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是1975年6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感慨之语。他引用的是三国魏李康《运命论》中的名句。
此句之后还有一句:“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说，凡忠直之士，品行高雅之人，必然会遭到小人的非难和攻击。
事态的发展果真如此。
1975年8月前后，毛泽东因患眼疾，手术后不能看书，就请了一位研究《水浒》的北京大学的女教师卢荻给他读《水浒》。8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水浒》发表了一些评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段关于《水浒》的评论，是一种文学评论性质的议论。虽然评论中讲了“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之类的话，但并没有比附现实政治，具体针对什么人。
可是，“四人帮”的刀笔吏、文痞姚文元，得知毛泽东的这份评论后，如获至宝，欣喜万分，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的这段话，别有用心地把小说《水浒》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操起了他“金棍”的本事，大做文章。为了发挥《水浒》“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提出: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其实毛泽东根本没提出什么“任务”——引者注)，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水浒》的段落，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毛泽东阅看姚文元的这封信后，作了“同意”的批示。
于是，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中国大地上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拉开序幕了。
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两家中央的党刊、党报，明确地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路线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文章一下子把评《水浒》同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硬扯在一起，矛头显然是直指主持上半年整顿工作的邓小平的。
这时，在受到毛泽东和政治局批评、作了书面检查后沉寂一时的江青，突然活跃起来，她借评《水浒》之机，捏造中央政治局“有人架空主席”。
8月下旬，江青召集“四人帮”在文化部的爪牙于会泳等人开会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窜到大寨，在群众大会上说: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
9月17日，江青召集在大寨开会的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班子等100多人谈话。她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
江青讲了《水浒》后，又说:“三十三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邓小平和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她的两次批评、帮助，说成是对她的“围攻”和“迫害”。
江青俨然以“左派领袖”自居，借评《水浒》之机，大批宋江“架空晁盖”，公开宣扬中央政治局内“有人架空主席”，其险恶用心是十分露骨的。
于是，从9月份开始，评一本历史小说居然也成了一场运动，成了“我国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在“四人帮”的鼓噪下，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实际上为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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