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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圣人

时间:2021-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评论过许多古今人物,也多次评论过他自己。的确,他是伟人,但不是“圣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参加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新军。1921年7月,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说: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评论过许多古今人物,也多次评论过他自己。他谈过他的性格、他的知识、他的才能、他的志愿、他的功过,从他的自我评论中,可看出一代伟人的内心世界,可看出他的爱憎忧乐,他的不懈追求。的确,他是伟人,但不是“圣人”……

毛泽东自我评价原文

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1]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2]

要人们去克服3000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情。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那些形容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3]

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4]

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有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5]

毛泽东简介

毛泽东(1893~1976),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八岁开始在家乡韶山的私塾读书,并帮助家中劳动。十三岁至十六岁停学在家,参加田间耕作。1910年秋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间,读了《新民丛报》等书刊,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1911年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思想,拥护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参加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新军。1912年,退出新军。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春并入第一师范),受到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教师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918年4月,同蔡和森、何叔衡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同蔡和森等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主张青年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10月,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的活动,广泛地接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1919年4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与领导湖南学生的爱国运动。7月,由他主编的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创刊。1920年,他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追求,并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还领导了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1年7月,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湖南,先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等职,积极领导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确定国共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会后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并任秘书,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并和李大钊等一起积极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同年冬,因病回湖南休养,并在韶山等地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9月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0月,出席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11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2月1日,在中国国民革命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2月5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政治周报》主编,这个刊物对打破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3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被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3月底,出席各省农协委员联席会议,被推选为中华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3~4月,在《战士》周报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任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并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土地委员会及扩大会议,在会上主张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同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联名通电声讨蒋介石。4月27日,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南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与宋庆龄、邓演达等22人署名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和汪精卫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率部队上井冈山,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1月,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12月至1933年2月,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他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1936年12月7日,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同周恩来等一道积极促使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夏,撰写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此间,他撰写了《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重要著作。领导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党的建设方面领导开展整风运动,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3年3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由他领导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6月,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八届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十届一中全会,仍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逝世。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骗局和内战阴谋,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等进行和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夏,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并对这一时期党在军事、土改、整党、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作了说明。1948年秋至1949年1月,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并规定了全国胜利后的各项基本政策。4月,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领导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头三年,在胜利完成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953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理论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但毛泽东在指导党的工作中也有失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1960年冬,毛泽东为纠正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0~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尚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内乱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延续达十年之久,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

毛泽东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维护世界和平。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著作已公开发行的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诗词选》等。

试析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经历,就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奋斗不息历史的缩影。毛泽东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也就是拥有最多人口的农民阶层。从本质上说,他是农民的儿子,是从中国农村大地上走出来的伟人。他曾多次对人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在他身上,保留着农民的生活习性;在他心中,保留着与农民的思想感情。

毛泽东虽然出生在闭塞的乡村,但他爱好读书学习,是书籍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才能。他从青少年时起,就有某种使命感,就很自信。1910年,16岁的毛泽东离家去湘乡东山小学读书,行前曾抄了一首日本政治家西乡隆盛的诗来表达他的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泽东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人去承担。他常与志趣相投的同学伫立湘江岸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五四运动时期,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一生的道路并不平坦,他的主张、他的言行,有不被人理解、接受的时候,他也多次经历过打击、撤职等逆境。但他志向坚定,意志坚强,善于总结,不断前进。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7岁寿辰。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聚餐。聚餐时,他谈到人不能老浮在上面,要下去搞调查研究,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这时,他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我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卷?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周培源、于光远谈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与认识的发展。他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的突出个性是“不怕邪”。他在一次畅游长江后曾感慨地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在另一次讲话中又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初,他和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败了美帝国主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又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毛泽东说:“苏联人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从。他们不相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我们抛弃了天条!切记对天条不要太认真。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解放初《毛泽东选集》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把《毛泽东选集》的著作看做是他个人的东西,而看做是群众智慧的集中。早在抗战时期,延安理论界曾就“毛泽东主义”开展讨论,他知道后在中央党校发言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1964年3月他对薄一波说:毛选怎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毛泽东胸怀大志,有许多志愿。他的志愿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紧密相关的,一类是具有个人色彩的志愿和想法。越到晚年,他谈志愿的兴趣也越大。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毛泽东自幼喜爱历史,此兴趣终生不减。他不仅鼓励别人研究历史,自己也想写历史著作。1959年5月,他对秘书林克说,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之战等等都要写进去。但毛泽东一生忙碌,始终未能腾出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写史心愿。

毛泽东也喜欢自然科学。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对周世钊和蒋竹如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虽然不能请假专修自然科学,但毛泽东自修抓得很紧,买了许多书来读,还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里面研究。他能写下很多化学分子式。

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他多次讲他也犯过错误。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诚恳地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又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1959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也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顺畅一些了。

1961年毛泽东与他的卫士张仙朋谈话,曾经感叹地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1976年毛泽东在离别人世的前几个月,他曾深沉地总结道: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情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身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讲我没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毛泽东对自己是实事求是的,有自知之明的。他既不认为自己是完人、圣人,也不无原则的过分的谦虚。他希望后人能够给他“三七开”的估计,若是这样,他也就心满意足了。究竟怎样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才是科学、正确的呢?且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策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71年的一次谈话(见胡哲峰、孙彦编:《毛泽东谈毛泽东》,第194~1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3]摘自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见胡哲峰、孙彦编:《毛泽东谈毛泽东》,第1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4]摘自毛泽东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见胡哲峰、孙彦编:《毛泽东谈毛泽东》,第18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5]摘自毛泽东50年代一次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见李银桥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22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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