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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文章写得很不错_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下)

时间:2021-12-12 理论教育 联系我们
【摘要】:胡乔木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该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期间,胡乔木先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参加土改,1947年4月中旬起,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历经艰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乔木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在这次全会上,他被重新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

乔木文章写得很不错_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下)

胡乔木文章写得很不错

他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长期信赖、倚重的秘书。他的笔下诞生过许多重要的文献,他的文章誉满天下。

毛泽东评点原文

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1]

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2]

乔木是个人才。[3]

他(指胡乔木——编者注)可是个大好人啊![4]

胡乔木简介

胡乔木(1912.6.1~1992.9.28),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鞍湖乡。青少年时期,他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1924年至1930年在江苏扬州中学读书时,同共产党人有了接触。1930年下半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在浙江大学学习时,组织秘密读书会,传播进步的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知识,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至1937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胡乔木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在抗日战争初期,任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和边区青年进行革命教育。从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继续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在延安工作期间,他协助毛泽东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同作家们建立了良好关系。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该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他还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数十篇社论,积极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随行人员,同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进步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解放战争期间,胡乔木先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参加土改,1947年4月中旬起,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历经艰险。1948年4月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多次为党中央起草重要文件。1948年2月,主要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为《解放日报》、新华社撰写和修改大量社论、评论和新闻。他撰写的《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在党的宣传斗争中成为犀利的投枪。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他参与负责组织的新闻宣传战线取得的巨大战果,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1949年3月,他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关于新闻工作的发言。党中央进驻北平后,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了许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乔木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1950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在195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第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他先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的编辑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大量心血。他参加起草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在党中央政治局主持下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深刻有力地阐明党中央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为新闻出版队伍的建设作出很大努力。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对于推动上述有关工作的开展发挥积极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他在党中央领导下起草的一些重要文件,对制止和纠正当时已经发现的错误起了一定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在逆境中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积极投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主持修改《关于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等重要文件,为坚持贯彻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作出艰苦的努力。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在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全力支持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坚决而有成效的斗争。他在1978年10月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发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了初步的理论论证。他列席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负责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为实现历史性转变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这次全会上,他被重新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继续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1980年至1981年,他在邓小平等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接着又负责起草十二大的重要文件。在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他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创立和制定党在现阶段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对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的一些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十三大以后,他退居二线,仍积极关心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实施,关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积极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胡乔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领导《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亲自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他协助邓小平同志审定《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他不顾体弱多病,为编辑出版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种著作集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在纪念建党70周年时,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的最后一篇力作。他提议撰写和参与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推动党史的教学、研究和宣传产生很大影响。

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又先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他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同时,大力倡导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既尊重老科学家、知名学者,也关心中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他的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在社会科学界、宣传文化界受到普遍的推崇。他被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视为良师益友。思想宣传战线的许多骨干人才,都受到过他的亲切培养和熏陶。

胡乔木历来关心文艺工作。他积极倡导文艺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鼓励文艺家们认清历史责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繁荣文化艺术的创作。他在1981年8月发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对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胡乔木是中共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胡乔木文集》和他的诗选等。

胡乔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一贯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经过长时期的刻苦磨练,终于成为才学超群的在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对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从不固守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本本”,能够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他具有高度的党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竭尽全力完成党所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廉洁奉公,生活俭朴,组织纪律性强,鄙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1983年8月16日他倡议身后将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以后又提出在他去世以后把角膜捐献出来。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

试析

胡乔木,这是一个人们十分熟悉的名字。他早年即投身地下革命工作,30年代中期曾在上海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等职,1937年7月奔赴延安。他极富文才,博涉文学、历史、哲学与经济。从1941年2月起,到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25年之久。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

胡乔木,被人称为“中共中央一枝笔”。的确如此,因为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载入史册的重要著作、文件:

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的;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对起草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主要由他起草;

解放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出那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依然巨笔如椽,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邓小平等主持下,会议公报出自胡乔木之手;

在党中央指导下,邓小平主持下,他又负责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历史文献;负责起草了中共十二大的主要文件;

他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第二版修订工作,帮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

对胡乔木这枝笔,毛泽东长期倚重,并予以肯定和赞扬。特别是对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多次说过赞赏的话。

周恩来总理曾对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说:“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1985年5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见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时说:“胡乔木同志读的书多,写的论文也多,概念的应用比较准确。我写的一些东西到最后发表时,也请他看一下。”

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文集,包括朱德的,陈云的,在发表、出版之前,要送胡乔木看一下,做些修改、润饰,这在当年几乎成为一种习惯。多年来胡乔木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工作,不显山、不露水。即便是那曾广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初也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直至毛泽东亲自提议以胡乔木名义发表,这才印行了以他署名的第一本书。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是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那是1941年2月上旬,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胡乔木说:“毛泽东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胡乔木感到意外,怕干不好,王若飞接着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跟胡乔木并不认识,既然毛泽东点将,胡乔木当然从命了。从此,他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他。他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也正因为他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从1944年5月到1945年4月,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此会历时11个月,为七大作准备。种种准备工作之中,最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五人主席团中,指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参加起草《决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七人。胡乔木也参与起草,但最初并不是由他执笔。

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因为这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要对党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认识。

《决议》反反复复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达14次之多。毛泽东对《决议》的初稿,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最后,推定胡乔木执笔。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位人士回忆说:“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1971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谈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何以有这个本事呢?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共党史一系列文件、决定;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四是他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由于胡乔木担当起《决议》的最后执笔者重任,也就从此确定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枝笔”的地位。

原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凯丰担任,但他在1943年因病休息,该职经过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商量,决定暂由胡乔木担任。

1948年,毛泽东、党中央迁移到西柏坡,胡乔木也来到此地,继续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兼管新华社的工作,在工作中经常与毛泽东接触、交谈。同年2月,由他主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曾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当时因国共交战,工作繁忙,毛泽东需要增加秘书,胡乔木建议田家英可担任此职。不久,征得毛泽东同意后,田家英果然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长篇讲话,毛泽东认为应予以驳斥,便以胡乔木的名义亲自写了一个谈话稿,在1月19日打电报给刘少奇,叫他转告胡乔木。1月21日,《人民日报》便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谈话稿。

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该工作实际上由毛泽东直接主持,胡乔木与陈伯达、田家英等也都是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对《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的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都主要由胡乔木负责。

1950年12月,胡乔木因胃出血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检查,胃溃疡导致穿孔,因而大出血。大夫认为应马上动手术,切除溃疡部分,又担心他身体弱受不了。周总理闻讯,赶往北京医院,召集医生会诊,最后确定开刀。

知道胡乔木要动手术,那天上午,经过一夜紧张工作的毛泽东,正要上床休息,要值班卫士把他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对他说:“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胡乔木同志,他病得很重,住进了北京医院。他可是个大好人哪!”毛泽东的关怀使胡乔木很感动,也增添了战胜疾病的力量。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日子。中央政治局决定,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毛泽东等出席,由刘少奇作报告。报告由胡乔木代为起草。胡乔木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交卷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胡乔木得知后,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单行本。该文是总结中共30年历程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了各地纪念中共建党30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胡乔木向来在幕后工作,这一回,则以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亮相,开始为人们所知道和关注。(www.guayunfan.com)

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紧接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胡乔木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从此,胡乔木参加中共核心会议,不再是列席者,而是出席者了。

八大以后,毛泽东交给胡乔木一个新任务,撰写一篇大文章驳斥赫鲁晓夫。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召开的)有两个原则性错误:其一,全盘否定斯大林;其二,所谓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的这两个大错误,决定公开予以驳斥。毛泽东嘱咐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发表。从此开始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产生很大社会影响,是国内广大党员和公民的学习文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过《再论》,深表满意。《再论》成了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他,已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枝笔”,而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当年他不过45岁。《再论》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研究国际共运的必读文章,常被引用。

胡乔木常年在毛泽东身边任秘书工作,几乎天天像绷紧的弦,加上还有其他党政职务,忙得不可开交。长期紧张的工作,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胃溃疡等病。1961年夏,胡乔木因病疗养。在疗养中,他于8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阅后,便给胡乔木回了一封信,信中说: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了,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怕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政治秘书工作,由陈伯达一人承担。陈伯达权重一时,以致“文革”爆发时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胡乔木这一病,不止病“一、二、三年”,一直病到“文革”爆发。“文革”中受到冲击。

胡乔木爱好古典诗词,在病休中,他常常吟诗作赋,有时把自己的诗稿呈毛泽东审阅,请毛泽东提意见。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同时,《红旗》杂志也发表了《词十六首》,在文人中一时传为佳话。毛泽东也颇喜欢胡乔木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而江青却极为不悦,为此,曾当面斥责胡乔木:“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江青的批评使胡乔木的“诗词热”戛然而止。直到1978年3月,他才重新有了写诗词的“雅兴”,此时江青已成了阶下囚。

“文革”中,江青想打倒胡乔木,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收集他写的种种社论、评论。专案组辛辛苦苦,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一遍,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也就不便再吱声了。

1971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南方。8月底,他在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丁盛问毛泽东:“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答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毛泽东这段话,说出了在“文革”中没有“动”胡乔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对胡乔木的评价。

1975年,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5年6月8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决定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从此,胡乔木又从“闲人”变成忙人了。据胡乔木日记记载:他光是到邓小平那里,便去了25次之多!

经毛泽东批准,胡乔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工作,这表明毛泽东仍然信用他。邓小平在向胡乔木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时,说毛泽东也“提了过去的老话”,说及胡乔木的一些缺点:“有时很固执”、“主观主义”等等。邓小平嘱咐胡乔木:“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给主席审查。”

邓小平很欣赏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交给胡乔木,要胡乔木加以整理,尽快公开发表。胡乔木整理出来后,经毛泽东审阅,确定先在党内发表。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公开发表。此文的问世,也含有胡乔木的辛勤劳动。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追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胡乔木为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的手续。同时,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他一生政治上的高峰,时年70岁。

这年6月1日,他的七十寿辰之日,他写下了《有所思》,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表达了烈士暮年的豪迈之情。

七十孜孜何所求,秋深深未解悲秋。

不将白发看黄落,贪伴青春事绿游。

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

江山是处勾魂梦,弦急琴摧志亦酬。

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

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

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几番霜雪几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

得意情空羡飞燕,钟情幽木觅鸣禽。

长风直扫十年醉,大道遥通五彩云。

烘日菜花香万里,人间何事媚黄金!

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

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

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

风波莫问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

1987年10月,当中共十三大召开时,他七十有五了,他不再是中央委员,退居二线了。

胡乔木因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水楼台,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而成就突出。但是,毛泽东自1957年以后,日益严重的“左”的错误,也或多或少地对胡乔木有影响。然而,平心而论,胡乔木自庐山会议起,曾对“左”有所批判。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文革”中才会遭到那些“左”派们的批判。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5年随着邓小平复出而复出,与邓小平一起大力整顿、纠“左”。此后,他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彻底否定“文革”,批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作用,为克服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胡乔木的缺点,胡耀邦曾有所论及。1985年5月10日,他同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会谈时说:“人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胡乔木同志算他缺点的话,那就是由于长期工作在毛主席的身边,到基层的时间少了些,在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还不太充分。我自己也不行!”

1992年8月,胡乔木在他逝世前不久,在病榻上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赠谷羽》,向妻子道出了晚年平静感激的心声:

自古功成身合退,海鸥比翼两忘机。

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余。

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

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

夕阳更胜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

(注:此文写作重点参阅、援引了叶永烈著《胡乔木》)

【注释】

[1]1971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时的谈话(引自叶永烈著:《胡乔木》,第19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2]1971年夏毛泽东同汪东兴等人的谈话(引自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2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3]1939年夏毛泽东同陈伯达、王若飞等人的谈话(引自叶永烈著:《胡乔木》,第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4]1951年初毛泽东同王鹤滨的谈话(引自叶永烈著:《胡乔木》,第9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