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介绍

第三节　行政化的原因

为什么从1950年代起我国的高等教育选择了行政化而放弃学术化？这和当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站位有关。恰巧苏联的高等教育是行政化的，欧美的高等教育是学术化的。既然政治上“一边倒”了，那么教育也就不可能另搞一套。但这样归因还只是表层思索，深层次的原因还得拷问自己的文化历史，几千年的官僚政治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留给我们的包袱过于沉重。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等级化、管理政治化，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权力无限。为什么我国的政府有无限的权力呢？这和秦始皇以后封建社会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没有关系吗？为什么我国的教师被边缘化？那是因为我国的知识分子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异己力量了。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和封建专制制度不把人当人的本质没有关系吗？

一、政府拥有无限权力

政府的权力有没有限制，是衡量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的标志之一。民主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专制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一般来说，国家机器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操控是专制政体的特征”^[42]，而民主政体则“意味着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同意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43]。真正的民主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洛克在《政府论》第二篇中强调指出，政府的组成来自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契约出让一部分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其目的是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政府的权限不能超出社会成员让渡的范围^[44]。洛克说：“即使在有必要实行绝对权力的地方，那种权力也并不因为是绝对的而就是专断的；它仍然要受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绝对权力的理由的限制，并且必须以达到那些目的为限。”^[45]很明显，民主政体的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限制，它是有边界的，它反对一切绝对的、无限的政治权力，尤其反对那种将整个社会囚禁在政治权力管辖之下的极权主义。

然而很久以来，我们却忽视甚至无视上述这一原则区别。我们在宪法、教科书和某些文本上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又十分强调政府对各行各业的领导权，政府的权力深入到各行各业的底部，实现了从上到下的“一元化”的对“一切”的领导。我国政府“借助单位这一特殊的组织中介，几乎全体人民都被不同程度地纳入行政权力控制范围，一元化的政治权威的触角延伸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它为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就大学发展而言，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学在结构和规模上的迅速发展、重点大学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是单位制度强有力的表现。但单位制度的命运和它的核心制度安排计划体制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暴露出效率、效益低下的严重问题。单位制度产生的一系列意外的制度后果，给经济组织和学术组织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46]。在单位制度下，政府是强者，高校是弱者，政府无事不指挥，高校无事不听命。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党和人民政府必须对学校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使全国学校都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其后，正是通过“有系统的工作”，实现了政府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对高等教育的无孔不入的权力渗透。政府之于高校，集所有者、管理者和办学者于一身，凡大学要不要办，谁来办，办什么，如何办，多大规模，怎么评价，都由政府说了算。这样，我们不能不承认，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确实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政府成了“无限政府”、“超载政府”、“全能政府”。

二、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

人们通常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而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如今国外虽有人主张称其为“知识阶级”，但视之为阶层的还大有人在。我国官方到现在还只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实，知识分子早就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在官僚机构中任职的“士”们，果然可以称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只是“士”中的极少数，大部分的“士”做了教书先生，或给人写写算算。这是靠自己的脑力劳动生活，应属于劳动者范畴。而在非官方的天文、数学、医药、文学、艺术各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士”，当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范畴。马克思认为，“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47]。恩格斯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认为脑力劳动者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48]。

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搬来西方的先进文化，宣传改良，鼓吹革命，乃至组织军事活动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还有的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中为中华民族效力。他们已是名副其实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了。在那时的知识分子中确有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效命的，那只是极少数。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命运多舛。一开始就被置于被“团结、教育、改造”的位置上，就不是“自己人”。“文化大革命”前，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讲话里的“知识分子”，常常是这样表述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等等。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同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接受并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我国现在社会存在着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49]。这表明当时中共高层领导对阶级关系的认识基本一致，都把知识分子视为一种异己力量，划入资产阶级行列。毛泽东还说过：“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50]似乎团结知识分子只是为了做好“我们的事情”，假如我们自己能把事情做好，还要去团结他们吗？而且，字里行间“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很清楚。与此同时，在中央高层领导的谈话中，经常出现要培养、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之类的提法，言下之意很清楚：眼下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是“自己的”。

自从院系调整以后，全国的高等学校就始终置于党和政府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学校一级，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或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院系一级，又由党总支领导院系行政。可是，毛泽东还认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不在自己人手里，发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愤慨，似乎共产党在高等学校从来就没有取得过领导权。于是“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先停课闹革命，后派工人、解放军进驻，并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员，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我国党和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运动”不断。这些运动几乎全是冲着知识分子来的，有时要他们自我学习交待问题，有时是为了要他们“换脑子”，有时是要打击他们轻视工农的骄傲情绪，有时为解决上层建筑领域谁占胜谁的问题，有时是为了同他们争夺学校领导权。总之，对知识分子戒心很重，颇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味道。

之所以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皮毛论”至关重要。1957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皮毛论”。他说：“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现在，知识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51]。此论一出，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明显被划在工人、农民之外，成了非劳动者，是吃工人、农民饭的人。既然不是劳动者，又要吃劳动者的饭，岂不成了寄生虫？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又不听主人的话，教的都是些无用的甚至反动的东西，教出了反革命。这样，知识分子自然要成为斗争对象了。而包括“皮毛论”者本人在内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代表工人、农民来执政的，自然属于“皮”了。于是，从上到下的干部们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就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皮和毛的关系。然而，实际的情形却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非但也是劳动者，而且还是优质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当然的社会主人。因此，知识分子不但是“皮”，而且还是优质“皮”。相反，那些领导干部们，尽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人员，也是脑力劳动者，但他们毕竟是“社会公仆”而非“社会主人”。如果要说皮毛关系，他们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关系才可算是“毛”和“皮”的关系，他们属于“毛”，而知识分子应属于“皮”，毛泽东把这层关系搞颠倒了。

三、高等学校被扭曲为阶级斗争阵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高层领导就表现出很重视高等教育的态度。这或许是出于经济和国防上的迫切需要。当时对高等教育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需要还是放在了政治思想斗争的前面。在1950年6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指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因为经济建设乃整个国家建设之本。”^[52]马叙论的讲话体现了当时国家高层对培养经济建设专门人才的重视。但是几年后，中央的口径有了变化。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有它的全面性，但“德育”和“社会主义觉悟”的培养已放在了首位。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强调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他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53]为什么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呢？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54]。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被视为异己力量已不可避免，高等学校被扭曲为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阵地同样不可避免。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指出教育部门存在忽视政治的问题。同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并同时提出了如下具体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同个人主义进行斗争），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同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劳力分离的观点进行斗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斗争）。”^[55]从此，学校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从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主义观点、劳动观点、哲学观点等政治思想领域向资产阶级展开全面斗争的阵地了。

1961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高教六十条”。该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进展；具有健全的体魄。”^[56]很明显，“高教六十条”对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的重视远远高于对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视程度。

1966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57]如果说，在此之前，高等学校这个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战场”还不太正规，尚处于时战时休的状态，那么在此以后的10年时间里，高等学校便成为全天候的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主阵地”了。

把高等学校作为阶级斗争的阵地，表明我国高层领导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目的的认识发生了偏差。高等学校本应是学术性组织，现在却成了政治性组织；高等教育本来应该使每一个青年学生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在却变成强制性地片面发展他们的阶级斗争素质。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这块阶级斗争的阵地上，矛头所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原本中国大陆稀有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却成了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角色了，为了培养“接班人”，官方让他们充当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把学校办成批判资产阶级的阵地，批判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者是谁呢？其中领衔的有姚文元一类“文痞”，大量的参战者还是知识分子自己。即今天由姓王的批姓李的，明天再由姓张的批姓王的，后天又有姓赵的来批姓张的。人人处在既批判别人，又随时可能挨批的状态。今天对别人口诛笔伐，明天又作自我检讨，辱骂、作践自己。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这场斗争旷日持久，大学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经风雨见世面”。不过他们接受的却不是高深学问的教育，而是肤浅的教条式的政治宣传。

关于教育与宣传，人们往往不加辨析，以为教育也是宣传，宣传也是教育。其实，它们之间是有界限的，早有人对此作过较为透彻的剖析。潘光旦于1940年写过《宣传不是教育》一文，指出：“教育与宣传的区别，不仅是前者重在启发，后者重在灌输，更重要的是前者假定每个人都有智慧，而后者却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于是这少数人便以‘改造社会、拯救人群’为旗号，以宣传为借口，想把大多数人纳入听话、接受、顺从的地步，一次又一次‘受蒙蔽、受欺骗、受利用’的悲剧由此而产生。”^[58]“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学生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阵地上接受“灌输”，一次又一次地被蒙蔽、欺骗和利用。

高校被扭曲成了批判资产阶级的阵地，自然就不再是科学的圣殿了。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无不是政治对学术的挤压和排斥。政治是红色的，学术是白色的，“红旗”被高高举起，“白旗”要一一拔掉。有些学科被打成资产阶级“领地”而遭封杀，有些学术观点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而长期挨批。所有学术被统制于一个思想体系之下，除此之外没有真理。任何一门学科都被打上政治烙印，都必须依附于教条化了的单一化的意识形态，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学术发展的规律。因为“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59]。学术被迫成为政治工具而不再是学术，高等教育的本质被异化了。

四、行政化的原因分析

我们把高等教育行政化之形成归结为上述三个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和永恒的互为因果的链条之中，世上没有只是原因而不是结果的第一原因，也没有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的最后结果。根据这一原则，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给政府赋予了无限的权力？为什么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为什么高等学校被扭曲为阶级斗争阵地？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站定了“一边倒”的国际关系立场。这一国策的实施，有助于我们抗住帝国主义的封锁，但也使国家走上了模仿斯大林模式的道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具有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集中于执政党，党内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和政治局，最终向斯大林个人集中的特点。例如，在最高领导者率先采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争论以后，各级组织便加以仿效，政治干预学术被默认为一种正常的文化管理办法，并被频繁使用。而且当领导者的一些指示被当做评判文化工作是非的准绳，并被用以指导文化工作时，文化管理工作单一化和公式化的弊病表现得无以复加。一切与这些指示稍有出入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60]。斯大林亲自把德波林学派宣判为“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并号召彻底批判审查他们，从此一批颇有造诣的学者蒙冤数十年。斯大林亲手审定李森科的报告，对他的理论赐予官方的和垄断的地位，强制推行其学派，从此凡反对李森科的学者都受到人身迫害，当时大约有三千多名生物学家遭到攻击，是苏联科学史上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61]。

对于斯大林模式的这些弊端，我国领导人在很长时间里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并作为正面经验加以仿效。

问题还在于我们为什么效法斯大林模式？为什么我们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许多做法与苏联如出一辙？我们还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我们应该看到自己身上那沉重的历史包袱。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一体制下，至少有三项基本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是皇权无限制度。在中国封建时代，皇权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命为‘制’，令为‘诏’”，“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从此以后，皇帝集国家最高所有权力于一身，就成千古定制。顾炎武《日知录·守令》云：“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君主专制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专制的特点就是皇权独揽，君主个人独裁。卢梭指出：“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62]我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此后再有人想当皇帝就举国共讨之，这确实是伟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对中央集权这一制度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批判。很久以来，人们对秦始皇、赵匡胤、朱元璋这样的集权主义者的集权行为不但不给予应有的批判，反而大加溢美之词。似乎集权是绝对的好，分权是绝对的坏；即便有人对皇帝的集权加以指责，却很少有人对没有皇帝的集权制度和集权行为进行批判。今天，当我们反思新中国中央集权体制问题的时候，难道不该联系起来想想吗？

二是等级官僚制度。在君主专制主义体制下，各级官僚都是皇帝的子民。所谓“天下一家”，就是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皇帝是大家长，臣民都是他的子孙奴婢。这个大家长的治国之道有“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之中，“君为臣纲”是总纲，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唐甄《潜书·抑尊》：“为上易骄，为下易讠叟；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不仅君臣、君民等级森严，官僚之间同样如此。官与官层层控制，级级依附，百姓服从小官，小官服从大官，大官服从皇帝。全国构成一张人身依附关系的大网。官僚们处理政务没有任何独立性和创造性可言，都是唯君、唯上是从，都是看上峰的脸色行事，只对皇帝和上司效忠。同时，他们又要求其下属效忠于他们。这样，皇帝是全国的大家长，官僚们便是天下的小皇帝。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马克思称这种关系是一种“家长制权威”，是中国“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63]。

从新中国的所有政府文本来看，我们的官员叫“干部”，干部本是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与老百姓的关系在文本上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不存在“父权关系”；干部之间本是同志关系，也不存在“家长制权威”。然而，事实上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上述封建“关系”却随处可见。即便在高等学校里，一个处长、科长，也可以在教师面前指手划脚，打打官腔；有些校长、院长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八面威风，一言九鼎。然而，一旦当他们遇到上面来人，他们马上就没了脾气，哪怕上面来的只是一个秘书，也要向其献花取宠；来了处长、科长，更要陪吃陪喝。这是为什么？难道与我们政治肌体中的封建遗毒没有关系吗？很可惜，我们至今对“官僚”和“官僚主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批判，似乎既然当官，就难免有点“官僚”和“官僚主义”，殊不知，这是封建遗毒，是人家资本主义社会都不能容忍的东西。

三是文化专制制度。专制主义政权在思想文化领域同样实行专制，只允许人们遵循官方的规范文化而排斥异端文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便是官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谁宣扬其他思想与学术，就有“妖言惑众”之嫌，甚至有被罢官、处死的危险。科举制度使整个教育体系沦为官场考试的工具，皇帝的权力和法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儒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使一般读书人不可能接触别的思想和文化。知识分子普遍以帝王和圣人的是非为是非，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正如韦伯说的：“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淫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心术。”^[64]所谓“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心术”，应是封建官僚共同的亦奴亦主的心态和一定的文化素养。即一方面他们在皇帝和上司面前卑躬屈膝，自己就根本不是一个人，但在百姓面前却又趾高气扬，不把别人当人看待；另一方面，他们又确实是有教养的，封建统治者通过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上的考试和统一的考试标准，使录用的官员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这样，科举制度“从消极意义上说，固然是‘赚得英雄尽白头’，但更主要的，在积极意义上，是为自己培养一批忠诚可靠的奴才，以供役使”^[65]。

如今，文化专制制度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但人们头脑里的文化专制意识却不会轻易消失。为什么只认为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而没有办教育的权利？为什么总是把教育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不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目的？为什么一些官员总要把原本属于学校的事抓在手里不放？为什么长期以来不把知识分子作为“自己人”，而要建设“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现在总算把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对知识分子真的很放心吗？为什么大学的有些教材非得全国统一不可？为什么大学的有些课程非要全国统考不可？总之，为什么大学不能自治，学术不能自由，教授不能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