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和思想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

通过立法来纠正、防止不道德的、非法的商业行为，厘清商业伦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之间的界限。早期，商人和教会官员为艺术家、雕塑家和作家提供了各种条件，使他们成为文艺复兴中的辉煌人物，罗伯特·欧文、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等商业领袖，在工业革命对社会产生影响时，对企业责任提出了一种观点。安德鲁·卡内基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来散尽家财，因为他相信财富的获得施加了一种社会责任：

“树立一个谦恭、朴素和避免炫耀、奢侈的榜样；为那些依靠他的人的合理需求提供适度所需；在这样做之后，将他赚取的所有盈余收入视为信托基金，而他只是受命进行管理，而且严格遵守这种管理准则，即以他所知的最深思熟虑的、能够为社会带来最有利结果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这样，财富的所有者就成为了那些比他贫穷的同胞们的托管人和代理人。”^[5]

卡内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商业领袖一样，投身于个人慈善事业，1935年的美国《联邦收入法案》增加了一个允许公司从净收入中扣除5%用于捐献慈善机构的条款。霍华德·鲍恩（Howard Bowen）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们的这样的那些行为准则，应该符合我们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6]与“企业责任”这个概念相近的概念还有“公共责任”“社会义务”和“商业道德”。当然，在强调企业责任的同时，人们也必须认识到，仅仅靠企业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也不能将那些企业无力有效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他们。戴维斯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对企业社会责任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进行了综述。赞成社会责任的观点包括：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利益，提高了企业的公共形象，并增强了他在社会中的合理性；通过社会责任，可以避免政府管制；企业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和专业技能。反对企业接受责任的观点包括：作为股东的受托人，管理者应该使股东获得回报最优化；社会参与成本高昂，而且淡化了企业的首要经济目的；不应该将企业既难以履行又不应该承担的那些责任强加给企业。^[7]

企业拥有利益相关者是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委托人的正当性，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负有责任。1963年进入文献的“利益相关者”术语是由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首先提出来的，并被定义为“中央一些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该组织就将不复存在”^[8]研究者在烟酒公司战略时，对“目标”和“责任”进行了区分。彼得·德鲁克认为：

“如果管理者没有创造经济成果，那么他们就是失败的。如果管理者没有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提供消费者渴望的商品和服务，那么他们就是失败的。如果管理者没有改进或至少维持委托给他们的经济资源的财富创造能力，那么他们就是失败的。”^[9]

德鲁克认为，社区福利的改善只不过是企业管理决策强调经济绩效时的副产品，经济成果是首要的，只有当首要目标实现以后，才会追求社会的或非经济目标。洛克希德航空公司企划员伊戈尔·安索夫认同了彼得·德鲁克的早期观点，即管理者必须将经济考虑置于首要位置，认为经济目标是企业的主要部分，管理者使用这些目标来领导和控制企业，而社会目标只对管理行为产生一种轻微的、有限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被证明对了解处于持续变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企业很有帮助。阿奇·卡罗尔对企业的责任进一步进行了澄清，指出企业4种责任是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以及慈善的，它们既不互相联系，也不是可累计、可相加的。也就是说，利润并不会与其他责任类型相互排斥，每种类型的责任可以互动和重叠。

12.1.4　跨文化管理的兴起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在业务和规模上越来越国际化，迅捷的交通和通信影响着管理者思考和行动方式，管理者不得不与多种多样的异质文化打交道，管理已经跨越了国界，需要解决和处理跨文化的矛盾和事项。

文化有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区别，日本文化就是一个相对同质性的例子。美国则是宗教、伦理相对异质成分的大熔炉，这些因素创造了美国的异质性。管理理论通常是“由美国人为美国人”提出的，但随着跨文化问题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一时期的管理呈现出跨文化的特征，跨文化管理的文献形成了一个始终在开展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信息和技术转移、战略管理，以及企业与政府关系等。这种文化辩护如何影响管理和实践的研究日趋受到重视。吉尔特·霍夫施泰德（Geert Hofstede）概括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权力距离，即个体间不平等程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初期导向与短期导向等。

12.2　人性的演变：复杂人时代的到来

随着时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成为引导人类的三大潮流，世界变得如此扁平，距离缩短了，联系更紧密了。与此相适应，人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也变得更容易满足，支配人类行为方式的因素，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方面的需求，而是多样化的需求。因此，人的思想、情感、态度、动机、行为和需求，不仅仅取决于利益的驱动和唯利是图的经济人算计，也不仅仅取决于社会大环境中社会变化因素的左右，更不容易受政策、形势等政治因素变化的左右，而是在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权衡以后再做出决定。人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复杂人阶段。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过分放大了人的功利性一面，将人看作赤裸裸的经济动物；“社会人”假设强调人追求团体归属感的同时，却否定了个性和独立性，过分否定了人的现实的经济需求，片面地突出人的社会性中病态的一面；马斯洛首次把“人的潜力”和“自我实现的人”等范畴引入管理心理学，强调自我天赋和能力，“自我实现人”的假设，承认个人尊严和自我追求的实现，从而引起了组织理论、激励理论和领导方式理论的变化，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假设，是对应于科学管理时期、早期行为科学和后期行为科学时期，虽然各有其合理的一面，却并非适用于一切人。因为人是很复杂的，不仅人与人之间不同，而且一个人本身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条件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特性也在不断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对于许多现象，过去关于人性的假设已难以解释，管理理论和实践迫切需求对人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和研究。

面对着复杂多样的人的需求的发展，不同的管理理论流派，按照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做出各不相同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在一些基本区别上的差别不大，但仍然各具风采。史克恩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复杂人”人性的假设，是最能够体现这一时代特色的人性假说。按照这一假说，人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高度可变的；人们通过他们的组织经验是能够熟悉新的动机的；人们在不同组织或同一组织的不同部门中的动机可能是不同的；人们能够对各种不同的管理策略做出反应。

根据“复杂人”假设，一系列新的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尤其是权变理论，既不同于X理论，又不同于Y理论，有人把它称为超Y理论。以权变理论为代表的管理理论丛林，广泛地应用到西方社会管理实践中。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有的采取较固定的组织形式效果好，有的则采取灵活、变化的形式效果好。另外，企业情况不同，领导方式亦应不同。若企业任务不明确，工作混乱，应采取严格的领导方式，使企业走上有秩序的轨道；若企业任务明确，分工清楚，工作亦有秩序，应更多采取授权的领导方式，以充分发挥下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善于发现员工的个别差异，因人而异地采取灵活多变的管理方式。

12.3　现代管理理论和思想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

管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活动的历史进程不断演变。当人类进入到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科技革命出现新的气象，管理活动的主、客观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同，对社会活动中出现的矛盾采用的分析模式、解决方式也千差万别、多视角、多维度，因此，管理大师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也就不同，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流派、管理理论丛林。因此，试图用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种理论来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提供解释和指导是不可能的。^[10]这样，管理思想流派纷呈，正是这一历史时代人类活动日益多样化、丰富化、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化的反映，是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不断变化的必然结果。

12.3.1　现代管理理论和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随着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其理论也越来越成熟，相应地一套思想和理论的分析范式也日益规范，呈现出科学化、定量化、模型化的特征，管理理论就需要一套方法论作为支撑。如果说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等阶段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主要注重于调查和实验的方法来支撑的话，现代管理理论就更加注重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来进行支撑。因此，管理理论丛林阶段，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理论这些最新出现的科学研究方法，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系统论是20世纪20年代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创立的，是研究一切综合系统或子系统的一般模式、原则和规律的理论体系。自系统论建立开始，其分析的方法就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科学理论研究和现实社会实践之中，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系统论的运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系统论将人类活动看作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而不是一种孤立状态的个体，并且同一定的社会环境发生着联系的系统工程。它注重系统内整体与个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在处理、解决管理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时，一定要用系统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寻找组织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对症下药，辩证施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是现代管理理论具有的一种重要的、普遍的思维方式。

信息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方法论基础之一。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信息革命的发生，信息渗透到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并且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要素，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的搜集、整理、处理、传递、反馈，信息的时效性、真实性和价值性，成为现代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信息成为现代管理思想的载体，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管理形态——信息管理系统。

控制论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著名的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it Wiener）开创的，它与量子论、相对论一道，以强大的活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在管理、经济、工程、社会、生物等各个领域广泛使用，被管理学家们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进一步深化了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研究。控制论有着深刻的管理哲学意义，它描绘了管理形态和运动规律的多样性，不仅引导管理主体在管理科学研究中开拓新领域，而且促使他们对整个管理世界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控制论揭示了管理过程中宏观、微观、主体、客体之间的种种联系和过程的统一，使得人们从各种截然不同的领域中找到信息传递和反馈的共同特点，寻求交流和控制的共同规律。控制论思维可以突破人们在管理活动中的局限性，为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一把精美的钥匙。

耗散结构理论是1969年比利时自由大学教授普利高津（I.Prigogine）提出的，主要讨论一个系统从混沌走向有序的机理、条件和规律。普利高津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当某个变量达到一个临界值时，通过涨落突破即平衡突变，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走向一种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这种远离平衡状态的非线性区域的宏观有序结构，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才能维持，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由非平衡状态走向平衡状态的过程，是通过输入管理能量，将无序、混沌的结构转变为有序的结构。因此，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运用到管理研究之中，使管理活动产生一种自组织现象。这是管理研究中的一个新突破。

协同论是哈肯（H.Haken）等科学家以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等现代理论，采取统计学、动力学理论，通过类比方法，建立起来的一套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案，研究系统从无序转变到有序规律的理论，揭示在具体性质极不相同的系统中产生新结构和自组织的共同性，揭示合作效应引起而对系统的自组织作用。协同论引入到管理研究中，使现代管理更具理论特色。

突变论是法国数学家雷内·托姆（R.Thom）于1968年提出、1972年确立的。按照突变论的解释，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进入不稳定状态后，就发生了突变。突变论研究的是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任何突变都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系统从不稳定状态转向稳定状态的函数值。

现代科学方法为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论基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将管理活动看成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系统，从而为解决多元化、全球化时代中出现的各种各样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开辟了新的途径。

12.3.2　现代管理理论流派的分类产生差异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是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群星璀璨，各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互相交锋，盘根错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发表自己的看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管理思想的学者，将这一时期的管理理论分为不同的学派。

1961年，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将这一时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众多的管理理论和流派归纳成6个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经验学派、人群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学派、数理学派，从此“管理理论丛林”一词便成为概括这一时期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发展的核心概念。以后，一些学者对孔茨的“管理理论丛林”进行了一些补充，增加了诸如经济分析和会计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工业工程学派等。1980年，孔茨又发表了《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将他原来划分的6大管理理论学派发展为11大学派，即经验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数学（管理科学）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学派、权变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管理过程或管理职能）学派。

美国管理思想家丹尼尔·雷恩将西方的管理理论分为三大学派：第一大学派是管理过程学派。这个学派延续了5代，以法约尔为代表的同一时期的管理学家是第一代，以纽曼、孔茨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是第二代，管理理论丛林时代的管理学家是第三代，系统管理学派是第四代，权变理论学派是第五代。可见，在雷恩看来，管理过程学派是一个跨越不同时期的大家族，也是雷恩很看重的学派。第二大学派是组织行为学派。第三大学派主要指管理科学或数量管理学派。

美国的管理思想家劳德·小乔治把西方管理理论划分为4大学派：传统学派，主要指以泰罗为代表的包括同时代的管理学家；行为学派，主要包括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学家；管理过程学派；数量学派。

管理学家哈罗德·波拉德打破时代界限，完全按照理论的逻辑，将西方的管理理论分为三大学派：工作学派，包括泰罗、吉尔布雷斯、甘特、德鲁克等；经验学派，主要包括法约尔、谢尔顿、巴纳德等管理学家；社会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福莱特、梅奥、麦格雷戈、赫茨伯格等管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

本书作者比较赞同雷恩的见解，但如果将世界管理理论发展全部概括的话，在雷恩概括的基础上，还需要加入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广泛使用的计划管理方法以及融中西文化于一体的且持久显著的日本管理，姑且称之为计划学派和融合学派。

12.3.3　现代管理理论流派产生差异的原因

这一时期对管理流派的分类划分众说纷纭，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是认识论上的差异造成的。孔茨在他的《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中，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很有道理。

一是语义上的混乱。包括管理思想中的一些关键名词，管理学界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人际关系”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仅“管理”一词，定义就有100多个，作者也曾将“管理”定义为“缓和和避免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又如“组织”一词，有人用它来表示一个企业的工作职权结构，即企业中的正式组织；而另一些组织理论家将它看成是一切群体活动中的人的关系的总和，将组织与社会结构等同起来；还有人将组织看做是企业的代名词。

二是对管理和管理学所包含的范围没有一致的认识。有人认为管理学等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范围的总和；有人不同意这些看法，还有人甚至将一切事物都归纳到管理学的范围，这样就降低了管理理论的科学价值。

三是随意曲解或抛弃前人的研究成果另起炉灶，使管理学缺乏前期文献积累。如法约尔、厄威克等将前人的管理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分析和见解，却被后人视为先验的假设加以抛弃；有人借口企业中存在的隶属关系混乱而否定统一指挥原则。这样就容易造成管理理论上的混乱。

四是管理大师缺乏沟通，他们各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按照自己的思维和分析方法，独立进行研究，甚至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管理理论中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多是管理学家们不愿意沟通和相互理解造成的。

【注释】

[1]Nicolo Machiavelli.The Price，trans，Luigi Ricci［M］。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2：49⁃50.

[2]雷恩.管理思想史［M］.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42.

[3]Stephen A.Sass.The Pragmatic Imagination：A History of the Wharton School，1881—1981［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38.

[4]Gerald E.Cavanagh.Ameirican Business Values［M］.3rde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0：209.

[5]Andrew Carnegie.The Gospel of Wealth and Other Timely Essays［M］.New York：Century Co.，1901：15.

[6]Howard R.Bowen.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M］.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3：6.

[7]Keith Davis.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Business Assumption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73，16（June）：312⁃322.

[8]R.Edward Freeman.Strategic Manan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M］.Boston：Pitman，1984：31.

[9]Peter F.Drucker.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4：8.

[10]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267⁃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