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外因论到金融内因论

或许，在这个怀疑一切只信自己和金钱的时代，有一个最朴素和根本的道理我们无法怀疑：在一切事物中，都存在一个内外因辨证关系，即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内因永远是第一位的。例如，你不能先想着去指责和改变别人，要先改造好自己，通过改造好自己去影响和改变别人。国家关系亦然。这应该是读过不少职场哲学和白领励志书的年轻人该懂的道理吧。那些不从自身做起，将做人放在第一位，把做人、创业、助人、勤业有机统一起来的人，很难在现代企业和政府机关获得真正成功。

总之，从内因出发，从自己出发，反思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才有可能无限接近危机的真理。告别外战思维，首先不是指责别人，而是从自身出发，看看自己国内的经济和金融结构是否出了内在问题，这是关键。如果真的出了问题，美国和美元固然责无旁贷，但我们自己同样难辞其咎，而且自己国家的金融命运不能埋怨别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货币战争和金融战争的言论盛行，这一思潮把本该在国内寻找的危机原因勾引到了国家之间，把金融内战说成了金融外战。这样的论者，中国有，美国也不少。

其实，在爆发金融内战的美国，每一个美国人都不是货币战争的俘虏，而是金融内战的难民。

大危机深刻改变了美国人的经济活动和思维活动。现在，连普通美国人都至少明白了一点，在资源金融盛行甚至横行的时代，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都与大经济、大命运、大问题休戚相关。因此，大家都需要大视野，而且“小人物”更需要大视野。因为“小人物”的职业生涯和投资理财更加脆弱，“小人物”在大方向上的任何一个小错误都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致命的影响。在金融危机中失去房子的美国人，失业的美国人，财富大幅缩水甚至因金融危机破产的美国人，他们似乎突然明白了，美国陷入了一场金融内战，而且处处都是战场，人人都是交战者，因为金融内战始于每个人的日常消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总结出的经济危机元凶名单出人意料：美国消费者居然位列前雷曼兄弟总裁理查德·富尔德、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人之前，被CNN列为10大罪魁之首。CNN这样点评：如果身为一位消费者，你奉行及时行乐，对消费的贷款失去节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高负债率，导致整个国家储蓄率过低，那么，你不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是首要的元凶。

逻辑很简单：虽然消费信贷被“出轨的学者”包装成“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实际上是“花别人的钱圆自己的梦”，如果花别人的钱多了，最终还不上，自然会爆发金融内战。这不再是个简单的破产和法律问题，因为大部分美国人都参加了这个游戏。

资源—能源泡沫是如何吹大的呢？华尔街自然是主吹手，他们创造并过度炒作了资源金融。资源金融又是如何传给全体美国人的呢？通过消费金融，主要是消费信贷，具体是次级房贷。次级房贷被证券化后，还部分卖给了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因此，这是一场巨大的群众性的消费金融危机，是一场过度举债消费造成的超级噩梦，而且金融内战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确实如CNN的调查。在阅读此次大危机时，美国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两个随意”：一是借贷成为“随意”的事情，银行不但不限制而且鼓励借贷，打的是发展“消费金融”的大旗；二是历史已经全面进入一个纸币时代，并且纸币的增量发行被央行变成了一个“随意”的事情。随意发行纸币于是成了此次大危机的“凶器”和“帮凶”，并与土地金融等资源金融“元凶”结合。美联储一直在犯这个“随意”错误，现在还在犯这个错误，更严重的是，其他主要国家的央行也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在纸币时代，每个人都使用纸币，也就成为一切纸币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参与者，也就或被动或主动地成了增量纸币的参与者和接盘者，或者说，人人都是此次纸币危机的主动或被动的制造者。

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众性的事件，此次也不例外。大危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金融运动，人人都是危机的制造者。这是值得美国人也值得全球人反思的大思想。这场金融内战将决定人类的未来是“自己搞死自己”，还是“进行一场全球自我救赎”。

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元凶”问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及经济学终身教授、沃顿商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艾伦的看法，不同于很多“认定”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崩塌的分析人士的观点。2009年1月，艾伦在上海举行的由第一财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办公室联合举办的“2009第一财经上海新年论坛”上，阐述了如下观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问题只是此次危机的第一个症状，并非危机根源。此次危机的全球性大规模影响表明，危机主要问题是市场存在泡沫。”艾伦强调，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多关注消费价格的膨胀，而忽视资产价格的通胀。

我认为，艾伦将危机根源归于泡沫是正确的，而这也恰恰是奥巴马的观点。不过，他还不够准确和坚决。按照我的分析，消费价格主要是实业领域的事情，资产价格主要是资源领域的事情，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恰恰是：一边抑制实业领域价格的膨胀，一边制造资源领域价格的通胀。最终的结果自然是资金蜂拥进资源领域，资源金融泡沫膨胀至最终破裂，资源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因此，我们要把反战的枪口首先对准“元凶”——资源和资源泡沫，其次才是“帮凶”——美元和金融炒作，而不是相反。正是基于对“元凶”的这一认定，我明确提出反对货币沙文主义，因为货币沙文主义把货币看作了“元凶”。相关文章已被第一财经日报、国研网等专业媒体和网站采用，详见本书附录。

按照我的分类，金融外战派就是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目的就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货币战争和金融战争的理论派别，在国内的最大代表应该是宋鸿兵先生。我对此的态度是：

第一，纸币时代的金融矛盾主要是金融内战，而不是外战，外币和外钱对另一大国经济的影响，遵循“热钱的半圆逻辑”。当然，完全可能摧毁某个小国。但是，中国人无需把货币战争和金融外战作为考虑的重点。我们已经是足够大的金融大国。

第二，金融问题是严肃的学术问题，在学术问题上，任何的阴谋论都不是科学的方法。学术问题都是阳谋问题，涉及一切人的经济学问题更是不折不扣的阳谋问题。货币和金融问题尤其如此。

当然，货币战争派的活动激荡了中国人的经济和金融思维，功不可没。

西方经济学的贸易均衡理论极容易导向外因论，往往会把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别的国家。中国人的老朋友，著名的保尔森，就把危机的原因归于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认为贸易失衡导致危机。

对此，我早有警觉，早在2009年1月10日，我写了一篇《“地震”还是“地陷”——告诉保尔森：大危机的根源在哪里》的文章，后以《警惕保尔森为贸易保护主义造舆论》部分公开发表在广州日报上。

这里发表此文的全文。

“地震”还是“地陷”——告诉保尔森：大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此次金融危机300年一遇，将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西方世界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和经济理论。因此，此次危机有一个特殊阶段——反思和评估阶段，全球经济学界甚至政治界将展开大讨论甚至大指责。现在这个阶段来了。

首先，将此次危机定为“300年一遇”已有铁证。1月8日，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至1.5%，这是该行1694年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该行成立315年来首次将基准利率降至2%以下。300年一遇的大危机终于有了300年一遇的低利率。

300年一遇的大危机还动摇和改变了西方世界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和经济理论，使西方经济学家们乱了分寸，开始自相矛盾。聪明如保尔森者也不例外。这位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日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说，环球金融危机之所以会爆发，并不仅是金融系统失灵，部分原因是新兴市场的崛起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全球的经济失衡是快速发展的国家如中国的高度储蓄和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所造成的，而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此君一席话立刻引起舆论哗然。

而且，保尔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认为，全球失衡的最后较量，一边是盈余国家，另一边是拥有巨额财政赤字的国家。如果顺差国家不扩大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内需，开放的全球经济甚至可能最终崩溃。这显然也是一种把危机根源归于顺差国的言论。

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我们不会搞毫无技术含量的对骂。必须对保尔森们的言论作理性分析。简而言之，保尔森们的论调一对一错一“险恶”。首先，保尔森否认金融业为危机根源在大方向上是对的。虽然我们把此次危机称作金融危机、金融海啸或者金融风暴，矛头直指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但是，金融业只是服务业，从大视角看，金融业从来不是危机的原因，而只是危机的结果。任何“金融危机”都只是作为结果表现出来的危机。包括微观层面的金融欺诈和宏观层面的金融监管缺失在内的金融业对危机的作用只能是推波助澜或者火上浇油。当然，我不是为金融业开脱，金融业的责任一点也不比别人少，至少从行为学和流程学上看是始作俑者。并且，对于金融业的海群之马，我只能说：图点名利不丢人，唯利是图才丢人。

其次，保尔森们将危机根源归为全球贸易失衡是错的。保尔森们认为，中国和石油出口国等新兴市场的巨额储蓄，对全球投资收益形成下行压力，使得利率下滑，促使投资者投资于风险更高的资产，埋下了环球信贷泡沫的隐患，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蔓延开来并最终破灭。如果世界经济想相对安然地度过此次危机，那么信用良好的盈余国家就必须扩大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内需。言下之意，否则，你们要负责任。

这是最大的谬误和最大的自相矛盾。人们似乎在此次金融危机后才重新发现，经济原来是有国界的，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高生产国在危机后“水落石出”，是这部大片的双主角，而且双主角都是受难者，虽然程度不同，性质也不一样。保尔森们无疑也发现了这部叫做“水落石出”的经济大片，但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大度，他们举起了所谓贸易均衡的大旗来指责我们。这显然是不太明智的指责。即使按照保尔森们的贸易均衡理论来分析，贸易是个翘翘板，翘翘板断了双方都有责任，最多各打50大板。如果互相指责的话，也只是对对拳，势均力敌，谁也占不到便宜。用这一理论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指责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的贸易顺差国，是最大的自相矛盾。

第三，保尔森们无法自圆其说的论调有一个急不可耐、已经赤裸裸说出的目的。他们认为，真正以邻为壑的政策是，拥有巨额外部盈余的国家任由国内需求崩溃，然后出口失业。如果拥有巨额盈余的国家任由这种事情发生，那么赤字国诉诸于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主导型增长，他们就不该感到吃惊。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盈余国家必须主动帮助赤字国家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果他们决定袖手旁观，并坚称赤字国活该，那么他们必须准备好应对可怕的后果。这显然是为他们可能即将实施的破坏国际贸易的贸易保护主义作舆论准备，其用心不能说不险恶。

现在，不得不对保尔森们打出第三拳了。危机以来，包括欧洲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把矛头指向了华尔街，这是第一拳，保尔森本人也是这一拳打击的对象。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一拳只是打在了污水上，排污口尚未找到。现在，保尔森们率先发难，沿着寻找排污口的思路，打出了第二拳，说顺差国要承担责任，但立刻遭到还击。1月6日，新华社发表题为《谬论改变不了事实》的评论文章，势大力沉地还了保尔森一拳。该文准确地指出：“当一个人陷入困境，如果他诚实本分，就必然会先从自身找原因；而如果他一贯自以为是，就会怨天尤人，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保尔森们自相矛盾的指责恰恰暴露出其气急败坏的心态。但是必须承认，该文对危机原因的分析同样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展开，和保尔森们用的是同样的理论工具。这一拳只能算个平手。

我们知道，次数最多、破坏力最大的地震是构造地震，原因在于地下深处岩层高低错动后原有平衡被打破。在我看来，按照贸易均衡理论的内在逻辑，经济危机就像一次地震，高储蓄经济体和低储蓄经济体就像高低岩层，二者间的贸易均衡破坏后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可见，地震式危机的根源是双源头或者说多源头。是高储蓄经济体的错还是低储蓄经济体的错？谁也别埋怨谁！真正的问题是，此次300年一遇的大危机不是地震，而是地陷。地陷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地底下的水资源等被抽取甚至抽干，一般是单一源头，恰恰不同于地震的双源头。此次危机恰恰就是单一源头的地陷式危机，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出现。

只有从实业、金融、资源三者关系出发，才能揭开此次金融危机背后的“三角隐情”，此次金融危机以及接下来的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源较量，美国土地+原油+金属=“泡沫铁三角”，正是以华尔街为主吹手越吹越大的资源泡沫抽干了实业领域的流动性，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将全球制造业压扁了榨干了，失血性危机最终在全球全面爆发了。我认为，二战前后、殖民主义前后、纵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300年的前后不同的全球资源制度是此次危机的根源，华尔街为首的金融业是帮凶，被破坏的全球贸易反而是此次地陷式危机的承担者和受害者。

因此，我坚决反对本末倒置的保尔森版危机根源假说。我向保尔森们打出的第三拳就是：资源泡沫是此次危机的最大根源。不要再拿贸易均衡理论指责别人，那种偷着打自己一巴掌、明着打别人一巴掌的事情没什么意思。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问题的实质：全球经济学人都要进行大反思，反思300年来的市场经济理论。目前看来，保尔森们自相矛盾的论调在此次大反思中出师不利。中国学人也没什么大的建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解释也仅仅停留在保尔森们的层次，是西方经济学股份有限公司里的小股东，充其量是战斗力不断增强的大散户。跟在西方经济学的屁股后面，永远只能是学话、挨骂、受气的角色。可见，保尔森们无法把脏球踢给我们，我们也无法把球踢回去。这就是此次危机中的危机——300年一遇的经济理论危机，而且是全球性的理论危机。

结论有三：第一，走出此次世界性大危机需要历史性的新经济学。第二，新经济学需要东西两种学术力量通力合作，任何的互相指责只能使事情越来越糟，毕竟我们已经进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全球贸易时代。第三，新经济学必须超越传统的实业和金融之间的“二人转”关系，发展为实业、金融、资源之间的“三角”关系，要坚信和确立实业和全球贸易领域的劳动价值论，解决谁创造货币的问题；要真正建立金融领域的服务道德观，解决怎样传导货币和金融创新及监管的问题；要明确资源领域的公共事业性，解决地租如何分享利润以及分多少的问题；而且不能再在市场和政府的简单对立之间兜圈子，“准市场”“准政府”的事情越来越多，资源就应该是“准市场”“准政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