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德思想是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根源，那么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1970）已经被看作是建构主义运动的先驱。〔190〕对此，奥迪在所编著的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199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些观点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中，在这部书中，库恩认为科学中的观察和方法具有相当的理论依赖性，拥有不同的理论前提或范式的科学家相当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因此库恩提出了一种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科学观（这种观点认为负荷理论的方法能够给我们以有关独立于理论的世界的知识）和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坚持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划界）。库恩本人并不愿意承认他的理论所导出的明显的激进社会建构主义的后果，但他的著作已经影响到最近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这种研究的倡导者通常怀有相对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191〕
在20世纪的20—50年代，科学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因其强调逻辑或规范的意义）占统治地位，但自50年代后，T.库恩等人用科学史来修正逻辑主义，提出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不仅是一个逻辑的建构过程，而且更是一个充满科学家的社会行为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的个人特征和集体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T.库恩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发现，科学的发展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而是各种不同的科学“规范”通过相互竞争而进化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库恩提出了一个“科学规范”概念。尽管库恩给这个概念下了几十个定义，但其基本内涵是这样的：“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192〕质言之，“规范”是一个科学家共同体的基本信念或“解题标准”。
关于库恩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关系，有许多说法。
戈林斯基在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中曾经提道：“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查了科学的本质。如我们所见，库恩的书，通过爱丁堡大学的布鲁尔和巴恩斯的诠释，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这个纲领认为，科学应该像人类其他文化现象那样被研究，不应只从真假方面研究科学，强纲领引起了哲学家和许多历史学家的争论。这种研究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科学知识社会学（或SSK）。”〔193〕戈林斯基在这部著作的许多地方都提到库恩的思想对社会建构的影响。〔194〕
库克拉（Andre Kukla）在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也认为，较近的时候，社会学家试图将经典的知识社会学的科学解释应用到科学的理性内容的研究之中。这个运动的发动者通常被认为是T.库恩（1962）。库恩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选择的范式所决定的。按照库恩的观点，这种选择并不取决于前科学的内容。科学革命是非理性的，抑或反理性的突变。“库恩的分析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解释科学的方便之门：如果理性的思考不能决定范式的选择，到哪里寻找决定范式选择的机制？对科学内容的社会解释的思考可以被很恰当地称之为科学社会学。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把库恩的思想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区分开来，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将其称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Woolgar 1988：41）。不幸的是SSK这个巨大的怪物已经达到历史的顶点。”〔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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