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俄诗歌的翻译出版

二、对苏俄诗歌的翻译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苏联诗歌的兴趣十分浓厚。读者想从中得到鼓舞，也想从中得到启发，以发展我国的新诗。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17年当中，苏联最著名的诗人或多或少地都被介绍到我国来了，如阿里戈尔、别尔戈里茨、格里巴乔夫、多马托夫斯基、英倍尔、米哈尔科夫、西蒙诺夫、苏尔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吉洪诺夫、施巴乔夫等。非俄罗斯民族诗人被引进来的也有一些，如穆萨·嘉里尔、德·古里亚、米尔菲娅、凯尔巴巴耶夫、扬卡·库巴拉、涅里斯、唐克、托康巴耶夫、土尔松·查德、乌尔贡、企克瓦尼、察连茨等人，其中不少诗人是首次跟我国读者见面。

在这期间，比较有系统、有研究地翻译出版的诗集有《苏联卫国战争诗选》（林陵译，1950年）。它收集了苏联20余位诗人战时著名的诗歌。林陵的翻译十分认真，他不仅力求忠实地表达原作的内容，而且也十分注意原作的形式、音节和韵律。

以译介俄苏诗歌为己任的戈宝权，这时充分显示出他的才能。经他介绍的俄苏诗人不但人数多，而且代表性强。他的译文严谨、朴实，既考虑到原作的音乐感，也追求译文的最好表达方式。他对每个字、每个韵都反复推敲，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他译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他对译文总是改了又改，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

此外，20世纪50—60年代，我国还翻译出版了一些个人诗集，如《伊萨科夫斯基诗选》（黄药眠译，1950年）、马尔夏的诗集《五彩的书》（蓝曼译，1951年）、伊萨科夫斯基《祖国之歌》（蓝曼译，1951年）、《吉洪诺夫诗集》（丘琴等译，1952年）、《苏尔科夫诗选》（蓝曼译，1955年）、西蒙诺夫的诗集《友与敌》（林耘译，1955年）、嘉里尔的《莫阿比特狱中诗抄》（苏杭译，1957年）、《唐克诗选》（戈宝权、乌兰汗译，1958年）、《托康巴耶夫诗集》（丘琴等译，1963年）、梅热拉伊蒂斯的《人》（孙玮译，1964年）。

值得重视的是1957年至1961年出版了5卷本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其中收短诗267首，长诗11部。这是一项浩大的翻译工程，当时翻译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余振和卢永福，他们为这一开创性事业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五卷集的出版使我国读者对这位伟大的革命诗人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马雅可夫斯基高亢的、充满豪情的诗歌对我国新诗歌的发展，起了有益的影响。

在这17年当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长诗的翻译。苏俄长诗成就甚大，我国译者也一直比较重视翻译长诗。早在30年代，瞿秋白就译了普希金的《茨冈》、孟十还译了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40年代吕荧译了《叶夫根尼·奥涅金》、高寒译了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铁弦译了莱蒙托夫的《童僧》、穆木天译了莱蒙托夫的《恶魔》。那时，苏联诗人的长诗被译成中文的极少，只有戈宝权译过勃洛克的《十二个》。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诗的翻译增多了，重点转移到当代名篇。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一亿五千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好！》等11部长诗都译成了中文（余振、张勇等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三部长诗《春草国》、《瓦西里·焦尔金》和《山外青山天外天》也有不同的译本（梦海、飞白译）。此外还出版了阿里戈尔的《卓娅》、安托科尔斯基的《儿子》等。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中苏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再加上国内政治运动的日益频繁。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期，中国对苏俄文学的介绍逐渐减少。从1957年到1966年，苏联文学的翻译除了几位盖棺论定、举世公认的作家外，其他作家作品已是寥寥无几。倒是当时中国国内出版的一些内部刊物和内部发行的文学作品值得人们注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上半期我国出版的一批“黄皮书”。这些文学作品主要由《世界文学》编辑部提供选题和翻译，以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为主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的装帧简单的文学作品，因其封面是黄色而得名。以下是《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录》一书中，列出的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翻译出版的“黄皮书”的详细清单：

1961年出版的有：潘诺娃的长篇小说《感伤的罗曼史》（苏群译，世界文学出版社）、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飞白、罗昕译，作家出版社）、穆古耶夫的长篇小说《护身符》（朱源宏译，群众出版社）、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三部）（草婴译，作家出版社）。

1962年出版的有：西蒙诺夫的《生者和死者》（谢素台译，作家出版社）和剧本《第四名》（张原译，中国戏剧出版社）、柯涅楚克的剧本《德涅伯河上》（苏虹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王金陵、冯南江译，作家出版社）。

1963年出版的有：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译，作家出版社）、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王平译，作家出版社）、阿尔布卓夫的剧本《伊尔库茨克故事》（裴末如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索弗罗诺夫的剧本《厨娘》（孙维善译，中国戏剧出版社）、伊克拉莫夫等的剧本《白旗》（沈中立译，中国戏剧出版社）、史泰因的剧本《海洋》（孙维善译，中国戏剧出版社）、叶甫图申科等的诗选《〈娘子谷〉及其他》（苏杭等译，作家出版社）、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吴均燮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二部）（冯南江、秦顺新译，作家出版社）和《人、岁月、生活》（第三部）（冯南江、秦顺新译，作家出版社）、爱伦堡的长篇小说《解冻》（第一部）（沈江、钱诚译，作家出版社）和长篇小说《解冻》（第二部）（钱诚译，作家出版社）、索弗罗诺夫的剧本《保护活着的儿子》（徐文译，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年出版的有：阿辽申的剧本《病房》（蔡时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罗佐夫的剧本《晚餐之前》（王金陵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特瓦尔朵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丘琴等译，作家出版社）、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四部）（冯南江、秦顺新译，作家出版社）、符拉基莫夫的长篇小说《大量的矿石》（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柯热夫尼科夫的长篇小说《这位是巴鲁耶夫》（苍松译，作家出版社）、库兹涅佐夫的长篇小说《传说的继续》（白祖芸译，作家出版社）、卡里宁的中篇小说《战争的回声》（家骧、晓宁译，作家出版社）、柯切托夫的战时札记《是这样开始的》（斯人译，作家出版社）、索尔仁尼琴的《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梅热拉伊齐斯的组诗《人》（孙玮译，作家出版社）。

1965年出版的有：包戈廷的剧本《忠诚》（群力译，中国戏剧出版社）、冈察尔的长篇小说《小铃铛》（王平译，作家出版社）、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同窗》（周朴之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共两部）（车一吟等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沃依诺维奇的中篇小说《我们生活在这儿》（程代熙译，作家出版社）、贝柯夫的长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李俍民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艾特玛托夫的《艾特玛托夫小说集》（陈韶廉等译，作家出版社）、《苏联青年小说集》（上、下集）（多人译，作家出版社）、季亚科夫的长篇小说《亲身经历的事》（南生译，作家出版社）。

1966年出版的只有一部：卡扎凯维奇的长篇小说《蓝色笔记》（附《仇敌》）（南生译，作家出版社）。

以上这些作品，再加上1957年内部出版的杜金采夫的《不单为了面包》（白祖芸译，作家出版社），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内部出版了苏联文学作品共39种、45部（册）。其中小说、回忆录等共24种、30部（册）、诗4种（部）、戏剧共11部（种）。以上所译作品，不仅体裁多样，而且富于时代精神。这些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在中国译介得既及时又准确，充分显示了中国译者的学术眼光和对苏联文学创作情况的熟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