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思想

孔子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认识论问题。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这里，孔子根据人们对知识的不同态度，把人分为四等。在孔子看来，有一种人的知识是生来就有的，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而存在的，这种人就是他所谓的尧、舜、文王、周公一类的圣人。这是先验论的观点。

孔子一方面认为有天生的先知先觉的圣人，另一方面又认为有天生的不知不觉的愚人，这两种人都是先天形成，因而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下愚之人，虽然不可能通过教育培养成为社会的贤才，但可以通过德化教育，让其效法贤人，听从贤人的指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除“上智”和“下愚”之人之外，孔子还肯定有“学而知之”的人，并且承认他自己就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的人。对于“学而知之”的人，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获取知识的途径上，孔子认为，这样的人要获得知识，既要取得直接的经验，同时也要善于吸取他人传授的间接经验。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要多听多看，对有怀疑的地方要保留，在言行中这样谨慎就可以少犯错误。他也强调重视推理的作用，“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对一件事说明了一个方面，就应该多去推想其他方面的情况。

孔子长期从事教学实践，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符合人们心理认识活动的经验。他提出，学习时首先应该采取虚心的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他反对缺乏事实根据的道听途说，甚至批评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其次，他主张学习的知识面要广泛，学习的途径也要多样化，对过去流传下来的典籍，要“学而时习之”，对自己未知未闻的事，要“每事问”（《八佾》），要“不耻下问”（《公冶长》）。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别人的长处，要作为良好的经验加以吸收；别人的缺点，也可以作为客观的教训加以对照，如果自己也有，就努力改正。由于孔子坚持这种“学无常师”的方法，在当时就得到了“博学”的称誉。稍后的墨家，虽然反对他的哲学思想，但也承认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

在学习过程中，孔子提倡学与思结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学习前人传授的知识而自己不进行思考，将仍旧停留在混沌迷惘的阶段而不会有真正的创获；只凭空思考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也可能走向危险的道路而一无所成。因此，他极力提倡“温故而知新”（《为政》）。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他也主张多用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即不到学生苦思苦想之后仍有所不理解时，不去进行启发诱导。因此，他教学生时，能根据各人不同的情况，回答问题，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