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对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论基础的冲击和突破

三、建构主义对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论基础的冲击和突破

实在论的引入虽然进一步完善了战略研究的方法论，但其固有的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方法论基础并没有动摇。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战略研究根本问题认识的日益深化，一系列关系到战略管理跨学科特质的深层次问题使得传统方法论的内在局限日益明显。

第一，由于战略研究传统方法论过于依赖单一理性的简单假设，而相对忽视了战略主体选择与行为的非理性、社会性一面，而后者恰恰是战略创造性的重要来源。因而，在传统的方法论之下，无法对战略的根本问题做出完整的回答，使战略的主体性无法充分体现。

第二，传统方法论本质上是“非历史主义”和忽视情境(context-free)的，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在某一特定时段的一系列孤立发生的给定事件。因而，历史演进、变化过程以及过程中特定关系的产生和创造等很难纳入其研究的视野。不少学者都指出了传统方法论的这一缺陷。比如罗斯等人指出，根据“资源基础观”(RBV)，企业的独特资源和能力决定其形成竞争优势的潜力，但用大样本、横截面数据的传统分析方法显然无法处理与资源能力相关的时间、环境背景、作用主体等诸多因素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因为资源、能力本质上是路径依赖和情境依存的。^[6]

第三，传统方法论对过程和趋势采取指向性的观点，即事件和因果关系是线性的、序贯的，强调行为的决定性导因，而较少关注互动作用、反馈效应以及多重性和内生因素的影响，因而面对战略问题中日益明显的内在复杂性时显得无能为力。

这些内在局限性迫使战略研究者重新审视战略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战略实践的深化推动战略理论的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则对研究方法论基础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托马斯·库恩所指出的：“大量的相互竞争的理论解释不断涌现，充斥着对现有理论的不满，求助于哲学的帮助，以及对学科基础和根本问题的质疑……这些都是研究领域范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明显信号。”^[7]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战略管理研究者在方法论上趋向于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认识论假设前提是非实证主义(non-positivist)，具体到战略研究领域，建构主义方法论对传统方法论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1)传统方法论倾向于将战略理论理解为对战略现实的真实度量，而不是研究者头脑想象的产物。例如，“差异化战略”本质上是波特头脑的产物(从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张伯伦处借用而来)，但其一经产生，就被当成了一种内在固有的概念，被看做波特所“发现”的“真理”，而不再仅仅被看做波特思想的形式化。(2)倾向于将从组织局部所得到的观点放大至组织整体，成为组织整体的“现实”。例如，委托—代理理论用委托人的利益取代了组织的利益，再如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代表组织绩效，这实际上是用资本市场上股东的利益取代了组织整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3)忽略了战略作为社会建构的这一重要特征。比如，对“环境动荡程度”的研究表明，“环境的动荡程度”直接取决于企业高层对它的界定，而并不是环境本身。高层管理团队针对环境的行动和态度，会直接产生信号给组织成员，并促成其后续行为，从而最终加剧组织所处的环境的动荡程度。^[8]通过大量基于建构主义的类似研究可以看出，组织的政策、战略以及文化等，都是社会性互动过程建构而来，而不是来自于某一固有的、内在的理论的发现。

从整体上看，建构主义对战略研究传统方法论的冲击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突出强调了战略管理的“情境驱动”本质。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概念、模型、理论等只要在其所产生的情境中被证明是恰当的，那么它们就是有效的。(1)战略管理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理论依循”(theory-dependent)的。研究者所持有的理论立场，不仅支配其基本观点，而且事实上也决定了要解释的研究问题是什么，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以及由什么来构成观察和证据。因此，建构主义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中固有的观念形成挑战，后者认为战略研究是以持有不偏不倚态度、(与客体)分离的、价值中立的主体来进行，以寻求揭示可以明确认识的客观战略现象。^[9]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建构主义者反对方法论上的所谓“发现一般的、普遍性战略规律”的简单化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研究者本质上是“自然”现象的发现者，只要遵循系统、规范的程序和方法就可以消除研究过程中的所有偏见。(2)研究者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价值中立的，即理论本身是话语式的和负载权力的。研究者并不只是单纯观察组织并记录下它们的发现，他实际上是组织实践共同体的一部分，正是这一团体通过一系列的基于规则的对话，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产生出关于战略的知识。因此，战略管理理论是属于特定情境和时空背景的。

第二，进一步从方法论上肯定了战略的主体性。建构主义认为，战略管理者应该被看做一个积极的行动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处理器”和消极反应者。在建构其所处的环境过程中，管理者是一个能动的参与者。

第三，为未来战略管理研究方法基于自身跨学科特质的突破指出了重要的努力方向。建构主义方法论指出：(1)不可能将战略研究者和被观察现象完全分离。研究者所持有的哲学立场，决定了其研究和发现，所谓的战略现实，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2)将战略理论与战略实践完全分离同样无法做到。建构主义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理论与实践是内在关联的，针对战略管理研究所涉及核心问题的复杂性、整合性以及社会情境等固有本质，研究者必须以某种跨学科研究方式参与到战略实践当中，才能真正有利于该领域理论研究水平的深化与提升，这一点对于战略管理这一应用研究领域来说显得尤其重要。^[10]从具体的研究方法看，能够体现建构主义方法论特征的研究方法包括人种学研究方法、制度分析、历史分析以及文本分析方法等。最近几年，国外战略学者开始基于建构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要求，积极寻求战略研究方法的突破，一些崭新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例如，Balogun等人专文介绍了能充分体现建构主义方法论思想的新的战略管理研究方法，包括交互式研讨团体方式(interactive discussion groups)、自我报告方式(self-reports)以及战略实践者主导的研究方式(practitioner-led research)等。^[11]

应当指出的是，战略研究方法论从实证主义到实在论、再到建构主义的演化历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日趋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方法论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战略研究者提出更符合战略管理跨学科特质的新的理论问题，对战略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得到提升，从而更好地适应战略实践深化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