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论演化及其本土意义

四、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论演化及其本土意义

近年来，国内战略管理研究领域西风东渐的趋势日益明显，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前沿发展引进国内加以吸收、借鉴的速度明显加快。早期比较典型的如波特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理论等，近期则有资源基础观(RBV)、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知识基础观(KBV)，等等。这些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对于国内战略管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不考虑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内在局限性，不顾中国发展特定的制度转轨背景，盲目运用西方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倾向性也日趋明显。由于理论本身所赖以产生的时空背景和市场环境差异，西方的战略管理理论毕竟不能够完全适用于中国企业目前整体发展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如此所产生的现实是情况，要么简单化借用西方理论所给出的解释隔靴搔痒、牵强附会；要么就是理论本身苍白无力，在面对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矛盾和焦点突出地体现在对中国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选择、战略行为等阶段性问题上。比如关于多元化战略的争论，关于企业发展和成长路径的讨论，等等。从这一角度看，西方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演化尤其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对于中国战略管理研究来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既有体现现代企业发展成长进程中一般规律和共性的一面，同时也带有制度转型期典型特征的烙印。不加鉴别地大量运用西方理论于中国企业实践，可能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忽视制度背景对战略选择的影响。只有从制度变迁的背景来观察中国企业的战略及其变化，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其战略行为与战略特质。就中国企业而言，战略的主体性也和西方有明显的差异。管理者不仅仅是西方战略研究意义上的“战略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战略行为和战略选择与制度转型紧密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企业的成长及其相应的战略行为与战略选择本身就是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说法，企业组织(企业家)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受到现有制度框架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它们的战略选择相应地也会影响制度框架本身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进”^[12]。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企业组织(战略主体)更是“制度建构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和西方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情况大不相同的地方在于，转型经济中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常态，制度本身必须作为至关重要的“内生变量”来加以考虑，企业的战略行为与战略选择则是这种多个复杂的内生变量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产物。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及其变化过程中，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战略行为和战略选择不仅仅像传统的战略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单纯由产业条件和企业特定资源所驱动，而且是战略主体在特定的不断演进的制度框架下对各种正式、非正式约束条件的一种主动反应。

从目前乃至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仍然不可避免地在理论和方法上处于“拿来主义”的阶段，西方战略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长期科学积累将继续为我们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提供强大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是，不能因此将中国企业发展以及相应的战略问题所处的特定制度转型背景简单地舍弃掉。战略管理的学科特质决定了它必然是问题导向的，然而更深层次的还不止于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追问：这一战略问题是不是中国特定背景下真正的问题？它和西方背景下的问题完全一样吗？除了符合西方战略理论所总结出的一般规律之外，它还有没有一些特定的属于自身的个性？如果这些特质确实存在的话，它能够用一般通用的战略理论来加以解释吗？等等。如果完全照搬西方的企业战略理论来“套”中国企业的现实，那么就会很容易得出西方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针对日本企业所下的错误结论^[13]。大规模制度变迁的现实背景要求我们必须“抛弃简单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析，而着眼于混合体中的历史演变过程本身”^[14]。鲜活的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不是不需要现代理论的解释，而是需要如何将现代理论与中国的特定背景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使理论本身发挥出更大的解释力量。从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国内的战略研究者应更加重视战略管理的情境驱动本质，更加注重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者在特定背景下所积累的宝贵的“草根”经验，这对未来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注释】

[1]王益民，山东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2]在深入理解战略学科特性这一问题上，德鲁克针对管理学科特性的一番论述显得特别具有启发意义。他指出：“管理学不会，而且永远不会成为一般人所理解的‘科学’。与其说管理学是科学，还不如说它更像医学：这两者本质上都是实践。一门实践性学科从众多真正科学所形成的巨大母体上汲取养分，就像医学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以及其他大量的自然科学那里受益一样，管理学则从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政治学、历史以及哲学处获取营养。但是，也正像医学，管理学是属于自己意义上的一门学科，它有自己的假设前提，自己的研究方向，自己的工具以及目标和测量方法。”

[3]［美］卡尔·W.斯特恩，小乔治·斯托克：《公司战略透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4]C.Montgomery et al.Strategy Content and the Research Process：a Critique and a Commentar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0(1989)：189-197.

[5]P.Godfrey and C.Hill.The Problem of Unobservabl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6(1995)：519-533.

[6]J.Rouse.Rethinking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Isolating Sources of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999)：487－494.

[7]T.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91.

[8]R.Mir and A.Watson.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Case for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1(2000)：941-953.

[9]用比喻的说法来描述这一观点就是，传统方法论将研究过程理解为一个采矿的过程，通过对“客观现象”之矿的挖掘发现存在自然价值的“天然金块”；而建构主义则把研究过程理解为一种雕刻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想象力(或理论基础)与作为材质的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一种“现实的模型”(新的理论)。

[10]P.Jarzabkowski.Strategy as Practice：Recursiveness，Adaptation，and Practices-in-Use.Organization Studies，25(2004)：529-560.

[11]J.Balogun.Three Responses to th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of Studying Strategizing.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0(2003)：197-224.

[12]D.North.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5.

[13]迈克尔·波特曾经用西方的经典战略模式对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日本企业没有战略(Michael E.Porter.What is strategy？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Dec.1996：63)。另一著名的战略学者亨利·明兹伯格则把波特的这一结论讥为“盲人摸象”，认为他只看到了战略的理性一面，而没有看到战略复杂性的另一面(H.Mintzburg.Reflecting on the strategy process.Sloan Management Review.Spring 1999：26)。笔者则认为，很显然，波特在分析的时候并没有将特定的制度背景对战略行为特质的影响考虑进来。

[14]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8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