2003年指标中的管理应用水平、管理技术和经验中，在2002年度指标中，管理应用水平中的企业管理普遍性和企业管理标准化分列第41和33位，排名靠后，管理人员经验也列在第32位，管理应用水平指数的排名在第41位，而2003年度组织管理的排名列第6位。企业的发展中，装备等硬件的情况一般是比较容易改变的，但是涉及管理素质的提高、管理经验的提高等软件状况时，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有可能是由于问卷调查对象等情况的改变导致了南京排名的变化。

（4）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和营销服务指标分析

这三项指标南京的排名均比较靠后。企业文化的三级指标分别为企业家欲望、雇主作风和员工精神。倪鹏飞等人研究发现，同国内某些老工业城市相比，东南沿海一些城市中小企业的员工知识和技术素质差距虽然很大，但在这三项指标上的表现要远远好于那些老工业城市的大企业，这可能与国有企业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那些中小企业相对比较集中的城市企业文化的排名要高于大企业集中的城市，而南京恰恰是大企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分析该指标的排名可以看到，排在南京前面的城市除了石家庄、芜湖、合肥、南宁、哈尔滨、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和沈阳9城市外，其余的均为浙江、广东和山东的沿海和近海城市，这些城市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在石家庄等9城市中，哈尔滨、重庆、西安和沈阳属于典型的老工业城市，其余的几个城市大型企业也相对较少，而哈尔滨等4座城市的企业文化指数值与南京是很接近的，考虑到该指标数据的获得为问卷调查，因此细究南京与这几座城市的排名前后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治理结构指标的靠后也与南京的企业构成情况有很大联系，南京国有企业多，尽管近几年南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改制进度，但是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比，南京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等方面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这会影响到南京该指标的排名情况。

影响南京营销服务指标排名的主要是产品的品牌状况。由于南京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南京的产品多为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上力量较弱，这直接表现在南京缺少国内外的知名品牌，此外缺少品牌意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中间产品的销售与最终产品的销售存在一定的区别，最终产品由于面对的消费者一般为大众，较为分散，因此，在营销网络的建立、营销渠道的开拓以及营销手段的多样性方面的要求都要高于中间产品，同时最终产品也会更多地关注消费者，也就是顾客的满意程度，这都会影响到营销深度和顾客满意度的指数值。在排名上，排在前几位的均为产品品牌知名度较高的城市，如广州、温州、青岛、杭州、深圳、中山等城市，这也是符合我们的一般认识的。

不过在企业本体竞争力的二级指标中，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差距很大，其中竞争优势的贡献弹性在33个二级指标中列第4位，弹性值为0.51，研发设计和生产过程的贡献弹性也较大，分列第9和第10位，弹性值分别为0.301和0.291，而企业本体竞争力中的组织管理、企业文化、营销服务、治理结构和战略控制的贡献弹性都很低，分列第27、29、30、31和32位，贡献弹性值均在0.015以下，因此对企业本体竞争力排名的影响不大，这也是南京该项指标列第4位的原因。

3.生活环境竞争力

生活环境竞争力是相对于人才本体竞争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和其他城市相比较，在市民生活外部环境方面的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总体上可分为硬环境（经济吸引力）和软环境（社会凝聚力）两大方面，前者包括家庭消费、社区服务、公共产品、自然环境、宏观环境等方面，后者包括司法环境、制度环境、文化服务和政府服务等。

在四个分项竞争力中，生活环境竞争力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0.526）居第3，排在商务环境竞争力（0.616）和企业本体竞争力（0.602）之后，人才本体竞争力（0.345）之前。这说明，生活环境竞争力的变化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并不明显，其变化对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的影响并不很直接，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在四个分项竞争力中，生活环境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的关联程度（0.94）较强，居第2位，排在商务环境竞争力（0.97）之后。这说明，生活环境的优劣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强弱具有明显的相互印证关系，而且生活环境影响面较为宽泛，城市发展、城市竞争力的提高都将体现在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善上。在33个二级分力中，生活环境竞争力方面的分力包括9个，它们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排名为: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第6位）、文化氛围（第7位）、城市自然环境（第8位）、基础设施质量（第11位）、就业机会（第14位）、制度环境（第19位）、私人消费和服务（第21位）、司法环境（第22位）、政府服务（第25位）。这说明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文化氛围以及城市自然环境这3个分力对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显著贡献。在生活环境竞争力与其他3个分项竞争力的相关关系上，生活环境竞争力与商务环境竞争力之间的相关性（0.872）最强，与企业环境竞争力之间的相关性（0.857）较强，与人才本体竞争力之间的相关性（0.645）较弱。这说明，城市生活环境所体现的城市竞争力，对城市建立良好的商务环境，从而促进企业本体的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1）总体评析

总体来看，南京市生活环境竞争力非常强，在全国位居第6，这是一个较为客观的评断，符合南京实际。南京这一指标排名靠前主要得益于南京很好的卫生教育设施质量（第3位）和城市自然环境（第5位），而这两个分力在对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最显著贡献的10大因素中。另外南京司法环境竞争力超强，仅次于北京。生活环境竞争力比南京强的5个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东莞，前4个城市排在南京之前理所当然，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6位的东莞在生活环境竞争力指标上优于南京的原因是:在文化氛围竞争力方面，东莞排名（第4位）很靠前，明显强于南京（第16位），而文化氛围这个二级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很大。东莞文化的国际性和多样性显著，文化氛围很好，这方面南京的表现明显不如东莞。此外，东莞的就业机会竞争力（第4位）明显强于南京（第29位），东莞的私人消费和服务竞争力（第5位）也明显强于南京（第21位）。

（2）分指标评析

私人消费和服务。南京排名第21位，私人消费和服务一般，符合实际。包括住房及价格、社区服务质量和私人消费质量三项指标。南京社区服务网点较健全，市民获得服务较为方便，服务价格适中；日常消费品质量和价格一般；现代社会住房在整个私人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很大，近年来南京市住房价格一路攀升，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南京市房价涨幅一直名列前茅，而房价收入比却达到了9.2∶1。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内地城市中，南京城市生活成本高居第5位，几年来连续走高的房价“功不可没”。

基础设施质量。南京排名第28位，排名较后，符合实际。这一指标主要指的是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基础设施，在水电煤气、通讯信息、道路交通这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方面，南京人均占有量较少，设施质量一般，价格较高。从当年的排名来看，与当年的结果基本一致。2002年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机数排名第29位，每百人拥有互联网用户数排名第27位，实际交通成本排名第22位，基础设施成本指数排名第24位，道路交通设施指数排名第7位，水电煤气设施指数排名第23位，综合来看南京处于中游水平。虽然无法看到2003年南京这些具体指标的排名，鉴于指标的连贯性，涉及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基础设施（包括多项指标）不太可能在一年内有很大突变，所以2003年南京排名仍处中游符合实际情况。

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南京排名第3位，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超强，符合实际。这一指标包括卫生保健质量、公共教育质量、文化娱乐质量。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是生活环境十分重要的部分，影响市民的价值福利。科教文卫优势是南京的传统优势，南京是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四大基地之一，文化底蕴深厚，有完备的卫生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网络，为南京市民提供了很好的卫生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而且服务价格适中。

城市自然环境。南京排名第5位，城市自然环境很好，符合实际。包括城市环境质量指数、城市环境舒适度指数、城市环境优美度指数和城市风景优美度指数四个指标。在这方面南京市的天然禀赋很好，市民得到了较多的外部收益。南京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降水丰沛，四季分明，生态环境优越。南京居长江下游，跨长江两岸，江环河绕，境内丘陵逶迤，绿化水平领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众多的名胜古迹与优美的湖光山色共同构成南京独特的城市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南京工业的重化工业特征导致的大量工业污染对南京的环境影响严重，而南京在环境污染治理上的投入却相对较低。

就业机会。南京排名第29位，就业机会一般，符合实际。包括收入水平及增长预期、个人发展机会及预期、城市发展及增长预期三个指标。南京城市发展速度和个人收入增长预期不甚乐观，据预测，南京在“十一五”期间GDP总量将以趋缓的增长率稳步增长，平均竞争力增长指数预测仅处于中游水平。另外由于南京国有大中型企业多，而它们的行业技术壁垒高，人才机制灵活性不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尚没有形成一定规模，服务支持体系较为薄弱，因此南京个人发展机会及预期一般。

司法环境。南京排名第2位，司法环境相当好，符合实际。包括司法体系保证履约状况、社会稳定性及预期、社会治安状况三个指标。南京市法规条例健全，执法严格公正，城市社会稳定健康，社会治安状况很好，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制度环境。南京排名第7位，制度环境很好，符合实际。包括外地人的平等与机会、妇女的平等与机会、市民就业及迁徙的自由度。南京城市文化精神兼容并蓄，表现之一就是南京人不排外，对外地人特别友好，因此外地人在南京就业、升迁、就学、医疗、社会保险方面能获得与南京当地人平等的机会和福利；南京也不重男轻女，妇女在各方面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和福利；南京市民就业及迁徙的自由度也较高。

文化氛围。南京排名第16位，文化氛围较好。包括文化乡土性、文化国际性和文化多样性三项指标。南京城市文化包容性强，城市文化个性和乡土性并不显著；人文国际性程度较低，文化集聚与扩散影响力不够，文化国际性和创新性不够显著。南京经济社会的开放度较低也影响了文化的开放度。

政府服务。南京排名第27位，排名较后，符合实际。包括官僚主义程度、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率、市民对政府满意程度三项指标。由于政府服务这一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较小，因此这一指标不是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指标，但我们并不能忽视政府服务质量。城市政府对市民的服务质量是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讳言，南京市政府对市民的服务水平一般，政府公务员为市民办事存在一些拖延、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现象，服务效率较为低下。公务人员在执法和行使管理权时，也存在一些越权和滥用职权行为。近年较为突出的是土地征用及房屋拆迁过程中的一些不当行为侵害了市民的权益和福利。

4.商务环境竞争力

城市商务环境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率）在四个分项竞争力中是最大的。商务环境主要包括要素资源环境、产业关联、区位及当地需求、基础设施、法制与文化环境、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政府管理以及政府营销战略等八个方面。

（1）要素资源环境

在所有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各因素中，要素资源环境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最为突出。要素资源环境竞争力主要由人才要素、资本要素、科技要素、自然资源要素、生产要素成本五项子因素构成。南京市在要素资源环境方面的总体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在全国50个城市中遥遥领先，排在了第6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武汉。

而从五项子因素的详细情况来看，南京市在人才要素环境和科技要素环境两个方面的竞争力最强，人才要素竞争力列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西安6个城市之后，位于第7位，科技竞争力列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之后，位于第6位。这一排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充分反映了南京市在人才与科技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无可置疑的优势地位这一客观事实。我们曾经承担《南京、杭州城市发展比较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在其中，我们从人才资源数量供给、素质质量、教育程度和科技产出能力、投入能力与支撑能力、配置能力、管理能力等方面对南京、杭州这两座城市的人力资源和科技发展作了详细的数理统计比较分析，结果与倪鹏飞教授的分析结果（杭州在人才与科技两个方面的竞争力都逊于南京，分别列于第8和第7位）是不谋而合的。

在资本要素竞争力上，南京的优势不是很明显，在全国50个城市中，排在第14位，不仅落后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而且还列于沈阳、西安、哈尔滨等城市之后。资本要素环境由金融机构资本数量（存贷款数额）、资本获得的便利性和融资体系的健全性三个指标组成。在这三个方面，南京市的优势在于资本存量较大，与沈阳、西安、重庆三个城市比较，2003年全年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和增长率都要远远高于这三座城市，但南京市资本要素的弱势在另外两项上:一是资本可得性较差，这主要体现在民间（民营）资本获得和利用率较低以及风险资本可得性较差；二是融资体系还不够完备，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南京比较迟也比较少，还不能形成很明显的竞争强势，而且南京市金融服务业务及工具都比较传统，没有创新，缺乏有特色、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

经过比较分析，南京市的生产要素成本是比较高的，基本不存在优势，在全国50个城市中，南京排在第34位，这一排名基本符合南京的实际情况。生产要素成本主要由劳动力成本（工资）、土地成本（房价、地价、居住的成本等）、资本实际成本三项指标组成。南京市劳动力成本与全国的平均水平以及其他各个城市相比还是比较高的。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3年南京市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以上，在全国排在第10位，而当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万元以上的城市全国只有12个:深圳、广州、上海、宁波、北京、厦门、杭州、济南、天津、南京、福州、青岛。2003年南京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南京市房地产价格位列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第8名，而且房屋租赁和销售价格的增长指数均列全国大城市的前列，这可以说明南京市整体的生活和生产成本是比较高的。

（2）产业关联

产业关联是城市商务环境竞争力的又一重要因素，在倪鹏飞教授2004年的评价体系中，产业关联的相关指标均为问卷调查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客观性较差，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京产业发展，主要是产业关联方面的真实性。

产业服务环境。在产业关联的三级指标中，南京的产业服务环境排名较低，指数为0.046，列第36位。该指标由各类服务组织发展、创业服务体系健全性以及中介服务成本3个四级指标构成，主要考察的是服务体系的发展情况。从以往对南京中小企业等企业组织的服务体系研究看，南京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服务体系发展滞后、相关服务政策缺失等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南京产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在对南京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进行考察时发现，到2004年南京尚未建立起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许多领域的服务都未到位，同国内的广州、深圳、上海以及浙江的一些中小企业和城市创业发展较好的城市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势必影响到总指标的指数值。当然，由于该指标的指数值是由问卷调查得出的，不排除其中有一定的人为因素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南京在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产业集群环境。南京产业集群环境的指数值为0.081，列第13位，排名比较靠前。排在南京前面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两省，也大多为这两省中小企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如温州、东莞、台州、绍兴等，但是威海、重庆、西安这三个城市也排在南京的前面，由于对这三个城市的情况掌握较少，因此也难以给予评价。影响该指标排名的主要为“集群中的合作程度”这一四级指标。南京的产业集群目前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珠江路、湖南路以及夫子庙地区等都是南京中小企业集中的地方，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特别是珠江路和湖南路都属于明显的专业化聚集，但是我们在对南京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进行考察时发现，南京的中小企业以独立型为主，经营同类产品，相互之间是一种平等的竞争关系，虽然在信息、人才和对外的吸引力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协作型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很不理想，这会影响到“集群中合作程度”指标的得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在这一项的排名较上海靠前，这与我们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3）区位及当地需求

城市区位及当地需求是商务环境竞争力中的分指标，属于商务硬环境。在总指标中的33个子因素（二级分力）中，区位及当地需求这一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很大（贡献弹性为0.592，仅次于要素资源环境分力），这说明城市区位及当地需求是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指标。当地需求规模和当地需求质量以及区位条件构成城市区位竞争力和需求竞争力。在50个城市的区位及当地需求竞争力排名中，南京排名第10位，说明南京有很强的经济区位优势以及政治文化区位优势，当地需求情况很好。

当地需求规模。南京排名第7位，符合南京实际情况。当地需求规模包括3个四级分指标:宏观经济预期、城市前景预期、当地的内需规模。目前南京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地区的行列，初步具备现代化都市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从近年来看，南京GDP将随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呈快速、稳步攀升态势。作为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南京将更好、更快地发展，走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前列。作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南京将继续努力提升城市化质量和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深入实施“富民强市”、“科教兴市”、“依法治市”、“文化南京”、“绿色南京”五大战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十一五”期间，南京宏观经济预期和城市前景预期良好。当地的内需规模不仅指本市，还包括城市腹地居民的需求。南京是理想的交易市场，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商贸中心。南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杭州、宁波、苏州、青岛这些GDP排在南京之前的城市，高于杭州、济南、成都、重庆和哈尔滨等地区中心城市。南京处于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腹地很大，又是消费品生产的重要基地，这些都决定了南京当地的内需规模总量大。

当地需求质量。包括3个四级分指标:消费者的挑剔程度、消费者对高新消费品的喜好程度、当地环保和质量法规严格程度。南京的经济发展指标比较靠前，但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在省内，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苏、锡、常，与镇、通、扬的差别也不大；南京的恩格尔系数也不高，这些说明人民群众并没有很好地享受到发展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也直接影响到当地需求质量，尚处于比较低的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南京的城市文化和市民个性受北方文化影响较深，粗犷多于精致。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上海对南京的影响和辐射也并不大。粗犷、平和、兼容并蓄的南京市民对商品的挑剔程度不高。另外，南京市民的创新性、进取心不够，创业精神指标排名第49位，创新意识指数排名第31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南京人对新产品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敏感度。高新产品一般价格较高，也影响了并不富裕的南京人对其的喜好程度。南京市的环境污染程度较高（如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很大），而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则远远不够（污染治理投资额仅1亿多）；消费维权纠纷不断，对违法违规商家惩治不到位，这些说明南京当地环保和质量法规严格程度不高。如前所述，当地需求还包括腹地居民的需求。南京的经济腹地包括镇江、扬州、苏北、安徽、江西等地，这些地区的需求质量并不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京的当地需求质量。总的来看，南京当地需求质量不高是事实。但因为部分分指标值由问卷主观题得出，问卷填写人的代表性、主观性以及问卷量都直接影响了结果，因此南京排名第49位值得商榷。

区位条件。南京排名第8位，符合南京实际。包括3个四级分指标:自然区位便利度指数、经济区位优势度、政治科技区位优势度。南京是长三角的次区域中心，是南京都市圈的核心，是江苏省沿江开发的“排头兵”，在地理区位和交通区位方面优势明显；南京经济腹地大，可以影响安徽、江西及省内其他城市；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是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科技综合实力居全国城市前列，这些说明，南京有很强的自然区位、经济区位、政治科技区位优势。

（4）基础设施

在基础设施方面，南京的总排名在第5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京在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特征。在评估过程中，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指标较为公正地反映了南京的情况。

市内商务设施质量被排在了第5位。这是与近年来政府的重视分不开的。从2003年开始到2005年，南京市投资1 000亿元用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主要体现在:建成主城快速道路系统，确保城市运转和第十届全国运动会期间交通的畅通。以快速内环为重点，加快了老城新区东西通道的建设，重点打通跨秦淮河的交通节点；每年新建改建道路100公里，新增道路面积200万平方米；同时加快主城公交线网向外围新市区和新城的延伸拓展。随着地铁的建成，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的投入使用，南京的道路质量和道路交通状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为了提升水电气等综合保障能力，形成具有全国一流水平的城市公用设施系统，南京市大力建设板桥电厂、龙潭电厂，建成500千伏龙潭、220千伏双闸和仙鹤、110千伏古平岗等一批输变电工程，构筑可靠、灵活的现代化电网，缓解现阶段电力供需矛盾，使城市真正实现按需供电、按需用电，使南京市的供电量充足。

对外基本基础设施的质量列在第10位。这说明南京在对外基本基础设施方面有待提高，特别是在航空设施方面。但是，南京作为国内最大的可常年停靠万吨货轮的港口，新生圩港是我国内河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外贸港区，吞吐量居内河港第一位。

对于以上几项指标，倪鹏飞教授的报告评估得比较准确，但是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指数这个指标上的评估存在不合理之处，在50座城市中，南京市列于第41位。事实上，南京是全国各大电信枢纽之一，拥有多种传输方式组成的通信网可以通达全国和世界各地，全市电话交换总容量达100万门，市话主线普及率达22%，是全国第二个实现全网程控化的省会城市。此外，南京市政府大力推进“数字南京”工程，建设和完善“六楼六网”，强化邮政、电信服务功能，实现城市管理信息化，成为全国一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正是南京的目标。

（5）法制与文化环境

南京的制度成本是该指标中的弱项，排名在第34位，但这符合南京的实际情况。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制度是生产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也是一种高能级的生产要素。从国际经验看，在一定的初始经济水平条件下，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而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在倪鹏飞博士《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中，南京市的制度竞争力排名第34位，这与南京市的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南京制度成本之所以那么高，我们认为，这与南京制订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和对企业征收高所得税有很大的关系。以所得税为例，所得税减免是重要的招商引资手段，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据了解，深圳所得税税负在全国是比较轻的，其税率为15%，且生产型企业是2免3减半（意思是前两年全部免征后，连续3年减半征收），服务型企业是1免2减半；上海税率为24%（浦东为15%），2免5减半；而南京市的纳税人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税率减按18%征收企业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税率减按27%征收企业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的，按33%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无行业限制。这与深圳、上海等城市的企业相比，南京的企业负担要重得多，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商务成本。

（6）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

市场竞争环境。该指标南京竞争力排名较后，第27位。下设同行业竞争程度、企业与供应商竞争、生产要素发育三项子因素，其中同行业竞争程度同企业与供应商竞争指标，据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被视为表现较好的指标。问卷面向全国50个城市，共发放2 000份，样本数量相对偏少，样本代表性与合理性仍有待斟酌。

就南京市产业竞争发展而言，主导产业为石化工业、汽车制造业与电子信息业，发展尚可，但由于这些产业生产技术度与成熟度及国际化标准化要求相对较高，竞争相当激烈，南京的这些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并无绝对优势。此外，南京虽具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但尚未形成真正的产业集群，在石油化工、生物工程、制药、电子信息等重点支柱产业中，很多产业水平不高，产业的前后联系较少，未形成产业层次的集团经济、范围经济，如珠江路电子产品虽竞争激烈，但产品趋同，基本也不存在研制、销售的分工环节。此外，南京市政府的管理效率仍有待加强，如征税环节、行政审批手续繁琐，直接影响了南京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生产要素发育方面，南京区位便捷，毗邻上海，广接内地，能够吸引与扩散各种生产要素，有一定的集聚力与扩散力，推动经济的增长。南京高等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数目众多，人才要素素质较高，且劳动力要素成本低，科技要素较高，但资本要素中国有资本比重相对偏高，民营资本的活跃程度不够。

总体而言，该指标能够部分反映南京的现实情况，但竞争力排名略有偏后。此外，政府管理与效率市场竞争环境也有一定相关性，仅此三项指标还不能完全反映城市市场的竞争发育程度。

市场开放环境。该指标南京竞争力排名第7位，下设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度、对城外资本的开放度、对弱小企业的扶持程度三项子因素。南京对民间资本与城外资本的态度总体持宽容、鼓励与谨慎的态度。如杭州人、宁波人开办的诸如红泥、万家灯火、向阳渔港等杭帮菜、宁波菜，在南京发展势头红火，温州人在江宁区则开设了温州一条街。近几年，南京各区县政府根据“谁投资、谁开发、谁拥有”的原则，承诺承租30年不变，吸引民间资本开发旅游。2004年3月，在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江苏省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此外，2003年6月，南京出台鼓励、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对中小企业提供与大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总体而言，该指标基本反映了南京的现实开放情况，南京市场的开放环境尚属上游。

市场国际化。该指标南京竞争力排名第21，位置靠后。下设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资占总投资比重与企业国际交流程度。

从纵向看，近几年南京市场国际化发展迅速，但从横向看，相对于国内一些先进的中心城市，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表现出一定的差距。2002年，从江苏省内看，南京实际利用外资只及苏州的五分之一，只相当于县级昆山市。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外资在产业投资中比重较低，南京至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仅有少数外资研发机构。原因在于，上述主导产业发展缺乏当地配套中间产品的支持，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影响了对外资的吸引力，此外，南京国有经济的比重偏高，制约了当地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

同时，相对于其他中心城市，南京市企业国际交流程度还有待提高。虽有金秋经贸洽谈会、国际梅花节等交流活动，但并未真正发挥自身优势。南京是六朝古都，风景名胜居多，但分布分散，缺乏统一规划。旅游与经贸活动的结合，一方面可促进经济交流，带动相关产业，提高人流、物流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总体来说，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一书中开放竞争力指标内容较2003年有较大增删，但指标对南京竞争力水平描述与排名较之上年浮动不大，基本与南京现实情况相符。唯有其中2003年开放竞争力指标中南京社会交流指数排名第8，位置靠前，表明南京对外交流程度尚可，这与南京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事实不相吻合。

（7）政府管理与政府营销战略

南京政府管理服务排名第22位，比较靠后，其中政府管理成本排在第35位，政府服务质量排名第15位。政府营销战略排名第7位，整体排名比较靠前，只有政府规划能力指数较低，排在第17位。这种排位基本符合南京的实际情况。

在商务环境竞争力中，政府管理的相对瓶颈使其地位提高，政府管理的改进，能够大大提高城市的商务环境竞争力。客观地讲，南京市在政府管理和政府服务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看，政府还没有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行政干预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

第二，政府服务效率较为低下，官僚主义作风比较严重。管理手段存在一定的问题，工作作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政府部门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如部分行政审批过多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的审批手续繁琐，办事效率低下，来宁投资者在北京一周能办完的事在南京有时要一个月还办不好。另外，乱收费现象较为严重，这使得企业和投资者不堪重负。

第三，政府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政府主体性不够强。

第四，政府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透明性不够好，尤其是政府长远规划的执行力度不够。已经制定好的规划，随着新一届政府班子的成立通常被废弃，实行另一套新的规划，这样不利于南京市的长远发展。

第五，政府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问题。南京市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统一规划不力、组织协调困难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总体效率不高。如南京市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由市政府办公厅主要负责电子政务工作；市科学技术局主要负责组织协调软件产业和软件园区建设；市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管理和协调企业信息化工作；市无线电管委会负责无线电相关资源、台站的管理等，各部门难以形成合力，资源整合不够。

近年来南京市的政府管理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体是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一是实行政务公开。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是推进政务服务便捷化。四是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南京市政府在自己的网站上正式设立南京市网上政务大厅，首批工商、国税、地税、物价、市政公用、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统计、海关、外经贸等10个部进“厅”办公，为社会公众提供业务指南及相关表格下载功能，在线受理报批事项及市民投诉、咨询监督等政务。五是强化政务投诉监督机制。建立行政效能、外商投资、民营科技企业、私营和个体经济四个投诉中心，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六是实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将原先分散于多个部门的58项城市管理执法权统一集中到城市综合执法局，使执法效率明显提高。七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总体来讲，《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在33个解释性指标及其分指标的分析和排名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南京在竞争力比较上的优势和劣势；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我们在研究中普遍感到解释性指标中的主观问题太多，并且问卷的发放数量比较少，每个城市大约仅有150份，而且受访者的面较窄（主要是专家和有代表性的企业家），这样调查出来的结果只能代表这一小部分人的意见，并不能代表这个城市广大居民的真正想法，会产生以偏概全的现象，得到的结果也就难以令人信服。

此外，我们也对指标设计的体系产生了一些疑问:如政府管理成本仅通过各种税收总额、部门非规划收费两个方面来反映和体现；文化氛围用文化乡土性、文化国际性和文化多样性3个分指标来反映是否合适；人才本体竞争力仅通过能力、创业、创新和价值取向指数这4个二级指标来反映，且均为软指标，主观性、不确定性都较大，能否真正反映人才本体竞争力的强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