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失败后,随着各国资产阶级对第一国际和公社社员的迫害,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其中突出的是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拉萨尔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这些派别的斗争中,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为借鉴,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就在于需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对社会经济进行彻底的改造。
针对巴枯宁主义仇视和反对一切权威的谬论,恩格斯写了著名的《论权威》。他不仅揭示了权威在生产斗争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还特别强调革命权威对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18]恩格斯还针对巴枯宁宣扬的“资本主义一切祸害的根源不是私有制而是国家”的观点,论述了国家的本质、国家消亡的过程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重要性。他在给泰·库诺的信中指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剥削阶级建立国家是为了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为了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因此,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祸害是资本。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资本,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家就会自行垮台。”[19]否则,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垮台或被废除的。恩格斯在给菲·范-派顿的信中还反复强调,为了消灭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20]
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针对巴枯宁“无产阶级将要统治谁”的质问,更明确地指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21]马克思认为,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针对巴枯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是少数人的统治,也是对农民的奴役”的攻击,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它与资产阶级专政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并不需要奴役农民,相反无产阶级只有“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22],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23]
再次,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自由国家”谬论时,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总结了他和恩格斯以往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全部成果,作了一个经典式的概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4]马克思这个完整而严密的著名论断,一是依据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依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未来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特点,指明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然要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二是阐明了过渡时期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排除了一切宣扬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幻想。很明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和作用的阐述有了新的进展。这时,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同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相适应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5]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同社会生产力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由此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的问题,把它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问题。针对巴枯宁以意志为基础的社会革命论,马克思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26]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才能够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恩格斯也针对蒲鲁东主义幻想建立“永恒公平”的小私有天国的观点,阐明了真正的社会革命,只有建立在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他说:由于“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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