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

5．3．5 城市设计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

“一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学科知识应从社会中产生与再现。任何有深远意义的理论都必然对社会生活的演变有深刻洞察。”理论具有的两个基本任务是：①解释；②指导实践（Alexander，2003）。城市设计理论研究^[114]，目的是为实践提供一种“可靠的知识”，使我们由“知识力”产生“行动力”，有效发挥实践者的社会作用。

那么对实践者而言，何谓“可靠的专业知识”？这无疑包含“指导城市设计实践”所需的一般性基础知识、用来实际操作的实务性理论和专业技术方法、指导城市设计实践的程序性内容，也包括与城市设计相关的各种法务、行政和财务知识。确切地说，对这些“指导实践”的专业知识探讨构成当前城市设计学术研究领域的主流，也因应了当代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的需要。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解释”的理论，这是针对城市设计实践本身的，给予实践过程和结果的因果与功能解释，考虑到实践发生的特定社会语境、主体、对象和过程等等复杂关系性因素。“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实践中蕴涵的规律性、逻辑性的知识，以便实践者更好地把握实践方向和对目标纠偏的反思能力。显然，这一“解释”的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不是仅局限于建设环境学科^[115]内的专业知识。乔治·荷曼斯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所谓一个现象的理论，就是一套对此现象的解释。只有解释才配得上用‘理论’这名词”。哈贝马斯认为，“解释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出纯理论，也不是为了获得与旨趣无关的“客观”知识，而是相反，为了在解释的过程中使未来的结论具有实践意义的旨趣。”（参见邓正来，1994）可见，理论必须是解释性的，必须能够说明有关现象的形式、实质或者存在状态（林聚任等，2004）。但当前的城市设计理论研究正如Cuthbert所指出，“有将‘指导实践的理论’和‘解释的理论’二者混为一谈的趋势，即将城市设计实践操作性特征的内容‘转化成’解释性的理论”。这种用实务性理论或者个体化的规范性理论替代了真正意义上解释性的“实践理论”^[116]，失去了“知识应从社会中产生与再现”，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演变有深刻洞察”。由此，当前城市设计理论研究面临着范式的转变。

借鉴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117]，本书所谓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指涉：学者共同体基于特定研究立场、信念和方法（视角）的理论研究模式。当前学术界对于城市设计研究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对城市设计“概念、范畴”、“功能地位与作用”、“运行机制”、“技术与制度”以及“理论体系”的探讨。这些研究基本上属于“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118]与“具体运作的应用型研究”^[119]。而无论是“理论形态”、“应用形态”的城市设计研究（王建国，1999），还是近年转向操作机制的应用性研究（李少云，2004），都体现了从认识论到方法论上基本都是取自专家的“自上而下”视角（强调专业化和以学科为中心），理论观念排除价值偏向和政治立场，在方法上依赖技术（包括制度设计）控制和运作，基于科学理性的“技术主义”学术研究立场（是“致用”的）。同时，这些理论毫无例外的很少能够“在立足于现实的前提下，为日常工作提供行为的思想基础”^[120]。可见，这些理论研究范式体现的是一种“技术的认知旨趣”，即它们作为技术的有效意义是通过我们将理论适用于现实时所依据的规则而确立的，而非“实践或理解意义的旨趣”，以及“批判和解放的认知旨趣”（哈贝马斯，转引自邓正来，1994）。而恰恰只有体现后两种旨趣的知识建构才能真正“帮助澄清、启发、确立规划实践者的理性意识”（张兵，1998）^[121]，让我们在实践中有某种依托和方位感，才能对实践者产生“意义感”而具有长久不衰的教育作用（杨帆，2006），甚或，理论至少可以像一根刺不断给予我们实践者以批判和警醒作用。

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范式转变，其实是重构理论和实践的内在关系。当前学术界的城市设计理论成果并不能真正融入当代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甚至可以说，“应然”的城市设计理论与“实然”的城市设计实践活动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这是不争的事实^[122]。其根源在于城市设计实践的运作并非是“去社会脉络”和“去政治化”的，不是一个纯然的理论研究所假设的理想环境，而是充满冲突、竞争的社会环境，实践者不可能依照这些理论的设想在现实中操作。许多不确定的、矛盾的社会因素扭曲和异化了理想的城市设计语境，致使“理论难以指导实践”。因此，唯有转变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范式去适应现实，这意味着城市设计理论研究若对于学科知识增量欲有所贡献，就应转向对城市建设环境演变过程中的实际城市设计实践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进而归纳、反思予以问题化和理论化，获得所谓具有实践意义和批判力的“知识”。

长久以来，“有用的”实践技能常被作为“知识”看待，无疑弱化了知识的评判、反思与建构功能，也对规划和城市设计理论研究范式产生某种偏导作用。“城市设计完全是一个特定环境背景中的实践过程，实践技能必须依赖于特定的文脉。离开社会文脉、经济限制、文化及场所，技能没有真实意义。”（Alexander，2003）因此，城市设计理论研究若仍局限于建设环境学科内，仅以专业化的“眼光”对待物质环境建设，而缺乏对社会当下政经现实脉络的关注，势必无法摆脱这种“理论与实践隔阂”的困境。作为“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生活质量与城市景观艺术水平为目标”^[123]的城市设计专业领域，在中国当下急遽转变的社会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而不至于是象牙塔内的一种空间想象），如何面对现实社会民众的呼声（城市环境终究是市民的生活环境）而有助于推动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都是重要的亟须推动的理论议题。

具体而言，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建设环境学科中心，转向“空间－社会分析”（socio－spatial analysis）^[124]和都市形式（空间的文化形式，都市象征）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form）（夏铸九，2008），而“社会－空间动力”强调了都市形式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空间转化，关乎行动者与充满了冲突的社会政治过程（夏铸九，2008）。这些是城市设计理论研究的重要转变方向。我们特别强调，这并非是毫无鉴别地企图继续进行西方论述的移植或非经批判地拿来运用，或以中国问题为西方理论作解释和确证的新注脚，而是要借鉴其中方法论的合理成分、思维方式与理论分析视角，来契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与全球化影响所深刻改变的社会实践基础，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资源为底探讨本土的“空间－社会”理论问题。面对全球化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新关系，本土城市设计研究应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在批判、继承以往建设环境学科理论研究基础上，融合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125]，将“实践”（praxis）作为理论研究内核，建构具有多向度、辩证、批判的城市设计理论新形态。

上述对城市设计者的社会角色定位、专业实践、管理实践、城市设计教育和理论研究等实践转向的探索，是在前文对本土城市设计实践的总体性反思基础上，试图寻求实践在“理念范式”或“思维模式”层面某些转变的可能。本书并未针对如何解决“城市设计实效困境”而提出制度性技术方案，笔者以为，本土城市设计实践面临实效困境的主要根源是实践技术与制度化基础之外的，即来自于实践者自身伦理与实践外部环境的价值因素偏失。我们仅能在实践者共同体内部进行自我意识调整和社会角色的适应性重构，去审慎地判别实践环境变迁对运作产生的危机与新契机，进而在“价值选择、目标设立、技术操作”上更积极、创造性地发挥社会实践的能动作用。这不仅是行动方向的再定位，更是实践主体对实践环境与自身“生存状态”的某种理性平衡。

我们一方面承认在既有社会体制的合理成分下，实践者仍有改善自身实践的空间而可以进一步契合体制中的积极合理成分；另一方面期望当代社会转型创造的新契机和正在扩展的社会“缝隙”，让实践者有机会在建设环境形塑中以切实、积极的思想与思维性转变，发挥主动的建构和引导作用，将增进建设环境公共价值的实效酝酿过程转变为更为开放的社会建构过程，从而趋近城市设计的规范性目标，并最终有助于一个民主和谐社会的塑造。

【注释】

[1]杨帆将城市规划活动中的“过程”界定为“物理过程”与“事理过程”。参见杨帆．城市规划的政治分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2006

[2]在张兵（1998）看来，一方面维护公平价值的重要性超出了效率价值，而另一方面理想的“有公平的效率”却难以实现。本研究仍坚持将“是否维护社会公平”作为城市设计实践行为过程评判的关键标准，这是因为，追求“公平”的城市设计不必然获致理想的建设环境公共价值，但若仅追求“效率”必然不能达到这个社会理想。一般来说，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市场行为和社会经济机制会自动追求效率，但城市设计主要作为政府部门的公共干预活动，若仅注重“行政效率”而忽视公平导向，实际是以实用主义代替价值判断而放弃了公共行政的伦理。

[3]M．Castells（1983）将城市空间形态视为意识形态结构在城市外形要素组织上的一种符号化反映，城市设计则被定义为一种符号化的建构活动，以某种城市形态来表达所认可的城市意义。

[4]郑时龄．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与建筑．建筑学报，2003（2）；中国建筑的实验性与城市化问题．城市规划汇刊，2004（5）。吴志强，崔泓冰．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近年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记录与思考．时代建筑，2003（3）；近年来我国城市规划方案国际征集活动透析．城市规划汇刊，2003（6）。

[5]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忽略管理效率的价值取向，笔者仅试图指出“何者为先”的价值取向问题。

[6]这一事实主要是基于笔者的大量调研访谈和独立判断。

[7]正如周边同期建设的“华府天地”居住小区和“凯德置地”办公楼所产生的恶劣效应。

[8]区别于“通则式”规划管理。

[9]许多人片面以为规划部门行政管理者都会“自然”地站在“开发商”一边，事实上这要看具体的项目环境与行动者实力情况而定，但多数管理者作为“公共人”的“职业道德”的确是存在的。

[10]这也就是明显地将规划管理者“工具化”的过程。而国内诸如市长、书记直接干预过问城市规划中的细节问题的现象屡见不鲜。

[11]这种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的管理方式正是韦伯所言的现代官僚科层制的典型模式，而受到后现代论者如哈贝吗斯的批判。

[12]张兵（1998，118）深入探讨了规划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如何可能将规划的规范性“核心价值”异化和扭曲。

[13]上海卢湾区太平桥地区城市设计案例中，从城市开发建设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城市设计方案都基本得到有效实施，规划方案与实施结果的基本一致，表明城市设计实践在运作机制层面的有效性。换言之，城市设计案例表现出了效率价值。

[14]“发展效率优先”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特征。近来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转变，虽然地方城市的经济发展冲动不可能因此而减弱，但会更多考量社会公平因素。

[15]我们因此反对某些个体常常推卸自身的主体责任，而完全将问题归因于社会制度环境。

[16]对于本研究而言，显然更多的个案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经验基础，但限于笔者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拟待将来研究的进一步推动和发展。

[17]栾峰等（2005）对“地方政府进行城市营销以提升城市竞争力”进行批判。

[18]显然，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行动取决于各方掌握资源的实力（能力）和各方对行动结果的预期。

[19]公共利益的实现取决于政府决策过程当中公众参与和监督的程度，其重点在于决策程序的公正与民主（刘向南等，2005）。

[20]事实上，我们常常“对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上的职责规范和实际所为心存疑虑”（杨帆，2006）。张兵（1998）亦对政府是否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提出质疑，刘向南等（2005）指出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上的悖论，而布坎南早先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就对此予以明确论述。

[21]Cuthbert（2003）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设计与物质空间塑造正在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一个成功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它在国际上有传播其优美城市形象的能力。

[22]事实上以“发展主义挂帅”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治绩效需求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政治目标。在此，我们并非是说政府追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国际影响力不符合城市整体公共利益，而是质疑某些提升城市形象背后的具体操作中是否会存在侵损地方社区民众的生存权益（集体利益）而却以抽象的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政府利益行为的托词。

[23]主要指政府政策决策者集体和对城市开发有直接促动的利益集团。

[24]当代西方许多城市的公共空间已经逐渐演变为“准公共空间”（quasi－public space），只有那些消费者才可自由进入。这些“准公共空间”常常被公司、房地产商和商业机构所直接或间接控制，并且使用公司保安和公共警察来清除某些“不恰当”的行为。“当代的公共空间已变为城市中产阶级和旅游者进行娱乐、消费和观光的场所。”（Graham，et al，2001；转引自Carmona，2003）

[25]这种论断并非否定城市设计实践自身具有内在发展逻辑，而是认为其内在逻辑存在被外部实践环境不断扭曲的过程，从而体现为城市设计实践运作的真实社会逻辑。

[26]建设环境塑造过程本身成为资本循环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

[27]此处借鉴夏铸九先生的概念，参见夏铸九．现代性的移植与转化：论现代建筑在台湾的论述形构与汉宝德的建筑省思．第四届亚洲近代建筑网络会议论文，上海，2004

[28]邓正来（2005）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指涉“一种在某个时代处于主导或支配地位的规范性信念”。

[29]本书“现代性的移植”主要指西方现代性促使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从被动到主动）接受它的移植过程。就这一观点学界可能有不同看法，譬如胡晓明（2001）认为现代性是普世的精神价值，不是西方的专利，不能简单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完全是“被动的”、“受主宰的”。笔者并非认定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种完全外置的过程，而是经历了转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和内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中国“自主的现代性”，但前提仍是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内生和自发的。

[30]现代性具有复杂的多元内涵，刘小枫（1998）将现代性的结构分为三个层面：（1）现代化——社会经济制度层面；（2）现代主义——知识理念体系；（3）现代性——个体群体心理结构及文化制度。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3

[31]汪晖亦指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5）

[32]城市运营意味着对城市进行包装，尤其是着力改变市容市貌，使得城市的创业环境焕然一新，以吸引更多的资本，而这也被看做是人居环境的改善。但无论是城市创业还是人居环境的改善，其实都是以牺牲另外一些人群的利益换来的。城市运营出来的完美的人居和创业环境并未使底层百姓优先享有，相反，他们往往是这一进程所付出的代价的承受者。参见滕威．城市中国：现代化的梦境抑或陷阱？［EB／OL］．（2008－03－01）．http：／／www．cywb．com／ycwb／2008－03／01／content＿1810524．htm

[33]2002年以来城市经营与城市竞争力等理论一时成为政府与学界争相鼓吹的显学，同时受到诸多学者的批判。参见徐巨洲．城市经营本质是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管理．城市规划，2002（8）

[34]这一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已成为当前国家建构“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35]中国城市景观的“迪斯尼化”与“曼哈顿化”背后，是跨国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利益追求显现，而非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

[36]“从北京到全国，从各地的大城市到小城镇，其历史人文特征都在迅速消失。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旧城改造”确实给城市居民解决了切身的困难，但在人文遗存上却是一场毁灭性的破坏。”参见冯骥才．中国城市的再造——关于当前的“新造城运动”．现代城市研究，2004（1）

[37]陈丹青尤其批判了上海的“一城九镇”计划。参见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2－263

[38]从太平桥案例中，我们清晰可见，只有高收入阶层才有机会和能力在此种高级化的建设环境中消费和工作生活，此地与普通百姓是无缘的，至多给予他们“能够生活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而太平桥被置换出去的7万原住居民真正成为为此付出代价的社会群体，当他们多数人迁去了如浦东三林之类的偏远地区后（生活整体质量是否提高亦是值得疑问），太平桥的新空间就更加与他们绝缘了。即使如太平桥公园，仿佛是公共利益的化身，每个人都有自由享用的权益，但太平桥国际社区完全建成后，太平桥公园周边还有普通百姓存在和来此享用吗？倒是瑞安集团经常操办的商业活动会频繁使用此地，这里已渐渐“准公共空间”或“伪公共空间”化了。

[39]这一现代化目标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物质与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而忽略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与失衡（陈锋，2004）

[40]李少云（2004）将1980年至今在时间上划分为三个阶段：理论引进期（1980－1990）、实践发展期（1990－1998）、调整创新期（1998年至今）。

[41]虽然国内的优秀案例亦有卢济威（1996）创作的上海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张锦秋（1995）创作的西安钟鼓楼广场城市设计，但这并不能减少政府官员对“外来的和尚”更加强烈的兴趣。其中尤以上海、北京、深圳为突出代表，一时中国大小城市纷纷效仿之。

[42]邓正来（2005）指出，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当代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被动者”成为“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其实现之可能性，亦即在学者与这种文化霸权进行“合谋”以后才导致这种结果。

[43]中国城市设计开展较为成功的深圳，其城市设计管理体制架构是仿效香港的，“法定图则”参考美国“zoning”和香港的“法定图则”制度。

[44]甚至说，当前“他们”的输入也是在“我们”邀请下进行的，因此，西方现代性的移植中“我们”常常扮演的并非是被动的角色。

[45]中国政治体制对知识生产制度的绝对主导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46]以Hamid Shirvani的《都市设计程序》和J．Barnnett的《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设计》为代表。

[47]事实上这样的研究进路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把它们视作当然”（邓正来，2005），并不唯独规划学科。

[48]其实迄今为止规划理论界还未在“利用本土资源（如中国传统资源和当代的社会转型经验）与西方城市设计理论展开对话”上获得显著的成果。这是我们亟须拓展深入的方向。

[49]现代化仍是当前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核心主题（但现代化内涵更加丰富和全面），城市物质环境建设必须服从这个主题。中国城市设计必须按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将物质环境的现代化塑造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政治选择。

[50]对于本研究而言，也或多或少有对西方理论、概念的“消费”倾向，用以支持笔者的若干观点，在此，本研究是否也无法超越“具体历史情境”而无法摆脱“现代化思想框架”？这是笔者对本身研究的自我批判，作为理论者应对此保持足够的自觉和警醒。（笔者认为，引进西方知识是后发展国家的必然路径，但未经批判和对前提假设的检讨而予以“理所当然”地运用，以及认为西方“普适”的现代化理论可以不经修正地解决后发展国家的问题，才是我们所真正批判的。）

[51]如当前国内城市设计常见的对美国“新城市主义”理念及设计方法的滥用和误用，而成为开发商包装产品的陈词滥调。参见张庭伟．从“为大众的住宅”到“为大众的社区”，从“居住区规划”到“社区建设”．时代建筑，2004（5）

[52]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专业杂志媒体在全球化时代影像复制和对资本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作用，对当代专业媒体的文化批判是理论界的另一重要任务。

[53]何清涟则认为由于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的起点，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现在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现在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其社会结构成了两极分化社会。参见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2000（3）

[54]上述强势精英群体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只有强势群体能有效地影响政策，造成有利于其利益格局的局面，国家机构无法在所有社会群体面前保持公正性，更缺乏自主性，总是偏重照顾强势群体的利益，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被牺牲。第一，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公共政策的制定明显地向社会上层倾斜，忽视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需要。第二，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为这个群体所左右（孙立平，2002）。

[55]社团是市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从社团的性质可以判断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康晓光，2000）。

[56]张兵（1998）、杨帆（2006）都指出城市规划过程应建立的开放机制，但事实上笔者亦承认这是一种理想的实践状态，而在当前还难以实现。这来自于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因素多方面的制约。

[57]2000年以来中国进入城镇化高潮时期，许多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化当做大生意，与一些“社会能人”和利益集团进行权钱交易。这些“社会能人”凭借其参与城市建设这一机会成为富商巨贾，少数人还能够继续凭借其财富优势控制当地的城市规划，让地方政府为其服务，形成“地方政府傍大款”的局面。参见城市化陷阱：警惕地方政府傍大款．21世纪经济报道，2004－01－12。

[58]我们承认感性享受的发展对于长期处在政治和道德理性压抑之下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有它的实际意义。但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也产生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

[59]伴随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努力，中国正在成为国外新潮建筑的实验场（郑时龄，2003，2004）。在这批洋建筑中，北京国家大剧院、国家体育场的问题具有代表性：造型前卫、新奇，而实现奇特造型的一个代价则是极其高昂的造价。

[60]这部分解释了上海浦东陆家嘴商务区各种跨国公司建筑“争奇斗艳”的城市景观。

[61]1967年德博尔（Debord）的《奇观社会》形成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

[62]当前正在蔓延的对建筑越来越浮华、越来越“超前”、越来越偏离常识的态度是令人十分担忧的。在国内大红大紫的一些洋建筑师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搭准了我们中国人的“脉”——我们要的常常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个“奇迹”，壮观压倒一切，价钱是不成问题的。参见杨东平．公共建筑，为了实用还是为了壮观．新京报，2004－08－07

[63]当前各个地方热衷的历史文化遗产申请背后，无不包含打造旅游观光的消费产业的经济动机。

[64]尽管在实证研究中的上海案例，我们未发现有市民社会组织的社会力发挥实质性影响，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或质疑市民社会兴起可能发挥的作用。正相反，转型时期的“国家主义”依旧浓重，中国市民社会的积弱导致社会力还未凸显，但中国社会结构必将最终出现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基本架构（Saich，2004）。我们对“社会力”作用的期望并非是幻想。

[65]这和西方国家的自发形成的社区组织不一样，有着很强的“规划性变迁”或者“诱导性变迁”的特征（徐勇，2001；转引自何丹，2003）。

[66]他们在社区的工作包括对市民的教育，帮助建立社区组织，并组织公众参与决策来平衡权钱同盟。参见张庭伟．构筑规划师的工作平台——规划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续）．城市规划，2002（11）

[67]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与执政能力建设．光明日报，2004－11－17

[68]深圳市规划管理局表示将全面反思城市的规划设计，并对一些项目进行重新调整。“深圳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市民对这个城市的环境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一调整的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精神便是：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体现以人为本，不与民争利，还公共空间于市民。”参见“腰斩高楼还靓景于民益田假日广场降低楼高”．南方都市报，2004－09－01

[69]“十一五”时期我国改革的中心和重点［EB／OL］．（2005－10－26）．http：／／www．agri．gov．cn／jjps／t20051026＿481998．htm

[70]当然，城市设计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利益分配是在城市规划首先对土地利用和空间资源的基本利益分配基础上的进一步划分。

[71]当前政府职能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较普遍，政府管理行为不规范。又如当前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政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公共资源被滥用，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孙立平，2003）。

[72]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以及“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分析，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包亚明．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初探．社会科学，1997（4）

[73]专业者的技术编制工作具有典型的智力创造性特征，生产的是知识型产品——技术方案，城市设计研究与教育者则更是典型的知识生产者。因此，专业实践（编制创作、学术研究和教育）主要处于专业知识创作生产的场域。

[74]即使商业化设计公司的规划师也不能否定其生产的首先是知识性产品而非一般商业产品，正如张兵（1998）所言“城市规划首先是一种知识性的或分析性的活动”，城市设计专业实践首先是一种智力创造和知识性的生产活动。

[75]对于城市规划中的行政与政治关系，参见杨帆．城市规划的政治分析，2006

[76]布迪厄的所谓权力场域所处的层次不同于其他场域（如文学、经济、科学、科层体制等场域），因为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其他场域，它应更多地被理解成某种“元场域”。

[77]如在上海近年的一系列重大规划招标都是向国际邀请，而排除了本土规划师准入资格。

[78]尽管中国社会具有“党政一体”的特殊性，但行政权力和职能的相对独立越来越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79]当前各地各机构的城市设计编制成果五花八门，许多严重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受到建设管理者的严厉批判。

[80]当前国内无论是规划设计市场的不良竞争，还是学术领域研究的诸多失范已招致大量批判。

[81]张宛丽通过区分社会地位的制度安排机制与非制度安排机制，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参见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1）

[82]张兵（1998）论述了“作为政府决策参与者的城市规划师”的作用角色。

[83]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与布迪厄的文化理论．［EB／OL］．（2006－01－01），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8259

[84]徐贲．布迪厄论知识场域和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4）

[85]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专业活动的基本倾向是由其既得利益驱动与决定的，而非出于对理论理解的科学探索，尤其在专业者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之后，专业活动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专业人士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为智力劳工的雇佣者和资本持有者，所谓专业的中立性与价值无涉早已不复存在（Cuthbert，2003）。

[86]中国当前的城市设计专业活动商业味浓厚（郑时龄，2004），学术活动的功利化与非学术化，如众多国际设计机构、地产商在高校借城市设计学术论坛进行商业宣传，学术会议社交化，研究院所替地产商作学术包装等不一而足。

[87]在笔者与上海市卢湾区规划管理局和建委的规划师管理者访谈中，深感管理者们在这个“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对讲究效率和突出发展的重视，这也成为当前他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主要价值倾向。

[88]详见王世福（2001）对“保证城市设计可操作性”的技术性与制度性因素的深入探讨，周进（2002）对“城市公共空间规划控制”的法规制度层面、行政机制层面与技术方法层面的对策研究。

[89]有关规划师角色的讨论参见H Thomas，P Healey et al．Dilemmas of Planning Practice．Aldershot，U K：Gower，1991；Earnest R Alexander．Approaches to Planning．New York，N Y：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1986。张兵（1998）、王鸿楷（1999）亦对西方规划师角色有所论述。

[90]例如官僚规划师的权力如何受制衡？规划师在政治（或官僚）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如何自处？规划者与作为资本积累之维持者的国家之间应保持何种关系？规划师在雇主与使用者之间有价值冲突时如何自处？规划师真的是有远见、全盘“公共利益”的追求者吗？“公共利益”又如何界定？可能界定吗？（王鸿楷，1999）。

[91]譬如深圳市规划管理局有官员期望有更多的具有普遍化的通则式城市设计管理技术条例，对量大面广的城市设计管理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92]西方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的规划理论则提倡建构一个与政府“冲突”或“对抗”的社会组织或机制，通过激进的民主化进程达成公正的城市（just city）。

[93]以区别于学院中完全从事理论和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者社会中的所谓体制外的“纯粹”独立知识分子。

[94]当前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析技术、预测模型、设计手法、表现手段应用于城市设计，似乎提高了城市设计的科技含量。

[95]从专业者在城市设计的过程与编制成果中就可以看出有多少专业者对社会因素和环境中蕴涵的社会问题有切实和投身于其中的真实关注，而更多的是文本中口号式的宣讲，没有真正的社会关怀。

[96]如夏铸九认为，建筑师作为一个关心社会弱势者的生活空间、关心城市、关心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可以追溯至19世纪人道主义、乌托邦主义的传统大流，现代建筑师是社会改革者的角色。而意指：建筑师作为资本主义营造工业中的企业服务业一环，也是房地产市场中商品生产的必要环节，然而，却经常表现出疏远的距离。必须承认，这是建筑师历史地作为一种文化精英的距离。参见夏铸九．现代性的移植与转化：论现代建筑在台湾的论述形构与汉宝德的建筑省思．第四届亚洲近代建筑网络（Maan，modern Asian Architecture Network）会议论文，上海，2004

[97]余英时指出“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含义的，按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转引自陈来．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见：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3。许纪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有三个含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参见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见：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9

[98]如韩冬青认为，与规划师相比，城市设计者的直觉和主观因素常占有重要地位，城市设计的创作过程是以图式思维为主导并交织以逻辑思维的互动过程，这是实践中城市设计者的基本思维特征。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二者之间，城市设计者的思维特征与建筑师更为接近。参见韩冬青．城市设计创作的对象、过程及其思维特征．城市规划，1997（2）

[99]郭明、栗德祥认为，虽然一般城市设计成果大都包含形象的因素在内，但其所关心的形象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在特定时间坐标点上的具体安排，而是在科学综合的基础上对城市形象理想状态的预测。参见郭明，栗德祥．应用形态城市设计认识论架构概说．建筑学报，2002（9）

[100]以Habermas的沟通行动概念为哲学基础的沟通式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认为知识的来源是社会建构与互动的，而规划的本质则是互动与沟通的（Healey，1992，1996；Taylor，1998；Forester，1998）

[101]Paul Vanner．Democratizing Design［EB／OL］．（2001－01）．http：／／www．civictrustwales．org／essay／index．htm

[102]环境资源系统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生产和消费所具有的公共经济特征和问题，可参见王蓉．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6

[103]这种城市设计运作的“公共管理型”转变源于西方市民社会的日益强盛，社会多元利益集团要求参与城市设计运作，从对空间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上来达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均衡。参见拙文．“新城市主义”城市设计运作趋向．规划师，2003（12）

[104]不同主体根据自身行为特点和需求，在城市设计运作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体现出公共管理的内涵特征。

[105]事实上这亦是当代西方“城市政体理论”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

[106]首先必须保证市民能准确、及时地获得各种城市设计信息，为市民提供参与设计决策过程的平等机会。其次应该建立起采纳市民意见，保护与平衡市民空间权利的机制，保证城市设计的制订、实施处于市民监督之下，提高城市设计的透明度。再次应建立市民参与有序有效的计划与方式，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提供广泛的政府与市民的交流途径，保证市民社会对城市空间领域进行公正的、有责任感的、科学的参与。参见杨瑛．城市形象与市民社会的空间权利——中国城市设计浅析与探索．建筑学报，2000（9）

[107]在设计内容方面，城市设计是在空间上对环境艺术形式的创造，在创作过程中，要求城市设计师有丰富的想象力、空间经营能力和运用图示语言交流的能力。在管理内容方面，它要求城市设计师具有参与社会活动和管理城市建设的能力，懂得国家政策、法律和开发经济。

[108]可参见邓正来、许纪霖、汪晖等学者对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国家知识生产制度、人才培养以及学院体制的批判论述。

[109]这里的城市设计专业教育转型主要是针对研究生以上的教育，而本科阶段教育仍注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110]刘勇在对上海“平改坡”实证研究中以其切身亲历与体会指出，学院的专业研究者确实能够进一步深入社区发挥积极作用。参见刘勇．旧住宅区更新改造中居民意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2006

[111]对大众的城市设计教育包括：增强大众对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历史街区文化价值、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形象的认识能力、维护意识、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大众素质”的城市设计教育应成为城市设计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余柏椿．论城市设计行为准则及方式．城市规划，2003（9）

[112]如Davidoff主张专业的规划者应当走入社区为弱势以及未能有利益代表的团体提供专业服务与辩护。

[113]专业者获取居民对空间环境意愿的第一手信息，可为政府开展社区环境改造提供政策制定的真实依据，而不至于在政策实施后出现诸多偏差和事与愿违。参见刘勇．旧住宅区更新改造中居民意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2006

[114]正如规划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更系统、更高级的规划实践活动（张兵，1998）。

[115]如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市政工程等。

[116]Cuthbert认为从这个意义上，C．Alexander的“模式语言”（1977）、Gordon Cullen的“城镇景观”（1961）、K．Lynch的“好的城市形态”（1981）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城市设计理论（Cuthbert，2003）。

[117]库恩对“范式”（paradigm）概念的经典解释为，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是一种理论模型、框架，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解现实的思想体系。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8]城市设计基础理论具有基础理论的一般特征，而其应用理论则是针对城市设计实践所做的具有前瞻性的理想主义解答，也可称为立场、倾向思潮。如果说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被绝对纯化、简化了的理想模型，那么应用理论研究的对象则是将在基础研究中被舍弃的某些因素复原了的相对纯化、简化的模型。参见郭明，栗德祥．应用形态城市设计认识论架构概说．建筑学报，2002（9）

[119]应用实践形态的城市设计则更多地关心其运作机制和实现过程、内容的现实性、目标的针对性及实施的可行性。（郭明等，2002）。

[120]童明认为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创造一个新的方法论体系，而是立足于现实前提下，为日常工作提供行为的思想基础。参见童明．政府视角的城市规划．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08

[121]张兵指出：“规划理论不是技术手册，不是仅仅为实践提供一种‘方法’，而是相当重要的使命，是在思辨中反观规划师自我意识与反应的过程，批判性地剖析规划过程中规划师伦理和政治的行为。”此言恰可成为哈贝马斯对隐含于知识中三种不同类型的旨趣——技术、理解和批判作为区分知识形态标准的注脚。

[122]在笔者与深圳市规划管理局从事城市设计管理的一些官员访谈中，发觉他们很少认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12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一章总则第八条，1991年9月3日建设部令第14号发布。

[124]“空间与社会”研究领域自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学术界格外关注。始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都市社会学”的发展，分别由人文地理学界与社会学界兴起的“空间与社会”思潮，陆续统合了20世纪以来有关都市与区域发展暨规划，乃至于建筑设计和环境－行为研究的成果，构成迄今依然生气蓬勃的“空间－社会理论”。尤其加入了建筑符号学、后现代空间论题、女性主义地理学、酷儿地理学、殖民城市和新文化地理学等生力军后，益显视野宏阔（王志弘，2004）。

[125]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注重城市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的联结，揭示出空间组织形式是如何由嵌入其中的特定生产组织来生产，以及又是如何反作用于这些生产组织的。Cuthbert（2003）认为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真正为城市设计者提供了一个理论实体作为研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