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论的传统与基础

二、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论的传统与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虽然整个战略领域在研究问题、理论基础等方面以多元性、跨学科为典型特征，但其研究方法论具有深厚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实在论(Realism)的传统，并且该传统迄今为止仍然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内在基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寻找社会领域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规律和因果联系，来探求解释和预测社会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2)感性观察是科学知识发展的基础，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和演绎，而观察陈述是没有理论预设的(观察与理论之间严格区分)；(3)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即科学(及其过程)不带有价值判断；(4)科学的基础基于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

具体到战略管理领域，构成该研究领域正统思想的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和定位学派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注重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例如，由哈佛商学院的Learned以及Andrews等人所设计的著名的“SWOT”分析，以及波特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所建立的产业竞争分析框架，都是典型的代表。在这些学派中，战略管理被看做由企业高层管理者所完成的演绎推理过程，这与早期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关于管理中“预测、计划、组织、命令、协调与控制”的理性思想一脉相承。

注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战略管理研究强调战略理论体系应该具有类似于自然科学一样的严密性，强调探寻战略管理现实中的一般规律。他们坚信，在战略管理中存在着自然的法则，通过演绎推理(或归纳)能够得出所观察到的战略现象中存在的基本规则或因果联系。正是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横截面数据分析等数量化手段一度成为战略管理研究方法的主流。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波士顿咨询公司基于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分析所提出的“经验曲线”，成为战略管理中的一般规律；80年代由战略计划协会基于“市场战略的利润效应”(PIMS)数据库所进行的著名统计研究，则揭示了包括“市场份额决定利润率”等在内的9条一般战略原则(“PIMS原则”)；等等。这些都是遵循实证主义方法论所作战略研究的典型代表。

在战略管理研究中，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影响至深，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战略理论体系朝着系统化、严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随着人们对战略学科本质以及战略问题认识的深化，单纯依赖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弊端逐渐显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因而，战略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引入实在论的观点，借以补充和改进其方法论基础。实在论对实证主义的批驳和修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实在论方法论认为，最好的理论应该是最逼近于战略现实的理论，研究者能够逐渐地逼近对现象的真实描述。实证主义的错误在于认为观察和理论能够严格分开，而事实上观察总是负载理论的。这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有蒙格马利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战略研究方法论所作的总结和展望。他们主张，战略管理研究应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即研究应当是包含了理论的产生、反驳和应用的一种持续的知识扩展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可以不断地逼近战略现实。^[4]

第二，按照实在论的观点，客观事物并不依赖于它们(是否能)被理论描述或经验感知而独立存在，不可观察的现象只要能够为可观察现象的存在性和延续性提供解释，那么它们就是确凿有效的。真正的战略理论不仅要解释事件的规律(如“只要存在竞争优势，就会导致卓越绩效”这种形式)，而且要揭示事件背后不可观察的结构和趋势。一些学者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组织的开放性和战略问题的复杂性，所涉及的大量战略现象实际上都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因此单纯依赖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因果关系的探求是不够的，即经验数据的证实和证伪对于战略理论的发展来说都没有多大意义。因而他们极力主张将实在论作为战略研究领域的基本方法论。^[5]

实在论的方法论对于战略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战略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众多理论都基于实在论的基本假定。其中最为突出的，如用来解释在要素具有相对流动性的市场中企业间为何存在持续绩效差异的“资源基础观”，依赖于企业能够保持其资源构形(resource configurations)这一基本假设前提，而资源构形本身是不可观察的。再比如，由波特所作的竞争战略分类，也是基于实在论的假设。现实中企业各种不同的战略定位，可以用不同的理论加以分类并使之可操作化，但不管理论上如何划分都是不可观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