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信已收到，在您的意思，以为言论亦有“贡献与需要”之处，此种功能，固有相当地位；不过据我思量，要唤起多数民众共同奋斗，非筹划更有效的更实际的方法不可。否则恐怕依旧还是空想，还是一盘散沙。我们这般因循等待着，不知道帝国主义者能否准许我们从容的计划？况且近来天灾人祸种种加紧地压迫，也使我们不能安然研究。咳！“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我是最爱和平最爱清静的人，素来抱着“得过且过”的浅见；然而被那万恶的军阀与助桀为虐的贪污土劣一天比一天加紧地榨取压迫着，使我不能苟且偷安！使我暂能维持的现状也渐渐的支持不住了！因而联想到与我同样受压迫或所受压迫更重的人，很多很多。因而又联想到民众应团结起来改善现制度，但是谁来领导我们呢？谁能从言论上走到实际上来帮助我们解除被压迫的痛苦呢？
（下略——本书编者）
潘机先
按：潘先生以仅有言论为不满，记者固表同情，因为记者自己也常觉空言无补时艰，常以自己没有实际的贡献为大憾。固然，言论界有言论界的相当功能，言论刊物上所建议的方策有种种方面，乃供有实力或相当地位者的采行或参考，倘建议什么就须自己做什么，那各国报馆都须“一身而百工为之备”，失其所谓报馆的天职和本位了。不过在政治上轨道的国家，反映于舆论的民众意见，常为当局所虚心容纳，措诸实行，所以有人论现代政治，谓君权政治蜕化演进为议会政治，议会政治复蜕化演进为舆论政治，其意即政治设施须视舆论为转移，视言论为具有无上的权威。但这是在政治上了轨道的现象之下的情形。在政治未上轨道的国家里。言论虽亦有其相当的功能，但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于是乎使人觉得“实际”的功能比“言论”的功能大得多，使人觉得仅有言论之为不满。潘先生的感觉，大概是发动在这一点吧。所以记者一方面承认“言论”本身未尝没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一方面对于潘先生的感慨也不禁发生很深切的同情。
不过办报只须有个人负责主持，便可以办起来，讲到领导民众共同奋斗，便非有大团结做中心不可，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办得了的。讲到这一点，胡适之先生最近在《独立评论》（第十八号）里有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有几句话颇足供我们讨论上的参考。他也痛慨于“……我们有一层很重大的困难，使一切疗治的工作都无从下手。这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中心，就像一个身体没有一个神经中枢，医头医脚好像都搔不着真正的痛痒。”他认为“这个可以用人工建立的社会中心”，必须具有这些条件：
“第一，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一个大的团结。
“第二，必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的团体。
“第三，必须能吸收容纳国中的优秀人才。
“第四，必须有一个能号召全国多数人民的感情与意志的大目标；他的目标必须是全国的福利。
“第五，必须有事功上的成绩使人民信任。
“第六，必须有制度化的组织使他可以有持续性。”
胡先生说完这几个“条件”之后，接着说道：“……凡是自命为一个阶级谋特殊利益的，固然不够作社会的新重心；凡是把一党的私利放在国家的福利之上的，也不够资格。至于那些拥护私人作老板的利害结合，更不消说了。”胡先生的意思，记者大体都表同意，不过有一点颇有研究之余地的，便是他一方面说这个团结的“目标必须是全国的福利”，一方面说这个团结是“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的团体”，在表面上看来，这两方面似乎是一致的，在实际上，如要顾到“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势必做不到“全国的福利”。何以故呢？中国的劳苦大众受封建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榨取剥削，这是事实。这一切剥削与寄生者，正是“全国的福利”的障碍物，为欲达到“全国的福利”所不得不扫除的对象。如今胡先生所称的“团结”须“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倘若封建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都包括在内，而且还要“拥有”他们的“同情”，那便是和反革命的势力妥协，甚至自身转到反革命的地位，和工农大众立于敌对的地位，在表面上尽管堂而皇之的说“目标必须是全国的福利”，在实际上仅做拥护少数占有特殊权利的剥削自肥的寄生者，因为既须顾到少数剥削者的“同情”，势不得不抛弃多数被剥削者的“同情”，这两方面是无法两全的。记者的愚见，以为中国所需要的“团结”决不是和反革命势力妥协的团体，是需要站在生产者的主要部队（工农大众）的立场而奋斗的团体。有志加入这种“团结”以改造中国自任的青年，必须以能克服特权阶级的意识与其享用的生活而为工农大众的利益奋斗为必要的条件，必须能把中国大多数被压迫被榨取的劳苦大众的问题解决，把目前一切残酷不合理的制度改变，使各人都过着合理的生活，然后中国问题才能求得真正的解决。负荷这种重大的责任，诚非胡先生所谓“一个大的团结”不可，但这个“大的团结”必须以劳苦大众的利益为立场，决不能“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所谓“国中的优秀人才”，亦必须抛弃特权阶级的意识与享受，不畏艰苦的同往这条路上迈进——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奋斗。这种“社会重心”的出现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当然有极密切的关系——但非有“大的团结”做中心不可，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办得了的。
（原载1932年10月15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1期，按语署名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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