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研究范式与管理研究方法论

人类的科学史表明，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进步的，科学的成功是由于科学方法的成功[1]。从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的飞跃，就是突破经院哲学的禁锢、产生了科学方法革命的结果，而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入到现代科学阶段，则是以科学认识论从实证化、分析化跃到主体化、系统化有关。同样，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也是以管理科学方法发展为基础的。自从泰勒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管理问题领域、开启管理科学化进程以来，与管理学庞大的知识海洋相适应，管理学的单一研究方法也发展成为包括多种多样、各种层次的方法体系。实际上，由于这个管理方法体系比较杂乱，对于现今的管理科学发展而言，相对发展新的管理研究方法，我们更需要对现有的管理方法体系进行梳理和研究，而这正是一个管理学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对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说：“在我的全部科学生涯中，我始终用一部分时间思索方法论问题。……即使一个实际科学家对方法论本身没有特别的兴趣，他也不可能不对方法论问题表态。”[2]

“方法”在希腊文中意味着“按照某种途径”，中文中“方法”就是衡量器物形状的办法、技术。墨子说：“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何故？则方法明也。”[3]从语义上说就是，方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必须遵守的某些适应原则的说明。”[4]总体上说，人类活动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包括目的、条件和方法，所以方法就是人类活动的三个要素之一，是在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形式。如果说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事物本质的理性结论，那么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法则、手段和规范的总和[5]。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一个专门方法排除了任意性，相应保证了这个方法的可学习性）、可判别性（方法本身可以辨认的，它的运用过程和结果是可以检验的）、目的性（方法的基本功能在于保证达到一定的结果）、创造性（方法的应用往往还可以产生预料外的新的结果）和经济性（好的方法的主要评价标准是花费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好的结果）[6]。

方法总体上包括相互关联的两大类：一类是认识方法——认识世界的方法；另一类是实践方法——改造世界的方法，认识是实践的基础和指导，而实践是认识的应用和检验，而且实践本身也是一种认识方法。认识世界的方法也就是人类求知的方法，或者说学习与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因袭方法、权威方法、常识或者实践经验方法、科学方法和直觉思辨方法等[7]。人类求知的过程是一个学习（掌握现有知识）和研究（探索新知识）结合的过程，学习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新知识的来源。而研究方法主要是科学方法和直觉思辨方法。其中，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工具，是通过系统观测而获取知识的方法[8]，如第二章所述，科学方法由于具有客观性、可检验证实性、逻辑一致性、知识可积累性、简练性、广泛性、有效性和精确性等特征，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对人类知识库的更新和拓展贡献最大的一种求知方式。科学研究方法包括有哲学认识论方法（唯物辩证法）、一般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具体包括通过观察、实验和模拟获取科学事实的方法，通过分类、综合、归纳、演绎、类比等整理科学事实的方法，运用公理化方法、系统方法、模型方法、发生学方法等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等）和具体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从方法的通用性角度看，这三个层次是递减的。所谓科学研究是运用科学方法来获取新知识的过程。虽然科学研究过程中也离不开研究者的思辨方法和过程，但思辨的内容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表达和论证，形成可以共享的知识。德国著名的逻辑学家迈纳提出一个研究模式[9]，认为现代研究工作是由7方面因素构成的，可以将研究工作描述为一个具有7个自变量的函数F（C、B、M、I、H、S、G），其中：C代表研究者个人或者团队；B表示研究范围或者科学领域；M表示方法总称；I代表研究机构；H是物质辅助手段及应用物质辅助手段的技术规则的总和；S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知识体系；G则是历史背景和社会责任要求。在这些众多影响研究工作的因素中，是否使用科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知识的可靠性，也决定了研究者的研究工作是否属于科学研究工作。

方法论在希腊文中是指有关方法的学说。方法论是关于方法本身的形成、应用的学问及哲学反思的统称，前者可以是方法学，而后者可以是方法或者方法学的元理论[10]。与方法分类相对应，方法论也分为可以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同样，与科学研究方法三个层次相对应，科学研究方法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方法论、一般意义科学研究方法论和具体学科特色的方法论[11]。科学研究方法论旨在对研究工作进行科学方法指导。在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中，这个三个层次的方法论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可以统一为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指导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如图4—1所示，是从哲学角度分析科学研究过程，也就是科学方法的运用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基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认识的发展过程、逻辑的上升过程和科学方法应用过程的统一，也就是一个基于客观本体的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对于客观事物与现象的属性、本质规定和规律的认识过程，就是认识论中的感性——知性——理性的发展过程，逻辑学中的具体——抽象——具体的升华过程，科学方法论中的获得科学事实的方法——整理科学事实的方法——建立科学理论体系的方法依次使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也就是一项系统的科学研究过程。

图4—1　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方法的使用过程

资料来源：转引自刘大椿：《比较方法论》，第171页，中国文化书院，1987。

对应上述关于方法的定义，我们可以定义管理方法。如果说管理理论是人们认识管理现象或活动、解决管理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管理活动或现象本质的理性结论，那么管理方法就是人们认识管理活动或现象、解决管理问题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法则、手段和规范的总和。管理方法是管理认识和管理实践活动中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关系形式。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将管理方法分为两大类即认识管理现象、活动的方法和解决管理现实问题的方法。前者是管理研究方法或者为管理认识方法，该类方法的应用过程就是管理认识或者管理研究过程，这类方法的应用旨在认识管理现象或者活动，属于所谓“唯知性”目标；后者是管理实践方法，管理实践方法的应用过程，即管理实践过程，管理实践的目的在于解决管理现实问题，达到“实用性”目标[12]。两类方法或者过程是紧密关联的，第一类方法可以指导第二类方法或者为第二类方法提供知识基础，而第二类方法是第一类方法的实践目标，第二类方法的使用又为第一类方法提出问题，引导第一类方法的发展。

从管理方法的纵向抽象层次分类，管理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的最为抽象的哲学方法主要是研究和解决管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原则的方法；中层相对抽象的通用方法，这类方法对于许多不同管理领域的管理活动、现象的认识具有通用性，或者对于多数管理领域的现实管理问题的解决具有普遍适用性；最下层为具体的专门研究方法和在局部管理领域或者特殊行业、具体管理问题适用的方法。

上述三个层次的管理方法，如果进一步划分为管理研究方法和管理实践方法，会具体对应不同的管理方法。从管理研究方法看，哲学层次方法，包括唯物辩证法和其他科学哲学方法；通用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管理理论丛林的“学派”的划分（如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等），或者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同一“学派”或者“研究范式”大体会采用相同的研究规范和方法；而具体研究方法一般包括科学方法中的经验方法（观察、调查和实验）和理论方法（假说演绎、公理化方法、模型方法、系统方法等）、逻辑方法（归纳演绎、比较分类、分析综合、抽象）、因袭方法、权威方法、常识方法和直觉思辨方法，以及从社会和人文学科中移植来的其他方法，如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移植、借鉴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从管理实践方法看，哲学层次的方法主要是指管理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哲学，包括科学主义方法（管理者具备科学理性的价值观，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和原则办事，采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管理问题）、人本主义方法（以人的本质、价值和尊严为思考和解决管理问题的出发点，倡导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的理念）和后现代主义方法（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强调管理无固定模式和多元主义方法论）等；通用实践方法包括管理任务法（这里指明茨伯格提出的管理人员应该承担的发言人、企业家、挂名首脑、领导者、传播者、资源分配者、联络者、监听者、危机控制者、谈判者等10项任务）、人本管理方法、目标管理方法以及系统管理方法等，这些方法在任何管理领域都有适用性；而具体管理法就是十分繁杂和庞大，如可以按照管理职能分为计划方法、组织方法、控制方法、领导方法，按照专业领域可以划分为生产管理方法、营销管理方法、财务管理方法，也可以按照时间或者按照具体工具等划分。

归结上述分析，可以给出如图4—2所示的管理方法体系“大厦”。

图4—2　管理方法体系示意图

对应上述方法论的界定，管理方法论是有关管理方法本身的形成、应用的学问及哲学反思的统称[13]。管理方法论同样可以分为管理研究（认识）方法论和管理实践方法论，但二者的划分是相对的，当对管理实践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时也必然涉及到管理研究方法论，甚至有关管理实践的方法论层次的研究（不是具体实践方法内容的研究）本身就是管理研究（认识）方法论的一项主要内容。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还存在管理学方法论或者管理学科方法论，主要讨论管理学学科的概念、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学科发展与知识积累的方法问题，而由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了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所谓学科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学科研究方法论为基础的。这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方法论更大程度上是指管理认识方法论或者管理研究方法论，或者说管理研究方法论应该管理方法论问题的核心。

由于管理问题的属性，决定了管理研究的性质比较特殊。如果将研究方法分为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两大类，那么管理研究的基本性质被我国学者李怀祖从方法论角度描述为三点[14]：其一，管理研究须兼用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然而，管理研究方法论仍垂青于科学方法，科学研究方法虽然将不断“蚕食”思辨的内容，不过管理领域中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研究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替代的内容；其二，管理研究要分辨哪些管理学科的分支、内容和研究阶段适合应用科学方法，哪些适用思辨方法；其三，尽管管理研究方法论着重讨论科学方法在管理领域中的应用，但思辨研究的结果无疑应该属于管理研究的成果。这三个性质中的第三点并不独立，可以归为第一点。从方法论研究角度，真正有价值的是第二个性质。因为管理研究方法论的任务并不仅仅在于指出包括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在内的各类研究方法都可以应用到管理研究中，关键在于回答“在管理研究中如何选择和使用各类性质差异巨大、种类众多的方法”这个问题。

从现有的管理研究方法看，各类具体研究方法都在被使用，包括科学研究通常使用的观察、调查、实验、假说演绎、公理化方法、模型方法、系统方法、归纳、比较分类、分析综合、抽象等方法，也包括因袭方法、权威方法、常识方法和直觉思辨方法等各类非科学方法，还有具体从各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借鉴、移植来的具体学科方法，等等。这些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被有效地使用研究解决管理问题，是管理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管理学中在使用各类方法研究管理问题时往往需要有一个“灵魂”，或者说研究者在选择、使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指导框架或者模式。应该说，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这个“灵魂”或者“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

如果按照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学家库恩（Thomas Kuh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所谓的“灵魂”或者“模式”就是“范式（paradigm）”，因而“范式”问题成为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核心问题[15]。虽然库恩没有给出有关什么是“范式”的统一的表述，但是一般认为，“范式”被理解为每一种科学在某一定时间内具有的一个固定的、自身不再被问题化，亦即不再受到质疑的基本看法。每个学科内的每一解释，甚至每一研究总是在一个范式指导下的解释与研究，更准确一点说，“没有范式就没有科学，因为范式是理论化的坐标或者罗盘。以此坐标为地基，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归类与规范化。”[16]更进一步，范式的意义是，“范式决定了我们的着眼点，决定着哪些问题是允许被提出的，同时决定着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与手段”[17]。虽然范式的概念是库恩基于自然科学为例得出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是适用的[18]。二者关键的区别在于，自然科学范式变化往往意味着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可以分为范式不变的“持续常规期”和范式转换的“转换危机期”，而后者正是科学突变大发展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则同时存在多种范式，这些范式往往既不相容，也不相融，而且无法判断谁优谁劣，哪种范式更代表学科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看，管理学研究范式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基本相同，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范式，虽然每种范式下的具体管理研究方法可以不同，但同一范式对管理研究的基本看法相同，遵循基本相同的研究规则和方法论原则。管理研究者在这些不同的范式指导下选择使用各类具体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各类管理研究方法就集合在不同的“范式”旗帜下发挥着作用。这就形成了管理学中多种知识来源的现实。

如表4—1所示，这是一种借鉴社会学家博勒尔和摩根（Burrell & Morgan）1979年的分类方法而对管理研究范式进行的分类。管理学研究范式被分为结构主义、职能主义、诠释型和人道主义四种范式，涵盖了12种具体的研究方法[19]。这种管理研究范式分类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结构主义与职能主义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二是有些研究方法的归类是不正确的，例如将经济学方法归为诠释型范式，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属于通过直觉判断获取知识的思辨方法。1996年，阿尔弗森和迪茨（Alvesson & Deetz）在博勒尔和摩根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理论的功能主义范式、诠释范式、解放型范式和后现代范式四种类型，这种划分是建立在对社会组织不同理解的基础上的。1986年，摩根应用“形象化比喻（metaphor）”描述了对组织的不同认识，包括：①组织即机器；②组织即有机体；③组织即大脑；④组织即变迁和转换；⑤组织即文化；⑥组织即政治系统；⑦组织即心灵监狱；⑧组织即统治工具；阿尔弗森和迪茨在此基础上还提出：⑨组织即狂欢节。功能主义范式是与组织是“机器”、“有机体”、“大脑”、“变迁和转换”这①～④个“比喻”相联系的，而诠释范式是与组织是“文化”、“政治系统”这两个“比喻”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型范式则是与组织是“心灵监狱”、是“统治工具”这两个“比喻”联系在一起的，而后现代范式是与组织是“狂欢节”这个“比喻”相对应的。这四种社会学关于组织的范式类型被迈克尔·杰克森（Michael Jackson）应用到系统管理中，认为现在众多的系统方法可以分别隶属于这四种范式，具体内容如表4—2所示。

表4—1　基于Burrell和Morgan（1979）社会学范式分类的管理研究方法论

资料来源：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第60～108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表4—2　基于Alvesson和Deetz（1996）社会学范式分类的系统管理研究方法论

续表

注：出于两方面考虑，这里详细介绍这些系统管理的研究范式和具体系统方法：一是可能大多数读者对这些方法还比较陌生；二是我们在接下来的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和复杂科学研究范式中的论述中没有机会充分展开论述这些具体的系统方法。另外，表中的“后现代范式”中“后现代”的概念可以是描述工业革命造就的“现代时期”之后的时期的时间概念，但更多的现代主义者认为“后现代”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现代的质疑和否定。后现代的流派异常繁多，除了对抗“现代性”各流派几乎难以找到共同之处。以管理科学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管理同样遭受到后现代主义管理者的质疑和挑战。但在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确只是“扑朔迷离的游戏”（参见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虽然其一些思想对管理学发展有启迪作用，例如后现代主义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这与我们后面提出的“多元学科方法论”是一致的，但迄今为止后现代主义管理思潮还无法对现代管理理论构成真正的挑战。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文献的全书内容整理：迈克尔·杰克逊：《系统思考——适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基于上述范式的定义，实际上可以看出，管理学中的学派或者“理论丛林”是和“研究范式”相对应的，不同的学派具有不同管理分析模式，也就是相应的研究范式。最初孔茨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包括6个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这些学派的根本差异就是分析模式或者研究方法的区别，其实也就是研究范式的不同[20]。进入20世纪90年代，孔茨在其第10版《管理学》中又认为这些学派（school）应叫做方法（approach）更为合适，并将这6个学派发展为12个方法，即经验法或案例法、人际行为法、群体行为法、协作社会系统法、社会技术系统法、决策理论法、系统法、数学或者管理科学法、权变方法、经理角色或者管理任务方法、麦肯锡7—S（策略、结构、系统、作风、人员、共有价值观、技能）方法、管理过程方法[21]。实际上，与原来的6个学派相比，除了新增加的方法（经理角色方法、麦肯锡7—S法）外，这些方法只是在原来研究范式基础上的方法细化。在我们的管理方法体系“大厦”中各类学派或者各个研究范式属于第二层次的研究方法，而具体的研究方法则是第三个层次的方法。孔茨将6个“学派”具体为12个“方法”，只是意味着将第二个层次的方法具体为第三个层次的方法。

从研究范式角度看，管理学家在探索走出“管理理论丛林”的过程中，不但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不断产生新的管理学派，问题的关键在于无法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由于现有的各个研究范式都不能被否定，新的旨在统一现有各个理论学派的努力最终又转化为新的研究范式。如果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由于管理学理论“硬核”的无法统一而难以走出“丛林”的。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研究者或者一群科学家在其研究纲领中，总要抓住几个基本的设想，这几个基本设想构成了研究中的“硬核”。“硬核”带有约定俗成性质，具有先验性，即使出现了相反的例子，也无法动摇它。这个“硬核”的特征本身与库恩的“范式”类似，因为科学家一般不会对“范式”提出怀疑。拉卡托斯进一步指出，理论是由“硬核”与保护“硬核”的辅助假设组成的，虽然“硬核”代表了研究者群体的最基本的假设，本身无法被证伪，但辅助假设随时可能，亦可以被推翻[22]。

由于管理学的各个学派的管理理论“硬核”（“研究范式”）不同，而且不能够被推翻，于是“管理理论丛林”状态也就难以打破。这一点通过管理过程学派的研究“范式”可以进一步说明。如图4—3所示，管理过程学派认为，存在一个为管理工作所独有的基本的科学理论核心，这些核心是管理学普遍原则。围绕这些管理普遍原则，各类具体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同时被使用，包括基于系统理论的协作社会系统法；社会技术系统法和系统法；基于实际经验的经验法或案例法；基于心理学的人际行为法、群体行为法；基于决策理论的决策理论法；基于数学方法的管理科学法，等等。显然，这种通过一个“硬核”或者“范式”为核心，并把各类管理方法和技术组合起来的常识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其他学派（例如经验学派）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普遍管理学原则。也就是说，经验学派是不接受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硬核”或者“研究范式”的。因此，管理理论“硬核”和“研究范式”多元化，管理学理论“丛林”现象也就成为必然。

图4—3　管理过程学派研究范式

资料来源：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中译本，第3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根据我们在第二章给出的管理科学化三个层面的内涵，管理科学化方法论对应存在三个层次的内容：管理实践科学化的方法论、管理现象认识和问题研究科学化的方法论、管理学科学化的方法论。管理实践科学化的方法论所关注的是如何在科学主义原则指导下选择使用科学的管理知识和方法应用于管理实践中，提高管理实践的效率；管理研究科学化的方法论则要求在唯物辩证法科学哲学指导下，遵循科学研究范式，具体应用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方法（观察实验、归纳演绎、比较分类、分析综合、抽象、假说演绎、公理化方法、模型方法、系统方法等）具体分析管理现象和研究管理问题，提供科学的管理知识[23]；而管理学科学化的方法论则是有关提高管理学学科的科学属性，促使管理科学知识有效积累和系统化的方法的学问，或者说研究通过什么方法将管理学从前科学状态引向普遍原理科学状态。有关管理实践方法、管理研究方法论前面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本节重点从管理学科学化的方法论角度展开论述。但是，由于这三个层次的管理科学化是统一的，实际上我们讨论的也是整体意义的管理科学化的方法论。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能否实现从前科学状态引向普遍原理科学状态的理想，主要受五方面因素影响[24]：①能否发展一种比较主义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剔除，使研究者的研究从主观个人中心转向客观出发点，这被称为“比较主义去中心化”因素；②是否存在足够的、合适的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从而能够利用历史资料排除主观倾向（“去中心化”）解释相关的各个发展的因果联系；[25]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成功移植并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③；[26]是否可以通过界定所研究的问题，把不可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撇在一边，而在可以达成共同判断和可证实的领域中发展该学科④；[27]能否逐渐发展出专门的、适合于其问题的研究方法，将那些可以证实的东西（通过实验证实或者数学形式化证实）与那些仅仅是依靠反思或者知觉得到的东西区分开来。虽然管理学离普遍原理科学的理想状态还相差很远，但是应该说，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和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上述五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学家一直通过各种尝试在上述五方面推进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例如，比较研究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比较管理学这门管理学分支），包括跨国界的管理方式的比较，德鲁克对组织进行比较研究等；又如，钱德勒应用历史文献方法从企业角度的研究解释了技术条件与生产方式变革对企业组织的影响，并提出：环境决定战略、战略决定结构的结论；再如，孔茨曾指出，提高管理学科学性的首要任务是划定管理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对分析和研究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定，因为如果把整个文化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叫做管理领域，那么，管理学不可能取得很大进步⑤；还如，西蒙在构建起管理理论时就提出要明确区分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然后逐步排除价值要素，从而可以判断事实命题的真伪，进而构建科学的管理理论和真正的管理科学[28]。但是，综观整个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应该说，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和管理学发展最大影响的路径或者方法应该是对其他学科的概念、模型、方法和技术在管理学中的移植。在我们看来，管理学对其他各门学科的典型研究方法（我们称之为学科方法）进行成功移植和使用，是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和管理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管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组合的独立学科，这些学科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如表4—3所示，我们列举了一些学科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

表4—3　各门学科方法对管理学发展的贡献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许庆瑞：《管理学》，第25～27页的整理撰写，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虽然影响管理学科学化进程与管理学发展的学科较多，但从学科方法论角度看，能够独立构成管理学发展的学科方法论基础，或者说能够成为管理学的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范式、形成独立学派的基础方法论的学科主要包括经典物理学、数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29]。

1．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

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是最为典型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分析范式”，由笛卡尔和培根开创并由于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功而被很多其他学科借鉴。该范式的基本假定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还原为要素，而要素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将所有要素的属性叠加就可以把握事物的整体属性。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机械决定论的，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30]。依靠这个“分析范式”，泰勒建立了科学管理理论，同样，法约尔和韦伯的古典组织管理理论也是受这种范式支配的。可以说，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都是以机械论为主导的，旨在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对管理现象和管理过程进行分解，探求管理要素的因果关系，发现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

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实验方法，培根提出“实验是科学之母”的名言。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也诸多领域的开始引入实验方法，实验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等学科发展迅速。泰勒最早采用实验方法研究如何提高管理效率，梅奥则通过“霍桑实验”创建了人际关系学派。现在，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形成了实验管理学分支。管理实验方法可以划分为人群实验和人机组合实验两类，而人机组合实验又具体包括以机为主的模拟和以人为主的实验，计算机模拟实验又分为数值型模拟和分析型模拟两类方法[31]。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分析结论等科学过程构成，使管理学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

2．数学学科范式

数学学科范式以数学（主要是运筹学）为基本手段，努力把管理学推向精确性科学。数学学科研究范式构成了管理科学学派或者管理数量学派的基本方法论，借助数学方法，管理科学学派从量的角度深化了管理理论。通过数学模型、符号和公式，管理科学学派寻找管理问题的“最优解”。由于数学模型超越了经验管理者的直观思维，能够帮助管理者清晰和系统地考虑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可重复性和预测性，从而在精确度要求上使管理学呈现出科学的特征。从严格的科学要求看，如果问题不能够用数学表达就没有研究价值。因此，数学学科范式是管理学科学化的最高要求。迄今为止，决策理论模型、库存模型、排队模型、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模型、网络模型（计划评审技术）、博弈论模型等，都已经在管理学中广泛应用，极大地推进了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

3．心理学学科范式

由于具有“人”这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心理学与管理学具有天然的联系。在19世纪后半叶，受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影响，科学心理学在德国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心理学从哲学中逐步分离出来。现在，心理学已经发展为具有构造主义（structuralism）、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等诸多学派的重要科学。科学心理学采用真正的实验方法，强调客观观察、行为测量和正式实验。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使得心理学研究范式成为关于人的行为研究的真正的科学研究范式。管理学在其科学化进程中自然需要这种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泰勒科学管理时代，莉莲·吉尔布雷斯就写出了《管理心理学》（1916），而心理学家梅奥等人采用控制组实验法研究人的行为则把管理学带进了现代管理科学阶段，西蒙采用认知心理学方法（人机系统）对决策行为的研究使管理学对管理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就致力于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组织中的人的、可见的与可证实的行为进行研究，而这种科学研究方法就是建立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不仅如此，由于现代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中的现象学方法论逐渐形成，这又成为人本主义管理的心理学方法论基础。

4．经济学学科范式

经济学学科的魅力也许不在于经济学的理论，而在于其分析框架和方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十分独特，“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32]。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由视角（persper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tools）三部分组成的。视角是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或者基本前提，一般包括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也就是所谓基准点，是理解现实问题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思定理和莫迪格里安尼—米勒定理等；在经济学家的工具库中，有利的分析工具多是各种图像和数学模型，如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供求曲线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博弈论模型等[33]。在具体进行经济研究过程中，现代经济学研究分为四个层次的研究：第一层次是把人们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用数学函数描述，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望、用博弈论中的博弈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是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人的自利行为。第三层次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人的自利行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这三个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即不对问题做价值判断，只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什么结果。第四层次的分析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研究人们自利行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是否对社会有利[34]。上述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以数学为主要语言的，由于数学模型语言的精确性，借助数学可以降低经济学家之间的沟通费用，有助于经济学知识的积累。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使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内在逻辑统一，论证严密，知识可积累性强，更符合科学性原则。

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具有亲缘关系的学科，这在微观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在“霸权的”经济学家那里，长期以来，企业管理学被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方法论角度说，经济学分析范式对管理学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基本遵循了经济学学科分析范式中的“经济人”假设，这成为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起点；二是经济科学学科范式提供的成本—收益技术给企业管理行为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科学度量工具，没有精确的测量，也就没有科学，企业管理行为的效率，最终体现为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数量关系；三是经济科学的各类分析模型为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如现代企业理论（涵盖科思定理、莫迪格里安尼—米勒定理等基准点，以及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工具）对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和激励制度设计提供了指导框架，而博弈论模型为企业战略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具科学性（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的学科之一，应用经济学学科范式研究管理学问题，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5．历史学学科范式

历史学是旨在重构和理解社会生活在时间过程中的一切表现展开的学科。历史学科范式是与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相对应的，与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普遍的、一般的自然原则不同，历史学所关心的是独特的、精神的和变化的领域。自然科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而历史学是“研究个别事实”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事件的个别内容。以德鲁克和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或者案例学派）将历史学学科范式引入到管理学问题，认为管理学是说明组织及其管理中的个别具体事物的联系，它具有不可重复性，也没有一般规律。因此，经验管理学派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基础”的新的管理研究定位[35]。在具体应用历史学学科范式进行研究时，主要采用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在戴尔看来，比较研究方法就是认识和描述不同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相同之处，对这些相同点进行收集和分析，从中得出一些能够更好预测和应用于类似情景的一般结论。比较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原则有四点：一是要有一个概念框架，用于指导具体的比较研究；二是研究对象之间要具有可比性；三是研究者必须明确表达自己研究的基本目标和价值观；四是比较和结论必须恰当[36]。由于上述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经验管理学派在最终理论形式上还达到了“一般原则”的要求，虽然这些原则具有一定的适用地域范围和适用时间范围。这意味着经验管理学派同样也在追求管理科学化的目标。实际上，在历史学中，存在一个“比较史学”的分支，同样比较史学最关心的不是历史事件“如何发生”的，而是通过比较方法解释历史事件“为什么发生”，侧重于一般历史规律的研究。如同我们曾指出的，比较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实验方法”。因此，经验管理学派的贡献同样是促进了管理学科学化进程（不是“艺术化进程”），只是使用的是历史学学科研究范式，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

6．社会学学科范式

总体上说，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提出社会学这门学科时，强调的是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即以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独立的学科。虽然现在社会学已经出现了大量流派，但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和问题，从社会现实出发，形成理论再回到社会现实中去，已经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迄今为止，社会学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可以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的模式化、研究过程的程序化及测量工具的精确化。尤其是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技术，包括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实验方法和社会统计方法，以及研究组织的技术和社会测量技术等，对管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上一节论述管理学范式分类时，就是根据社会学的范式分类进行论述的，而社会学范式就是根据对组织的各类认识划分的。在对组织的理解上，管理学所理解的组织非常强调组织的社会属性，或者说管理学中的组织就是社会组织。因此，社会学研究范式分类是可以直接引进管理学研究中。和经济学相比，社会学最具特色的一面就是强调社会的相互作用，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假定了理性的个人，社会学则假定了嵌入性。社会学学科范式从对管理学的影响，从最初的人际关系学派的“社会人”假设，到后来的组织行为学派和社会协作学派等，这些学派都尝试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人的行为和组织的行为。而社会学的一些新发展，如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影响、用以描述结构的网络分析法，这被认为是社会学方法的最典型的实现形式，在战略管理研究得到应用，形成了不同于原子式研究方法的嵌入性方法。社会学方法从嵌入性的角度分析个人行为和组织的运作，为管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应用前景也日益广阔。

7．系统科学学科范式

系统科学可以理解为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研究系统的有关学科的总称，从传统上认为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模糊数学、超循环理论等系统理论和工具的学科，以及具体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应用上述理论和工具解决具体问题的系统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学科范式的核心是系统论，系统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看做由要素构成的系统，系统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系统的特性和规律只能从系统整体角度来理解，要素之间的联系也必须立足于系统整体来认识；在价值观取向上，系统论是以系统的整体功能最优为目标的。显然，系统科学的“整体论”是与经典物理学的“还原论”完全不同的。由于系统科学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观点，而这正是管理的本质要求，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后，他的理论很快就被应用到管理学中。巴纳德最早应用系统方法研究管理问题，第一次把企业组织看做一个由物质、生物和社会等方面的要素组成的“协作系统”，创建了社会系统学派。之后，在现代管理理论阶段的许多管理理论都是以系统科学的学科范式为方法论基础的，组织就是一个系统的观点被广泛接受。

现在，系统科学发展迅速。在表4—2中，我们详细分析了基于社会学研究分类范式下的各类系统方法。其中，我国学者认为系统科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方法，这已经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所谓的复杂科学。复杂科学的基本假设是，系统是其组元的函数，系统经常与它的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系统在远离平衡的状态下可以稳定；确定性系统有其内在的随机性（混沌）；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具有某种智能，即具有学习和适应能力，能够通过与环境及其他个体的相互作用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复杂科学研究不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述，而是更着重于揭示客观事物构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历程。现在复杂科学主要包括系统动力学、适应性系统、混沌学、结构基础理论、暧昧理论等5个流派[37]。目前，复杂科学的理论工具主要有微分方程和形式逻辑，除此之外还有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技术、综合集成技术、整体优化技术、计算智能、非线性科学、数理逻辑和计算机模拟等。复杂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现在，复杂科学学科范式对管理学影响比较大的是系统动力学，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可以认为是这方面的一个应用。混沌学在管理中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一个热点。现在，复杂科学学科范式作为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管理科学化方法论，日益被管理学家重视。

归结上述管理学科学化的各个学科方法论，可以将这7个学科范式进一步归类为自然科学范式（经典物理学和数学）、社会科学范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人文科学范式（历史学）和哲学范式（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4种类型，或者按照让·皮亚杰把人文社会科学分为“研究普遍原理”的科学、历史科学、法学和哲学学科的分类，把这7个学科范式归类为自然科学范式（经典物理学和数学）、研究普遍原理的社会科学范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历史学范式和哲学范式（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4种类型。

对于整体管理学而言，也许还存在上述7个学科范式以外的研究范式，但总体上以这7个学科范式为主。从学科发展角度看，管理学从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到系统科学学科范式，表明了管理学方法论从“机械观”到“系统观”的发展，对应了管理理论从古典管理理论阶段向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发展的历程。但是，管理学与常规科学不同：对于常规科学而言，在一定时期存在单一的至少是主导的范式，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范式转换）是学科进步的前提；而对于管理学而言，虽然管理学发展需要新范式，但新范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范式被抛弃，管理学存在着多元学科范式，也就是说，上述7个学科范式在现在的管理学中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一个学派可以按照一种研究范式为主进行研究，但同时也可能使用其他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我们将管理学方法论中同时存在这7个学科研究范式或者说是7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现象表述为管理学的“多元学科方法论（multisubjects methodology）”，或者说是“多元学科研究范式（multisubjects paradigm）”。

管理学发展的“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方法论（multimethodology）”问题，最早出现在决策和系统科学研究领域中，现在仍集中于系统科学方法（包括运筹学和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中。1984年，林斯通（Linsone）在其著作《多视角决策》中研究了如何对一个复杂问题从不同视角分析和综合决策问题[38]，而杰克逊（Jackson）和凯斯（Keys）在其“系统方法论体系”中提出，不同系统方法可以视为互相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39]。1996年，明格斯（Mingers）和布罗克莱斯比（Brocklesby）正式提出管理科学的“多元方法论”[40]，1997年，明格斯（Mingers）和基尔（Gill）主编了关于管理科学的多元方法论的权威论文集[41]。2002年的一份对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实践者的调查报告表明，多元方法论的运用已经很广泛，而且不同方法的结合使用会带来成功[42]。但是，多元主义方法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哲学上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paradigm incommensurability），就要寻求一个能够接受和保护多重研究方法并处理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关系的元方法论（metamethodollgy）。在这方面，一种被称为“批判系统思考”的系统理论（critical systems thinking，CST）进行了有效的尝试，提出了所谓的“全面系统干预”（total system intervention，TSI）的系统方法的元方法论。“全面系统干预”的核心思想是，把问题情形视为仅仅依靠一种视角不能得到解决和分析的“乱题（messes）”，因此，必须从多元视角观察问题情形[43]。

显然，我们提出的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或者说“多元学科研究范式”与系统科学的系统方法的“多元方法论”是一致的，只是对于整个管理学发展而言，其方法论是“学科方法”的多元化，而后者强调的是系统科学的“系统方法”的多元化。同样，如果说“乱题”是系统科学中多元方法论存在的合理性基础，那么，管理学的“多元学科方法论”的合理性基础在于管理问题的复杂性。由于管理问题是复杂性问题，管理系统是复杂性系统，独立的单一学科方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也就成为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研究范式的管理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管理问题复杂性[44]。这一点是和我们在第二章中曾指出管理学的“弱科学性”是由于管理问题的复杂性所致是一致的。更进一步说，为了解决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同样面临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同样也需要寻找管理学研究的“元方法论”，如果接受系统科学中基于“乱题”发展起来的“全面系统干预（TSI）”为系统科学的“元方法论”，那么，也可以围绕管理复杂性问题发展一套管理学的“元方法论”。现今的管理学研究中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基于管理复杂性的“元方法论”，但这可能是管理学走出“管理理论丛林”的一个重要方向。

管理科学化进程与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表明，在未来的管理学发展中，一方面要接受管理学这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原则，在深入研究各个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研究范式对管理学发展影响的基础上，鼓励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移植到管理学中。基于这一点，本书的中篇详细探讨了数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学科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问题。另一方面，要鼓励对管理学发展的“元方法论”问题进行研究，这应该成为管理学术界，尤其是从事管理纯理论研究的学者的重要研究方向，从这一点说，关注复杂性科学，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这已经不是本书所能够涵盖的内容了。

总之，从方法论角度说，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和管理学科学性的提高，有赖于管理学者对管理学“多元学科方法论”的理解应用和“元方法论”研究的深入。

[1]陈波等：《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转引自赵子红、杜育宏：《西蒙管理学研究方法论探微》，《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3]转引自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第1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刘大椿：《比较方法论》，第2～3页，中国文化书院，1987。

[5]尹卫东：《百年回眸——哲学视野中的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第208～20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6]刘大椿：《比较方法论》，第10～11页，中国文化书院，1987。

[7]李怀祖：《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第3～10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8]科学方法的一般程序是：（1）专心于观察事实；（2）对基于观察的事实的一般特征提出恰当的概念；（3）运用概念对观察到事实之间的联系进行归纳的概括，提出表述一般规律的定律；（4）采用解释性假说，首先作为工作性假说；（5）将假说的推断与归纳的概括仔细比较，当推断与归纳的概括相抵触时，放弃这些推断，修改以至重新提出假说；（6）把经受了检验的假说用公理方法组织起来，而理论的其余部分作为公理的推论纳入整个体系。参阅刘大椿：《比较方法论》，第9页，中国文化书院，1987。需要说明的是，本章后面是在严格意义使用“科学研究”、“科学方法论”这些概念的，“科学研究”是指真正使用上述科学方法所进行的研究，“科学方法论”是有关科学方法的学问和哲学反思，而日常中经常把“科学研究”和“研究”、“科研人员”和“研究人员”混用，把“科学方法论”和“学科方法论”也较少区分。对于管理学而言，这意味着，科学研究方法仅仅是管理问题研究方法的一种，科学方法论仅仅是管理研究方法论中的一种。

[9]刘大椿：《比较方法论》，第4～5页，中国文化书院，1987。

[10]虽然从概念属于界定角度，可以说由于“方法论”所强调的是关于方法形成和使用过程中一般规律的学问，或者是对方法的哲学反思，“方法论”在层次上是高于“方法”的。但是，“方法”和“方法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有时是难以准确区分的，例如有时一门学科的“方法论”被界定为在该学科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步骤，这与学科“方法”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如果认为将方法分为哲学层次的方法、一般科学研究通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具体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方法和一般通用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具体的研究活动，或者对于具体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有“方法论”的意义。

[11]由于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是超越各种具体科学的，因而哲学层次的方法论是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唯物辩证法为人们认识和实践活动提供了通用的方法论，能够解释数学、实验和历史方法之间的管理，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唯物辩证法都可以用来指导学科方法体系的建立、变化和发展，因而构成了一些学科的方法论基础。

[12]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第55～57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13]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在上述管理方法体系中，第一层次的管理方法和第二层次的管理方法相对于管理认识（研究）和实践活动而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14]引自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2版）》，第30～34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15]这一点与有的管理学者所认为，“管理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就是“范式”是相同的。参见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第53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16]转引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7]转引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8]例如，在文学研究中，既存在可以从纯语言学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的范式，也存在从作者生平遭遇出发解释作品的范式，还有从社会背景或者某个思想史观点出发解释作品的范式。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不同学者的历史观（即范式）是不同的，如马克思的历史观显然不同于汤因比（Toynbee）的历史观，因而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也就不同。参见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1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9]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第60～108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0]有关这些学派的具体观点和内容可参阅本书第五章的论述。

[21]有关这些方法的具体内容可参阅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中译本，第27～3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2]转引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3]从管理史角度看，有的学者认为对管理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方法包括：实验方法、观察方法、调查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假设检验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历史文献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数理分析方法、协同研究方法。参见尹卫东：《百年回眸——哲学视野中的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第231～250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24]让·皮亚杰：《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第38～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5]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也被借用到生物、甚至物理、化学科学中。

[26]诸如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先天具有科学性、高度精确性，而是因为较好地确定了研究边界。只有当一门科学能够对研究的问题充分界定，这门科学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思想的一致性才是可能的。

[27]哈罗德·孔茨：《管理理论丛林》，载迈克尔·T.麦特森等编：《管理与组织行为经典文选》，中译本，第81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8]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中译本，第331～334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29]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包括三个学科，即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参见成思危：《探索中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年第5期）；有的学者则认为，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包括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哲学等四个学科（参见吴价宝：《21世纪管理实践与管理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经济管理·新管理》，2001年第6期）。所谓管理学的基础学科更多的是从知识体系和管理教育角度对管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描述，与这里从管理学的学科方法论视角对管理学与其他学科关系分析有所不同。

[30]高文武、丁耀：《试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演变》，《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31]万迪昉、谢刚、侨志林：《管理新视角：实验管理学》，载《科学学研究》，2003（4）。

[32]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译本，第8页和第1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版。

[33]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34]杨小凯：《经济学原理》，第5～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5]张远凤：《再论经验学派的方法论》，《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年第22期。

[36]张远凤：《经验学派方法论研究》，《经济管理·新管理》，2002年第18期。应该说明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可以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比较，从而使结论更加科学。参见袁治平：《多重比较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其应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7年6月增刊。

[37]这5个流派的具体内容参见成思危：《探索中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年第5期。

[38]Linstone, H. A. Mulitipe Perspectives for Decision Making, North-Holland, New York, 1984.

[39]Jackson, M.C. and Keys, P. Towards a system of systems methodologie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35, 1984. 473-486.

[40]Mingers, J.C. and Brocklesby, J. Multimethodolgy: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mixing methodolgies. Omega, 25,1996. 489-509.

[41]Mingers, J.C. and Gill, A. Multimethodolgy-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bining Management Science Methodolo -gies. John Wiley & Sons,Chichester, UK,1997.

[42]Munro, I. and Mingers, J.C.The use of Multimethodolgyin pratice: Results of a survey of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53, 2002. 369-378.

[43]“乱题”（messes）是指相互依存的复杂的问题系统。有关CST的具体内容可参阅迈克尔·杰克逊：《系统思考——适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中译本，第275～2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4]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不是指法理上的“合法”意义，主要指的是一门学科能够独立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