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与行政效率优化

六、公共财政与行政效率优化

相比之下，制度主义者更关心制度创新释放的经济活力，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情况发生，而且还有助于纠正交易中的外部性，从而核定产权，保证市场竞争中激励机制的正常进行，最终将有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增长的效率。这与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有密切联系，一个具有行政效率的政府不仅能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擅长利用财税、产业、法律、行政等手段减少市场交易摩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深入论述了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科斯讨论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认为清晰的产权安排将会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制度创新不仅改变了以往扭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而且释放了农村和城市的生产活力，制度创新带来的思想解放也更有利于引进外国先进生产和管理理念；同时，政府职能转变更有利于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上海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及改革与提升行政管理效率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提高政府公共财政与行政效率，打造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是实现有效增长的前提条件。

除此之外，上海还在其他诸多方面具有发展优势，包括其工业规模和多元模式、多个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商业服务业不断发展、外资注入高科技活动以及城市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能力提升，以及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等，这些方面不仅构成了上海经济规模与包容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泉，而且还可能派生出更多的创新需求，促使上海经济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与演进。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创新转型发展指标体系研究》，2012年。

[2]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期。

[4]Solow，R.，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9：312—320.

[5]曹吉云：《我国总量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贡献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6]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7]贺菊煌：《我国资产的估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

[8]Chow，G.C.，“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1993，71，114：243—266.

[9]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期。

[10]何枫、陈荣、何林：《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及其相关分析》，《经济学家》2003年第5期。

[11]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12]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13]李治国、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

[14]Kuznets Simon，“Growth and Structural Shifts”，in W.Galenson（ed.），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15—131.

[15]Chenery H.B.，S.Robinson and M.Syrquin，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6]Syrquin Moshe，“Patterns of Structural Change”，in H.Chenery and T.N.Srinivasan，eds.，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5，Volume1.Elsevier，203—273.

[17]Lucas，Robert E.Jr.，“Making A Miracle”，Econometrica，1993，61（2）：251—272.

[18]Verspagen B.，“Uneven Growth betwee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an Evolutionary View on Technology Gaps，Trade and Growth”，Avebury，1993.

[19]Harberger A.C.，“A Vision of the Growth Proces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1）：1—32.

[20]张军、陈诗一、Gary H.Jefferson：《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21]Todaro M.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138—148.

[22]Romer，Paul 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23]Lucas，Robert E.J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24]Jalava J.，Pohjola M.，“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w Economy：Evidence from Advanced Economies”，In 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2002，14：189—210.

[25]Jorgenson D.W.，Motohashi K.，“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Japanese Int.Economies，2005，19：460—481.

[26]Hailu，A.，Veeman，T.S.，“Non__parametric Productivity Analysi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An Application to the Canadianpul Pand Paper Industry”，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1，83（3）：605—616.

[27]徐盈之、吴海明：《环境约束下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综合效率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8期。

[28]屈小娥：《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产业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