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研究

一、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的理论渊源

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的理论渊源比较庞杂,它既深受康德和韦伯两位思想家的影响,也深受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影响,还受到了新科学理论的影响。具体言之,这些理论渊源主要包括：

第一,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其基础是康德的著作。格林菲德在其论著中多处流露出康德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秉持了康德的批判精神。康德曾说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批判。而格林菲德则说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伪科学的独裁主义支配得太久的时代,对它们展开全面深刻的批判已刻不容缓。如果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始于对牛顿为代表的宇宙不变论的批判的话,那么,格林菲德则是从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中极其盛行的量化方法和作为它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的“领导行为描述问卷”（LBDQ）那儿,开始了他对系统经验主义范式的最初批判。

二是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深深地感染了格林菲德。格林菲德指出,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对现实（reality）的看法,之所以与系统理论的现实观针锋相对,根源就在于康德对本体界（the noumenal world）与现象界（the phenomenal world）两者所做的二元区分。对康德来说,现实世界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人并不能直接认识它；现实总是被人的解释所掩盖,而解释本身成为了人所反映的现实。因而,人总是在不断地学习着、解释着、发明着他所看到的周围的“现实”。格林菲德认为,康德哲学可以用这样一个通俗的形式加以表述,即“人并不制造（make）世界,但他确实创造（create）了世界”。

三是康德哲学的调和论倾向对格林菲德也有影响。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康德既批判唯物论,也批判唯心论；既批判独断论,也批判怀疑论。康德强调与物质相对立的精神,但并不主张唯独精神存在。康德的这种调和倾向在格林菲德身上也有体现。格林菲德在《重构、再评教育管理学》和《科学与服务》两篇长文中,以及与罗宾斯（Ribbins,Peter）的关于教育管理学的对话中所表现出来的调和论倾向就很引人注目。在这两篇长文中,格林菲德似乎想要化解他与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与“教育管理的功能主义”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主观主义者,格林菲德并不怀疑物理世界的客观性。他用类似于康德的观点指出,“我们存在于物理现实中,但我们并不局限于此,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超越它。”在格林菲德看来,人们确实是以物理现实为其根基的,人们逃避不了、也不应逃避物理现实。但是,在物理现实之上还有其他种类的现实。事实上,即便是物理现实,也只是存在于主观现实之中。

四是康德的伦理观点也影响了格林菲德及其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是一种先验的原则,是一种先天的不依赖于经验的道德意识,是“实践理性”。道德原则既不具有社会的性质,也不计较功利得失,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它自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引起什么结果才有价值。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他应能完全抵御外在的诱惑而无条件地按照道德原则而行动。一个理性存在的人,是一个对道德原则心存敬畏、知道怎样行动的人。从这种伦理观点出发,格林菲德发现,人们在追求一套有关组织的普适的、客观的和“科学的”真理过程中,忽视了诸如道德、价值和义务等方面的很多重要的东西。这种忽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组织科学不具有科学性,它无力处理组织生活中所包含的那些道德的和存在主义方面的问题。

第二,韦伯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理解社会学对格林菲德及其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的影响。在格林菲德的著作中,韦伯无疑是被引用得最多的理论家。韦伯,这位博学的、不朽的日耳曼学者,在组织思想上深深地影响了格林菲德。这正如霍基金森（Hodgkinson,Christopher）所指出的,“对格林菲德来说,韦伯是一个重要的来源。韦伯的理解概念以及同源的诠释学方法论,在格林菲德的论著中都有涉及并进行了阐释。”“他不属于杜威、罗素或者奎因这一阵营,也不在共享了哲学家埃弗斯（Evers）的认识论这一学派之中。更确切地说,他与韦伯有着极大的共鸣。”事实上,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将格林菲德的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看成是韦伯思想在现代教育组织和管理理论中的伟大复兴。因为,格林菲德无论是在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根据时,还是在进一步阐述个人的思想时,都最大限度地依靠和运用了韦伯的主张。这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一是韦伯的唯名论立场成为了格林菲德组织理论的重要基础。唯名论坚信,只有每个人是客观实在,社会仅仅是用来称谓一群人的名称。社会结构的概念或其他形式的超越个人的行为和相互影响的社会事实被认为是没有经验根据的推测性抽象。在韦伯看来,分析自我和分析社会的必要单位是个体人（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所有社会现象和个人现象的解释都必须建立在与个体适合的主观意义上。那些试图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形式做出解释的人,他们的任务也就相应地转换成了对人类意义的解释。

格林菲德认为,韦伯的这种从个体人出发的社会学观点成为了他所倡导的现象学范式与结构功能范式发生冲突的根本所在。格林菲德指出,结构功能范式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相反,现象学范式则是与韦伯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迪尔凯姆的研究路径必然导致一个“共相”的、抽象的和普适性的组织研究。而韦伯的研究路径必然导致一个“殊相”的、具体的和以经验为基础的组织研究。迪尔凯姆的研究路径导致一个绝对的、肯定的组织研究,而韦伯的研究则通向一个充满着现实气息的组织研究。

二是韦伯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加以区分的观点在格林菲德著作中始终得到了坚持。韦伯认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因而其研究方法、探究逻辑也是根本不同的。自然界的意象（images）是由科学家从外部观察角度强加上去的,而社会界的意象则需要理解（understanding）和解释（interpretation）,这就能够也应该涉及行动者们自身的看法。

韦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来自理解（verstehen）行为的知识,一种是来自解释（erklaren）行为的知识。前者依赖于理解,后者依赖于解释（explanation）。对于韦伯而言,理解出自行动者的观点,而解释出自观察者的观点。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外部观察解释行为。与之不同,文化科学家并不是要去发现有关社会结构的最终真理,文化科学的目的在于理解不同的人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并揭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看法是如何形塑着相应行为的。文化科学虽然不揭示最终的真理,但却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身生活的世界。

三是韦伯的价值理论对格林菲德及其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格林菲德认为,对于学校及其管理问题,不能单纯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它还需要洞察、鉴赏、判断和责任。因为,学校从本质上讲就是道德秩序,它要为那些重要的价值服务。这些价值包括从发展阅读能力到培养一个有教养和有文化的人等各个方面。（2）格林菲德批判实证主义研究必然拒斥价值世界。实证主义观点的严重失误是,它将所有的内部状态、直觉、情感和价值都看成是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a）、一种不可言说的自我感情、一种外在性。格林菲德曾批评哈尔品（Halpin,A.W.）完全将事实与价值分割开来,从而掩盖了理论的真实目的。他说,“作为一位区分了目的与手段、价值与事实的真正实证主义者,哈尔品唯一感兴趣的只是管理者的行为及其‘有效性’。至于该行为有助于实现什么目的,那对科学家的哈尔品来说毫无意义。”而实证主义研究中的这种“去价值”（devaluation）,实际上隐藏着极深的价值偏向。（3）格林菲德在与罗宾斯的对话中坦率承认自己十分严谨地运用了韦伯的理性是建立在非理性选择之上的观点。格林菲德在谈及《科学与服务》这篇重要论文时说,他将事实与价值的两分状况带入到一种从事实中进行价值选择的存在主义现实当中。与埃弗斯（Evers,C.W.）和拉科姆斯基（Lakomski, G.）所主张的要尽可能少地进行评价这一看法相反,格林菲德提醒人们应尽可能多地注意和评价事实背后所存在的神秘之物。

第三,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文学艺术认识是指人的情感的、艺术的、审美的和道德评价的认识。它与科学认识不同,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认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类型。用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来把握世界,所看到的就不是数学的量、物理性质、化学元素、细胞构成,也不是经济增长的规律等等,而是美丑、善恶与人的价值关系。科学认识所致力的是普遍性,是用普遍的规律性知识高屋建瓴地解释个别；文学艺术认识正相反,它是用鲜明的个性来体现共性。科学认识一般是以概念和抽象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而文学艺术认识一般是以形象的形式来表达。科学认识遵循的是客观性原则；而文学艺术认识并不强求有事实可验证、实物可对应。科学原理和它的发现者的风格、气质之间不存在特殊的联系,在科学认识中,要淡化自我；而文学艺术则是作者心灵的全盘托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对生活的反映,势必要与自我的表现交织在一起。

格林菲德大学时学的是文学和艺术,并获得了英语和德语文学学士学位。这种大学本科教育经历对格林菲德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一方面使格林菲德初步感受到了世界的复杂、混乱与无序。这正如他本人所言,大学时“所受到的人文科学训练使我确立了这样的观念：世界是一个谜,要理解它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进行彻底的质疑并付出无穷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为格林菲德今后采用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来把握世界,奠定了基础。

格林菲德用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来把握世界,首先是通过转变论文的语言、规范及表达方式而表现出来的。在现代教育组织管理理论中,人们都习惯于用数字、实验、统计、公式来说明组织管理问题,“整个教育管理研究被抛在了一个狭窄的铸模中。”而格林菲德大致从1974年以后就开始用一种哲学的、饱含激情的、无拘无束的、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来表述教育组织与管理问题。这种转换,先撇开具体内容不谈,单就形式而言,就给古板枯燥的教育组织管理研究带来了新鲜活力。在其论著中,格林菲德经常从文学作品中寻找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这在结构功能范式下的现代组织理论家中是极其罕见的。在格林菲德看来,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是一种根本不同于系统经验主义的认识方式。在系统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人们只是通过有限的规则来了解现实的。但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世界的表现（representations）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苍白无力的。文学艺术认识方式不是以一种替补的角色——即更客观的和更强大有力的科学理解方式的替代物——出现的,而是一种真正的不同的认识类型。科学许诺给人们的是“控制”和操纵,而人们也接受了这一错误的、虚假的承诺,紧紧跟随这条狭窄的科学路线。但是,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却抛弃了操纵主义,它强调的只是对现实进行根本的强有力的洞察、理解和鉴赏。文学艺术的认识方式是描述性的、是非理性的,它本质上是被铸造在艺术的、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甚至是新闻的模式之中的,但它同样也是一种非常有力、令人满意和极其重要的理解方式和表达知识的方式。洞察、理解和鉴赏是一种价值取向的立场,它没有明显的逻辑和推理,而系统经验主义采取的是事实取向的立场,它注重的是逻辑,是生产理性（productive reason）。

格林菲德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将艺术看成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科学,因为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有社会科学本身的作用,这种作用本身是十分复杂的,它也绝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想象的那种社会科学。在艺术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上,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艺术不是在扮演一个从较低层次上支持社会科学的角色。有人以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和教育管理的研究,无非是为了说明社会科学中所建立起来的原理,无非是为活生生的现实再增添一点色彩。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为社会科学效力和服务的,如此而已。格林菲德认为,这种看法是极其肤浅和荒谬的。艺术的视角是一种根本不同于科学真理的视角,在艺术视角中,道德问题处于首位。格林菲德深信,“艺术不会如此容易地成为社会科学的奴仆,它不是用增加一点令人信服的证据而支持在社会科学中已经确立起来的命题。艺术更多的是要回答怎样生活的问题。艺术将会告诉那些以社会科学为基础而制定政策的人们,他们还缺少某种东西。如果他们能够采行来自艺术的人文视野,他们的工作将会做得更好。”

第四,新科学理论。在新科学理论的诸多代表人物当中,美国学者库恩（Kuhn,T.S.）和费伊阿本德（Feyerabend,P.）的理论观点对格林菲德及其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

库恩对新科学理论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了范式概念,将常规和革命更替概念应用于科学；二是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来研究科学的发展,提出了科学革命论。这种革命论将人的因素引入科学,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发展。这就使得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向了历史主义。早在1974年,格林菲德就开始运用库恩的有关理论来论证自己的现象学观点并对自然系统理论进行批判。譬如,库恩认为,我们的理论并非只是现实的可能解释,它们是我们看待现实的一套套工具。对于理论的这一本性,格林菲德认为,自然系统论者并不理解。自然系统论者认为,理论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家通过思考所观察现象的最终解释而建立起来的,它通常借助极其复杂的研究方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普遍性理论。而库恩的科学理论告诉我们,理论并非纯粹是由客观对象所决定的,相反,它是范式的产物,是人为的并需社会加以维持的东西。对于理论的这一属性,现象学家不仅了如指掌,而且牢记于心。正因为如此,与自然系统论者总是试图远离日常世界的经验相反,现象学家总是将自己的工作直接建立在日常世界的经验及其理解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相应的理论。

费伊阿本德较之库恩来说,对格林菲德的影响更大。在费伊阿本德看来,要克服科学沙文主义,就必须从现实上实行国家与科学分离的政策,从认识论上确立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事业的思想。费伊阿本德倡导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目的并不是要反对和废除一切国家,建立所谓的“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约”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强调科学应是一种非理性的、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活动,是一种保障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人道主义事业。它在本质上是充满乐趣、自由选择、多元主义的活动。在费伊阿本德看来,倡导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就必须坚决用理论的多元论和方法的多元论来反对理论和方法的一元主义。

费伊阿本德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格林菲德。譬如,格林菲德对于科学与政府和管理者关系的看法,就明显地具有费伊阿本德的痕迹。格林菲德在论及当代教育管理人员的培训问题时指出,科学与政府当局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为它们彼此相互需要,缺少任何一方都将难以有效地生存下去。政府和管理者之所以需要科学是因为科学可以为他们推卸责任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无可辩驳的口实。格林菲德强调,“人们应该问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一个有那么多缺陷的科学能够继续存在?为什么一门并未发挥作用的科学能作为科学受到欢迎?”答案很简单,那是因为科学可以将管理者从价值选择的责任中解脱出来,“选择责任很容易使人受到攻击和伤害。而科学则将管理者拯救出来：是科学在做决定而不是管理者在做决定。这就开脱了管理者应负的责任,同时却赋予了他们一种超出选择的战略上的优势。”

事实上,费伊阿本德对格林菲德的影响,最根本的是体现在其精神上。这种精神在格林菲德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他在费伊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启发和感召下,建构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理论。在1981年至1983年间,格林菲德为反对团体思想（group mind）写下了几篇论文,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教育理论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理论。格林菲德认为,无政府主义组织理论可总结为两句话,一是反对团体思想,拒斥那些超越人类控制和独立于个体的意志、意向和行为之外的各种社会现实思想。个体是行动中的人、有所追求的人、满怀激情的人,他有所畏惧、也有所期待,他终有一死、也难免要犯错误。因此,个体及其将个体联结起来的事件,较之人们用来解释个体与事件的那些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思想来说,就更复杂、更有趣和更真实；二是承认思想本身的混乱和非理性特点。格林菲德指出,无政府状态不能整齐划一地装入一个箱子之中,现实也是如此。人们总是为自己知晓了一点多面性的现实就洋洋自得,就自以为变成了无所不知的上帝。这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解放思想、让思想自由地驰骋的原因所在。格林菲德指出,“组织研究中的无政府主义要点是,当我们自身受到束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解放自己的思想。”

二、关于教育组织管理的人类发明论

格林菲德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组织管理观。一种是自然系统论,一种是人类发明论。前者认为组织管理是自然的客体,是一种真实存在,它既独立于也完全不同于人的行为、情感和目的。这种观点为长期存在的组织管理与人的争论提供了场所：诸如是组织压抑、摧残了人呢?还是易犯错误的人未能贯彻组织管理目的呢?是废除组织,用人道的方式重组组织好呢?还是强化对人的教育,使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并死心塌地为组织服务好呢?等等。格林菲德认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将人与组织管理分离的二元论。它在某种程度上把组织管理看成了类似于人们所居住的房屋。房客可以不断地改变和调换,而房屋除了磨损外,基本结构则是固定不变的。这种不变的结构甚至还能以某种方式影响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后者认为组织管理与个体是紧密相连的,人的意图、价值、习惯和信念是构成组织管理的重要要素。组织管理的改革只有与这些要素联系起来才可能顺利进行。组织的现实性是以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人对组织负有责任,也只有人才能改变组织。组织不是一种单一的抽象物,而是相应环境中的个体在面对自己与他人关系时,所持有的自己能做什么、应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种种不同的认识。“组织是文化的产物,是人这种动物用他的知觉和生命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所形成的。”“组织是被意识到的社会现实,在那里,人们做出决定并采取在他们看来是正确而合适的行动。”格林菲德在多篇论文中反复强调,组织不是物,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ontological reality）,而是一种被发明的由人类创造的社会现实。

格林菲德指出,在评论他的现象学观点的诸多学者当中,卡伯特森（Culbertson,Jack A.）无疑最准确地把握了他的思想。卡伯特森认为,格林菲德的中心思想是不能将组织与星体这类客观现象等同起来。而毋宁说,组织是社会的发明,在那里人们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着解释。组织并不像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思考、选择或者行动。而毋宁说,是个体在思考、选择和行动。组织并不受科学法则所支配,而毋宁说是受人的意图和决定所指导。格林菲德强调,那些主张“社会科学秘诀”（social-scientific secrets）能够解释“组织是如何运行的或者政策应如何制定”的学者,充其量是沉溺在早熟的希望之中,从最坏处说则是陷入了错觉的泥潭。格林菲德对卡伯特森的这一看法评价甚高,认为这是对他长期以来苦苦维护、竭力阐发、努力拓展的观点的公正且极具洞察力的总结。

在《关于组织的理论：一种新观点及其对学校的影响》一文中,格林菲德用对比法,将人类发明论与自然系统论从哲学基础、社会科学角色、社会现实的基本单位、理解的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对照分析,从而既详细又深刻地论述了组织管理是社会发明的观点。

格林菲德指出,人类发明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并不否认世界是存在的这一事实,在这一点上,主观主义与实在主义并无什么不同之处。它们的区别在于,当实在主义认为世界可以如其本来面目加以认识的时候,主观主义则主张世界只能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当自然系统论认为组织管理是一个具有人类属性的可观察的实体,是一个能回应并适应其环境的有机体时,现象学范式则认为组织管理是由人们在思考它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被发明的社会现实。

格林菲德认为,人类发明的组织管理观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科学虽然没有物理科学可直达客观现实的本事,但是社会科学的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很多在物理科学中无法进行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却能进行,物理科学所秉持的不少清规戒律在社会科学中也没有什么作用。社会科学家能够融合并采取一种解释行为的行动者（actor）观点。格林菲德批判了自然系统论所信奉的社会科学观。他指出,自然系统论的科学观本质上是科学主义的,虽然自然系统论者也将这种科学称之为“社会科学”,但究其实质而言,它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而格林菲斯,一位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曾忘形地将管理科学与一系列的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的成就相提并论,他如此讲道,“管理行为理论将使这样一个想法变成现实,即用一个统一概念使那些表面看来互不相干的行为贯穿起来。科学的伟大任务是注定要将‘秩序’强加给宇宙。譬如,开普勒定律就是强加给太阳系行星的一套关系。在这一定律的框架之内,行星的运动可以认识,它们的位置可以预测,而秩序对于任何想探寻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也正是教育管理领域中理论的伟大任务。”格林菲德认为,这种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的观点,事实上是盲目崇拜和迷信科学的结果。“我们对那种宣称组织与管理的通用科学即将来临的看法,应以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加以审视,这是时候了。”

人类发明的组织管理观将研究建构在个体之上并致力于理解环绕个体的身边世界的种种解释。由于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的组织资料之上的,而这些资料又势必受到人的目的、意图及当时处境的过滤与处理,因而,科学研究的目的,应是不断理解人们解释现实的种种时空差异性。同样地,组织管理也只有从人们的行为信念出发才能得到理解。如果要理解组织管理,就必须理解组织管理活动中的人,理解他们所持有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适合做的种种想法。我们并不期望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达成共识,持有完全一样的观点。事实上,正是信念结构上所存在的种种差异,才为我们认识这些观点提供了可能。人们通常不会以一种陌生的、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观点,但要真正理解它则离不开其他观点的对照和支撑。这样一来,理论就成为了洞察、理解人的行为的一套套意图。正如人的意图和理解是纷繁复杂的一样,对它们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在人类发明论的观点看来,那种认为集体是基本现实及其存在于社会及其组织管理之中的观点,未能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从假定的最终社会现实这一预设出发,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阐述社会现实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或者应怎样改变社会现实从而使它们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看法,更是不足信的。

人类发明论认为,理论与研究、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的。理论必定产生于研究过程本身,并且与研究资料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理论和研究不仅取决于所解释的对象,而且也取决于谁在解释及其用什么来解释。当自然系统论倾向于用实验方法来建立各种变量间的关系时,人类发明论则把研究目的指向于处理特定情境中人们的经验,其优选的分析工具是案例研究、比较法和历史法。格林菲德认为,这些方法在韦伯所建构的组织分析的理想型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运用。理想型实际上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特定时空背景中的社会情境的意象（image）,人们如果用这种意象来对照分析有关组织管理的种种不同观点,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组织管理,理解组织管理中所发生的变化过程及其各种差异。这种理论和研究指向,势必导致一种语言研究以及语言所涵盖的理解世界的类型研究。这种研究指向还势必导致一种重视协商的过程研究。须知,就人们应关注环境及其组织管理中的什么问题这一点来说,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存的答案,而是依靠协商而逐渐明确的结果。

人类发明论将组织管理转换成了有意义的个体行为。组织管理本身并不思考、行动,也不存在目标或者做决定的问题。只有人才如此。不过,人在思考、行动和做决定时也并不是全都按照预想目的进行的。这样一来,那种将组织管理看成是维持秩序的必备工具的观念就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组织管理成为了人类意识形态的特定表达。就这样,自然系统论者眼中的秩序问题就变成了控制问题,换句话说,组织管理问题就不再是应如何维护秩序的问题,而是谁来维护、怎样维护以及将会造成什么后果的问题。这种观念在人们大脑中所形成的意象就是,组织管理再也不是维持秩序的工具了,而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战场。在那里,人们力求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强加给他人,并获取对组织管理的控制权。

人类发明论认为,组织管理病变必然是由个体所抱持的相互冲突的信念引起的,而不是像自然系统论所主张的那样,只是一个结构问题,只是一个对环境、对所服务的最终目标、对个体的需要适应不良的问题。人们常常错误地以为,只要改变组织结构,就能达到治疗组织疾病的目的。格林菲德认为,这种观点无疑是在漠视组织管理的复杂性,无疑是在否认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组织的人类行为。“我们越是仔细地察看组织,我们就越能看清组织是种种不同的人类意义的表达。我们努力改进组织的重点不应当是‘改变这一组织结构能做什么?’而是‘在那些有关的人员当中,谁的意图决定了什么是要做的合理的事?’改变组织的任务,首先依赖于个体在现存组织中所看到的种种现实,其次依赖于他们所接受的通过社会行为而能实现什么或者应实现什么的种种新观念。对于这两者,我们都知之甚少。显然,我们只有先弄清了前者,才可能弄清后者。”

三、关于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的十个命题

格林菲德在组织管理是人类发明的社会现实这一理论基础上,系统阐发了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十个命题表述如下：

命题一：组织是对社会现实的定义。一些人凭借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可以做出这些定义,而其他人对这些定义必须引起重视。组织是人们将愿望转换成社会现实的机制,但这种转化机制却存在于个体身上。当个体力求将他们自身的需要或者信念转变成对现实的定义,而其他人又必须接受这些定义,且认为它们是正当的、是行为的根据时,人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转换机制在起作用。这种组织观念虽然依赖于个体携带给组织的意图和目的,但并不强求所有个体都共享同样的意图和目的。相反,这种组织观念要求人们努力发现个体携带给组织的各种不同的意图和目的,因为它们是组织的重要组织部分。人们应努力探寻不同类型的人们在组织目的上所存在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与他们获取资源的权力大小联系起来。尽管这种组织概念允许人们谈论某些个体的信念及其需要,也允许人们探索这些个体是如何利用他们的地位优势来使他们的观点成为了支配性观点的,但人们无须将这些支配性观点看成是“必不可少的”、“充满效率的”、“令人满意的”,甚至是“功能优化的”。这些支配性观点本质上只是一种发明的社会现实,它适用于一时但管不了万世。由于人们的需要和信念总在不断地变化,因而,这种主导性观点也就很容易被重新定义。

命题二：组织是由人建构而成的,人必须对组织内进行的一切负起责任。组织是自然秩序之外的东西,无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组织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既然如此,人们论述组织的起点就不是组织本身而是人。人是讨论组织的出发点。格林菲德在人的问题上持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为从事其他活动打下了基础。总的讲,人具有较高的天资,富有创造性。但不同的人又表现出差异。有些人能完成其他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这种创造性、正是这种积淀起来的成果、正是这种兴趣和能力上的差异,最终诞生了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人们做着不同的事情,过着不同的生活。有设计金字塔的人,也有将金字塔作为自己安息之地的人；有驱赶他人干活的人,也有被驱赶将巨石运到指定地点的人。人要么主动去做很多事,要么受人指使被迫去做很多事。正是这种能做很多事情的人,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中创造了社会世界,创造了他身边的组织。一个组织实际上就是一群人的结合体,它具体规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生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组织中度过的；他们之所以在那里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想去这样干或者被迫这样干。人们依靠影响力、劝说及其超人的意志,不断地和富有创造性地重写着社会现实,进而改变了组织。人正是在这种持续的活动当中,不断地创造着和重新创造着社会现实。对有些人来说,组织是沿袭下来的,它像铁笼一样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对有些人来说,组织从来就不是沿袭下来的,因为他们本人就是新笼子的设计者,对这些人而言,组织意味着的不是限制而是机会。人就是在这种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过程中,表达了自我,形成了自身的生活、社会秩序和组织。

命题三：组织是意志、目的和价值的表达。组织本质上体现了人们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或者他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组织是人的存在模式,它为人提供了行动的准则。组织也是人们生活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是由人所制定的,它们既对自身发挥作用,也对别人产生影响。只要不断地追问存在模式是怎样随着环境变化的,人们就可以将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区分开来；只要能够认识到组织是人们付诸行动的生活规则,人们就可以逐渐理解组织的真义。组织的影响力取决于人类行为的转换能力。人们之所以思想、存在并行动,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人们如果要想理解组织,就必须理解目的是怎样变成了行为的,就必须理解一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是怎样引发了其他人的目的和行为的。组织并不控制人而是受人控制的。传统的组织科学竭力探寻的是一种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有关组织的控制机制,这种机制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手段,依靠它,组织的意志可以强加于人的目的之上。但是,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控制人的独立的外部机制,也根本不存在一种既能为他人着想又能发挥自身作用的团体思想。所谓学会在组织中生活,实质上就是学会使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和使自己服从他人的意志。从其最深层的主观性现实上说,组织本质上就是思想、意志、目的的外在表现。因而,组织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要理解人的思想、意志、目的与意义。

命题四：组织不是凝固不变的存在,而是体现为一种不断形成的过程。世间不存在一个关于组织的恒定不变的绝对现实,组织总是以一种不断变化的形式而存在。组织既是行为的结果,也是行为的原因。人们在原有的组织背景中开始行动,努力奔向他们所冀盼的美好未来。社会现实总在不断地被创造着、重塑着,过去的变成了现在,而过去和现在又共同地构成了未来。

命题五：组织是自由与强制的关系。组织作为一种发明的社会现实,它不仅能被创造,而且也能加以操纵。而这种观念的创造和维护,就构成了世人所理解的领导和管理的基础。那些适用于系统、有机体以及物理现象或者生物现象的生产隐喻和技术控制隐喻,并不能用来理解组织。人们需要有新的隐喻来描述组织。在这里,最重要的也许是,人们在思想上首先必须摆脱系统平衡观念的影响。在系统平衡观念看来,系统要保持平衡就一定要对仁慈的环境控制做出回应。格林菲德提议用“Bonsai树”的隐喻来描述组织。他认为这一隐喻对于教育来说尤为贴切。他说,显然,园艺师不会放任幼苗去“充分发展它的潜能”,相反,园艺师要以他本人对树之潜能的看法来规范树的成长。园艺师总是不停地修剪着树,直到它显露出了他所期望的那种形态为止。园艺师的任务与领导者或者管理者的任务之间的不同是,树木不会自己学习,而人却能。这种差异就成为了组织及其人类文化的来源。

命题六：组织就是谈话、机遇和经验。格林菲德认为,在组织管理思想方面,理论家们所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管理常常被构想成某种远离人的生活、爱、性、成长、自我、冲突、成就、衰败、死亡和机遇的东西。但是,如果按照人们体认（experience）世界的那个样子来理解世界,那么,我们就会渐渐明白,人们所接受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他们所发现的世界。每个人既生活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同时也得与他人相处,也得与他所生活的世界相处。组织管理是在我们与他人交谈、与他人发生关联时产生的,我们需要与他人互通信息、加强接触、增进了解,而这样做往往使我们获得了对他人的控制。事实上,人是有很多选择的,他们可以做必须做之事,也可做那些能做之事,还可以做他们想做之事。他们可以采取行动,也可以保持沉默；他们可以充分享受快乐,也可以断然放弃快乐；他们有机会超过他人,也可能屈从他人。人正是在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中成就了自身,也形成了称之为组织管理的这种社会现实。组织管理作为秩序,可以是强加的,但常常更是自我接受的；组织管理既为人们带来了规则和惯例,也可以为人们带来变化和革命,甚至是混乱和湮灭。组织管理是生活的模式和察看世界的方式,作为一种指导生活的规则,它既可以是人们自己选择的,也可以是他人为我们选择的并为我们所承认的。总之,组织管理与生活、经验是不可分离的,这种将组织管理与生活、经验内在联结在一起的存在性现实,也是用纯粹的逻辑形式所无法认识和表达的。

命题七：人是先行动,然后才对行为加以判断。不管事实是什么,它的重要性都要次于人们对它所做出的判断。譬如,众所周知,吸烟可引发肺癌。但是,人们在吸烟时却拒绝将这一特定的“事实”运用到自己当时的存在性现实中去。对于这种行为,理性主义者往往难以理解。可是对抽烟人来说,吸烟是十分正常和自然的行为,它甚至还是一种日常仪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理性主义者未能领会的是,事实根本就不决定什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人在决定着事实。任何管理者,一旦盲从地仅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那必将被他们的行为所激起的大漩涡所卷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应然”并非来自“实然”。事实只是事实,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人的行动常常是兴趣引发的,而不是事实所决定的。

命题八：组织本质上是用符号编织的、用语言表达的对现实的定义。组织是一种对个体应怎样行动的定义,它既是他人为个体所设置的情境（context）,也可以是个体为他们自身所设置的情境。人生中的你争我斗,实际上就是要在这种种定义之间分出高低优劣。人们可以用语言这种相似的现象来理解组织是情境的这一观念。语言在人们理解现实的过程中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通过语言,人们能够控制自我,控制他人,控制整个物理世界。语言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可感的实体,人们无法当面地触摸它。它是以一种情境、以一种意义的框架的形式而存在的。正是这种存在,人们才可能说话、交谈。一种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组织与行为之间。组织就是情境,就是可能性；而行为是具体性和特殊性。语言是用来交谈的,而组织是用于行动的。行为是指向他人的,它需要一个意义的情境和能使人理解的情境。人们通常所说的组织结构,本质上是由行为与交谈所形成的,而且也是为行为与交谈所必需的。结构只存在于具体的行为与交谈之中,为使交谈与行为能够持续下去,为它们设置一个情境就必不可少了。人们为他们的行为所设置的情境,就是组织。有人认为,语言是易变的、模糊的,缺少精确和逻辑,它是人们理解经验、理解组织的障碍。但也有人认为,语言是理解事物的唯一途径。格林菲德指出,这样那样的符号和语言是人们能够接近别人经验的唯一途径。人们运用语言给自己的经验命名,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和理解他人。“假若语言既限制了我们的现实,同时又创造了现实,那么组织的研究者在尽力理解组织时,就只能像他人一样使用语言的模糊性、易变性和丰富性,舍此别无他法。在某种意义上,语言使我们理解了组织,而组织也使我们理解了语言。”

命题九：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技术,它能促使组织实现为之服务的目的。人们能够行动,而组织能做什么呢?个体能绘画、写诗、解二次方程、在开学典礼上唱国歌,等等。但是,这些行为真的就实现了组织目标吗?只要组织是价值的表达和存在的启示,那么,这些行为就不可能实现了组织目标。因为,价值与存在总是践履着的,而不是可以获得的。这就正如公正乃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一样,人们可以追求它,但不可能获得它。组织与行为的不同在于,组织告诉人们应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昭示什么是最好的道德秩序,设计人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当然,这些告诫、昭示、计划都是人为的,都是在某一情境中为行为所设置的模式。这种模式规定着人们以某种方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实现个人的意图。在组织内部,人们所忙于的各种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表现自我,或者是为了控制他人。个体一旦决定了他们应达到的最终组织目的,那剩下的为之争论不休的就不再是做什么的问题了,而是怎样去做。对此,打破僵局的唯一选择也许是,承担起所从事活动的责任,承担起所跟随的趋势的责任,承担起指导生活的社会理想的责任。

命题十：在培训管理者方面,除了给他们一些有关宇宙的和他们自身生活的先验的想象外,别无他法。教育组织管理的结构功能范式许诺,教育组织管理科学可以为实际工作者解决种种难题。任何一个人,只要学习了他们所开列的教育组织管理科学,他就可以成为一名成功的管理者,成为一名有作为的校长。但是,格林菲德认为,这如果不是在有意欺骗实际工作者的话,那就一定是极其严重地过高估计了组织管理科学的作用。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获得一个像牛顿定律那样的科学,从而精准地解释组织内的人的行为,也没有获得这样一种技术,从而决定什么价值是最好的价值。格林菲德认为,人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培训。培训并不是像格林菲斯等人所强调的那样,重在技术技能的培训；培训的价值也不一定通过所谓的“科学”才能体现出来。培训的价值重在批判与反思。培训应是一种思想培训,从而从根本上帮助管理者认识他们的行动假设和思想信念；培训应是一种生活培训,只有能够洞察生活的人,能洞察到生活中的讽刺、快乐和悲剧的人,才适合成为管理者；培训应是暂时的“隐退”（withdrawal）和沉思（contemplation）。管理者的培训应是一种哲学性的隐退和沉思,这样就可以使他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察看更重大的问题。管理者总是容易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蒙住眼睛,看不到其他现实的存在和价值。管理者从他的当下现实中暂时地退隐出来,这有利于他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复杂性和其他一些管理措施的存在价值。

四、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批判

格林菲德所创建的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既是理论建构的产物,也是思想批判的结晶。格林菲德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理论追求产生怀疑,进而走上了一条持久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艰难历程。格林菲德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批判,不仅深刻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教育管理科学的本质,而且也使人们进一步理解了由他所创建的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的基本思想。

首先,格林菲德重点批判了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所信奉的科学观。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科学观主张,管理科学是中立的,是价值无涉的。事实与价值是泾渭分明的,事实就是事实,价值就是价值。管理科学只研究事实,不研究情感、价值,不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科学通常成为了技术。它使管理者能够实现组织目标,并使人们幸福快乐、情绪高涨、富有创造性。”格林菲德认为,这种管理科学观具有如下四个缺陷：一是管理科学并没有像科学那样发挥作用。管理科学没有增进人们对组织的理解与控制；二是管理科学忽视了权力关系,对实质性的教育问题视而不见,尽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管理问题”；三是管理科学将它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组织上,而不是集中在行使权力与做决定的经验上,不是集中在管理的现象学现实上；四是管理科学舍弃了人类选择和理性研究当中的价值。管理科学主张,决定问题完全可以用理性的逻辑的术语加以解释。这使得管理科学在客观和公平的伪装之下,能够暗中处理价值问题。

格林菲德指出,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科学观,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它势必把教育管理研究带入到一个单一的狭窄的羊肠小道上去。为此,格林菲德提出用一种广义的科学概念来取而代之。这种广义的科学概念不再仅研究事实问题,而是承认价值说明了人类的状况,承认价值是日常生活和管理中各种行为的动力。“当然,存在着一种科学家不仅是现实的观察者而且也是现实的解释者的广义科学概念。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称之为的科学真理内含了人类的兴趣及其种种可能的偏见。我认为,这种广义的科学概念在教育管理研究中是适用的。而且,它们实际上已开始运用于教育管理研究,至少有一些赞成使用不同观点的少数派已开始这样做。”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重要辩护士威罗尔（Willower,D.J.）认为,管理科学可以使我们愈来愈逼近社会现实的普遍真理,从而更有力地控制社会行为。而格林菲德认为,科学就是辩论（argument）。“在我看来,科学——如果我仍可以用这一术语的话——就是辩论。在那里,每个想发表自己看法的人,都可以找到某些思想、事实和意义。这种辩论可以使最初的洞见更完整、更深刻、更具说服力。”格林菲德强调,广义的管理科学概念将把管理科学看成是具有价值并从属于价值的科学。这种广义的管理科学观将彻底摈弃决定和组织本身可以为科学所控制的观念,科学不再是为了更强有力的控制,而是赋予人们一种更深刻的洞察。格林菲德指出,与这种广义的管理科学概念相关的一些亟待研究的问题是：（1）组织这种社会现实是怎样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的?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和其他人做出了什么贡献?（2）在管理现实的形成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何在?（3）管理者的品格异常重要。人们可以用传记和个人史来研究该问题。（4）法律是建立在价值冲突的仲裁之上的。法律的方法值得仿效,法律知识的本质值得学习。（5）必须更加全面地思考价值的本质以及价值的恰当性这类哲学问题。在管理事务中,什么东西构成了好或者对呢?而管理者又是怎样形成这种认识的呢?（6）什么构成了好的或者对的管理行为这一问题,不能由它们本身简单地回答,而必须将它与相应的情境、特定的教育问题和政策联系起来加以考虑。（7）必须更深入地理解管理这一职业。（8）必须理解组织中的领导与被领导这一存在性现实,必需理解权力的运用与决定的整个形成过程。

格林菲德在一篇题为《科学与服务》的重要论文中,总结了他近20年来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所做的种种批判。这些批判主要是：

第一,事实与价值的分立观。如何看待和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是各种教育管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每种教育管理理论都必须阐述它们对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而正是这种看法,成为了人们识别教育管理理论本质的重要依据。在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所信奉的实际上是一种分立观。这种分立观极其错误地和不幸地割裂了事实与价值。当该运动试图将教育管理专业实践建立在一个纯粹的事实取向的科学之上时,这种事实与价值的分立观所隐含的严重弊端就被带入到了教育管理之中。

第二,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是反历史的（ahistorical）,它将过去那些本身颇有价值的教育管理知识和观点通通扫地出门。事实上,当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割断了它与法律、历史以及哲学研究的渊源时,它也就狀害了教育管理本身。

第三,教育管理理论运动虽然重视数量化研究,但对统计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却缺少耐心。“统计软件包”和计算机决定了研究设计和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这种由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所快速建立起来和轻轻松松获得的教育管理科学,人们流露出了明显的不满情绪。

第四,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在开展了20年后,人们对作为该运动知识基础的实证主义科学的不充足性,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1979年,格林菲斯论及了教育管理领域所存在的种种“理性混乱”,而米克洛斯（Miklos）在系统研究多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教育管理研究又开始回归到更加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上来。格林菲斯甚至指出,在教育管理研究中,研究者确立一种“范式多样化”假设,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合法的,它是获取教育管理知识的又一条重要路径。

第五,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代价就是,那种更加适合于用来认识管理者的人文研究信念已丧失殆尽。在日常工作中,研究者的研究成为了一种指向于他们所研究的科学的工具。尽管这种科学信念最终是减少了,但是,伪科学作为一个职业提升的路径,在很多志向高远的管理者那里仍在发挥着作用。

第六,如果说管理的实质就是鉴赏（appreciation）、判断和平衡（balancing）,那么,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倡导者们显然是用组织研究置换了管理研究。在理论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组织问题主要是一个结构问题,而管理问题也主要是要解决一个结构问题。结构及其功能是管理科学应关注的实质性问题。这样一来,管理科学就与学校的现象学现实、管理者的现象学现实和管理的现象学现实脱节了、毫不相干了。

第七,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承诺与假设并没有从当代教育管理领域中消失,它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实现形式。譬如,在过度追求学校有效化运动中（the school effectiveness movement）,人们只强调程序,而对教育目的和手段缺少判断和反思。正是在大量推广这种学校有效性的程序当中,伪科学死而复生了。

第八,重思管理研究课程的时刻即将到来。教育管理研究迫切呼唤恢复那种在法律、历史和哲学中所存在的更为自由的研究。社会科学将继续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教育管理,但它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彻底摆脱那种在理论运动来临之后,由实证主义的盲从者们所强加给社会科学的狭隘观点。

第九,由于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影响,管理者通常只看重结构、形式、工具和手段的作用,至于教育目的的重要性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格林菲德指出,一个优秀的和富有洞察力的管理者,必须既重视手段、工具,也重视目的,必须分析和反思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交互关系。诚然,教育管理研究应力求概括,应具有多方面的适用性,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问题指向（issue-oriented）的研究。

五、对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的追问与反思

上面,我从教育组织管理的人类发明论、十大命题以及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批判三个方面,对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做了初步分析和讨论。下面,我们拟就格林菲德为何会走上一条创建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的道路以及如何评价该范式这样两个问题予以简要讨论。

格林菲德的整个学术生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作为“客观主义者”而存在的时期,一是作为“主观主义者”而存在的时期。他的论文也基本上可以划归于两种类型：一是属于结构功能范式,一是属于现象学范式。格林菲德自1961年在《阿尔伯塔教育研究》上发表硕士论文改写稿《影响学生成长的教师领导行为》开始,到1991年撰写《科学与服务：作为一门职业的教育管理的形成》为止的30年间,一共发表了60余篇论文。其中, 1974年以前发表论文27篇。这些文章大都归属于那些年里教育管理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的、量化的传统之内。他的硕士论文《教师领导行为及其与学生成长的关系》,重点研究的就是领导能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研究不是“研究”,而是在某种标准的规范下机械地进行测量,然后将这种测量结果与其他的变量联系起来。他的博士论文《教育系统分析：学生成就的因素分析与方差分析》,是硕士论文的拓展,使用的方法同硕士论文如出一辙,仍是量化方法。1974年以后,格林菲德总共发表了33篇论文。这些论文与前期的那种以实证主义为指导而撰写的论文已迥然有别。格林菲德引以为荣的都是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

格林菲德为什么会走上创建现象学范式的道路?换言之,格林菲德为什么会从一位客观主义者转向为一位主观主义者呢?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讨论。关于该问题,格林菲德尚在人世时,就曾有不少人当面问过他。有人就追问“格林菲德为什么不能遵守那个唯一理性的、受人欢迎的系统——经验论范式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呢?”还有一些人就更直截了当地问格林菲德是怎样从那张密不透风的实证主义大网中挣脱出来的。对于这些发问,格林菲德当然都有回答,但大多数解释都比较简短和间接。鉴于该问题对于理解现象学范式很重要,我在综合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初步做出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这与格林菲德早期的生活经历有关。格林菲德小时候成长于一个普遍表现出“左”倾意识的对抗性环境中,由母亲抚养成人。他的母亲对她所遭受的种种社会不公正,有一种异常强烈的社会义愤感。这一切在幼小的格林菲德心灵上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年幼的格林菲德很早的时候就具有了一种社会使命感,立志拨正社会弊端,实现社会公平。

第二,他的大学本科教育使他初步感受到了世界的复杂、混乱与无序,这应该说是格林菲德走上创建现象学范式道路的前提和背景。事实上,格林菲德在大学时期就产生了某种类似于他在1974年的著名文章中所阐发的想法。只是这一时期,这种想法在他身上还相当地模糊,还没有自觉自主地认识它、把握它。如果这一看法能够接受,那么,我可以进一步讲,与其说格林菲德是在从实证主义者向主观主义者转变,倒不如说是在向他早期的主观主义经历回归。

第三,格林菲德在小学和大学的管理经历,为他走上创建现象学范式提供了诱因。格林菲德在一所小学做过教师和一年的副校长。在那所学校里,他曾为两位校长工作过。然而,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竟没有一位校长能使他带有感情。“这位校长曾是前任校长的对手。他非常爱寻衅,总是直来直去,只看重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前任校长是一位无能的放任主义者。他对学生十分专制甚至很残酷,对教师则漠不关心。我想这是我初次开始思考管理者做了什么这一问题。”格林菲德在大学担任系主任的记忆更是影响了他关于组织、关于管理和领导的观点。在做系主任期间,格林菲德身体力行、尽心尽力,工作十分出色,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就在这时,他碰到了一件对他极具伤害的事情。当他完成了系主任的第一个任期,正着手准备第二个任期时,一位资深的学者却要他下台,并威胁说如果不这样,那就走着瞧。格林菲德说,“这是我第一次遭遇组织的现实政治,当然,这把我给惹火了,并使我一步步地错了下去。我本可以被劝说离开那个职位,去做我真正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认定他错了,他没有那样的能力。即使他有,我也不打算自动下台。后来的几个月真是难熬。他是一个老于此道的政治动物,他善于寻找关于我所作所为的足够多的反对意见,并大加渲染。后来是全系人员包括教职员工、学生进行投票选举。我虽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但我觉得并不满意。于是,我退却了。”显然,这一事件对格林菲德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注意到,正是在此前后,格林菲德撰写了《作为发明物的组织：再思变革的假设》这篇重要论文。尽管我不能同意,有些人说格林菲德之所以写这些文章,之所以会走上主观主义的道路,那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管理无能做遮掩,要与向他争夺系主任之职的对手进行报复。但是,我也不能说格林菲德的思想转向与这一事件就毫无干系。

第四,德国访学经历是格林菲德走上创建现象学范式之路的契机。格林菲德辞去系主任之后,先去了阿尔伯塔大学,然后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最后去了德国。在德国,访学虽然仅仅只有四个月,但却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全新环境,从而使他有可能暂时抛开现实的束缚,重新思考过去所碰到的一切。格林菲德在德期间读了很多书。其中,对他影响特别巨大的应首推马克斯·韦伯。用格林菲德自己的话说就是,“被引入了马克斯·韦伯的世界”。

第五,对实际管理者遭遇的关心,与对逻辑实证主义本质的反思,更是加快了格林菲德迈向现象学范式的步伐。格林菲德是一个极有良心和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总是对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管理问题忧心忡忡,对教职员工所遭遇的非人待遇总是义愤填膺。格林菲德曾经说过,“在培训实际管理者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总是将自己看成是最科学的……这就有可能使我们用自以为是最佳的,然而可能是最有害的——按今天的价值观看,毫无疑问是不道德的操纵方式,去粗暴干涉教师和管理人员。”格林菲德指出,备受人称赞的“领导行为描述问卷”,实际上就是一个毫不考虑校长、学校管理人员需要和情感特征的不道德的典型研究。在客观主义岁月这一时期,格林菲德原本是极其信服逻辑实证主义的。但是,面对异常复杂、多变的日常世界,格林菲德开始慢慢地怀疑起逻辑实证主义的妥洽性、合理性来。“在那些假定为客观的方法中,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成分”,那些“采用量化方法的研究者在消除误差的同时又制造了错误”。“逻辑实证主义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萎缩的世界画面。它给我们一种操纵以致控制现实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许诺多于它实际的效用。其结果是,它遮蔽的东西远比它所揭示的东西要多。”

总之,格林菲德后期之所以会走上一条创建现象学范式的道路,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里有必然的因素,但偶然的条件也不能小视。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事实上,关于格林菲德的思想转向问题,可以也应该从他的整个一生以及他所处的那个特定背景去寻找。

格林菲德在提出他的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之后,就受到了多方面的误解,特别是他的对手的谩骂和诽谤。格林菲德后来在回忆起1974年那篇论文的有关遭遇时,曾说,“那篇论文开始并不是以学术性方式讨论的。我发现了我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某些东西：它的卑劣、僵化与狭隘视野,它的保守性、对不同意见的敌意和谩骂,这一切均构成了一种人身攻击。有些人并未读过此文,却声称他们知道文章里写的是什么。我知道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一些关于我的管理能力以及丢失领导职务这件事的流言蜚语也开始出现。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围攻并且孤立无援。”对于格林菲德的对手所做的形形色色的批判,罗宾斯指出,如果冷静地抛开那些纯粹是出于一种感情发泄的谩骂、攻击不谈,而仔细审视那些方方面面的理智的批判的话,那么,这些批判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七个方面：（1）理论只有当它在研究中有用时才有价值。（2）按照通常理解的关于研究的关键标准,格林菲德的著作是没有用的,而且也从未发挥过作用。（3）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者以格林菲德的思想为基础从事过任何一项重要的研究。这一事实表明,在现行研究标准之外去寻找新的标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4）格林菲德总是在不断地改变和发展着他的思想,这就使得那些试图以他的思想为基础展开研究的努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5）格林菲德对他的著作为什么在美国遭受冷遇这一点,没有做出明确的和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回答。（6）尽管格林菲德推动了教育管理领域中的价值研究,但是,他本人的价值是什么,却常常让人感到迷惑。（7）尽管格林菲德完全承认韦伯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格林菲德对韦伯著作的运用与理解却是片面的、有选择的。

格林菲斯认为,格林菲德的现象学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反组织的组织理论”（antiorganizational organizational theory）。这种理论的一个根本立足点是,“个体创造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格林菲斯指出,“格林菲德看起来是教育管理界用反组织模式或者激进人文主义模式写作的唯一的一个批判家。十分清楚的是,格林菲德彻底反对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功能结构主义。但是,他将用什么来取而代之那是非常困难的。在解析布罗尔和摩根思想的过程中,格林菲德形成了某种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确确实实就是反组织的组织理论。”

英国莱斯特大学教育管理中心的托尼·布什（Bush,Tony）教授认为,由格林菲德开创的现象学范式,尽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和见解,但也存在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们是：（1）现象学范式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因为它反映了该理论支持者的态度和信仰。现象学范式有一系列的原则,但缺少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现象学范式一方面承认存在着能够产生个体行为和认识的组织,另一方面又未能详细而明确地阐述组织的性质问题。（3）现象学范式主张人的认识是如此的个体化,以至于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认识。然而,实践中人们可以将这些认识归纳成若干类型,这种归纳有助于参与者和观察者对组织做出准确的概括。（4）现象学范式对行为很难提供指导。这种理论除了能使学校领导了解组织内个体成员对事件认识的重要性之外,再也不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有实际价值的东西。

毋庸讳言,对格林菲德所创建的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并不都是一片赞词,相反,批判却是异常的激烈和尖锐。像希尔斯（Hills,J.）和威罗尔等人甚至说,格林菲德的价值无非只是激发了人们的讨论愿望和热情。格林菲德的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之所以会受到有意无意地漠视或者异常猛烈的批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格林菲德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威胁性、革命性、颠覆性、批判性。很多人对于格林菲德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思想,在无法抵挡的被动状态下,本能的反映就是排斥和否定。他们在指责它缺少实验的基础上试图使其无效。

当然,在这些批判中,除了那些低劣地、粗俗地情绪化排斥和否定外,也有不少批判是有深度的,是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像布什所提出的四种批评,以及罗宾斯所归纳的七大问题,就是这样一类性质的追问、质疑、审视和批判。事实上,对于那些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格林菲德在他的论著中多次做过认真的回应。譬如说,格林菲德在1991年所写的《教育管理学的重构与再评：凤凰从何处何时再回来》和《科学与服务：作为一门职业的教育管理的形成》两篇长文中,就对他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做了十分详尽的回答。特别是他在与罗宾斯的对话中,很简明地阐述了他个人的有关看法。对于罗宾斯的提问,格林菲德所做解答的根本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理论是否有用,这是实证主义给人们设置的一套“合理性”标准；二是他的根本旨趣在于重新创设一套评价标准,而不仅仅只是依据某一标准发展、扩充某种知识；三是只要人们还未认识到既有范式的缺陷,只要既有的范式还在作为一种“神圣”的制度而强加于某一领域,那么,他的思想就不会被受到重视和运用；四是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在长期的管理生活和研究过程中慢慢地、痛苦地形成的,说他的思想变化不定,这本身并不构成为一个问题。

也许,管理学家霍基金森的评论是很公道的,他说,“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理解了格林菲德,就能更好地理解组织现实的本质,就能更进一步地提高教育管理的艺术水平。”相反,“不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认识格林菲德的思想,那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当代教育管理学这一学科。”克罗瑟（Crowther,F.）在1990年亦指出,“格林菲德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一代教育管理理论家引向了他们工作的新天地。毫无疑问,从今以后的十年,格林菲德将被当做真正的开拓者。”事实表明,克罗瑟的预言没有丝毫的夸大之词。在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中,人们发现,格林菲德的论文成为了当今引用率最高的几篇论文之一。

我以为,在一个稳定与发展、数量与质量等多重任务缠绕在一起的时代,学习、研究格林菲德和他所创建的教育组织管理现象学范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主要是：（1）格林菲德的反思和批判视角是整个教育管理领域中的极其珍贵的遗产。格林菲德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质疑、怀疑品性的反思型学者,他从不轻信也不盲从任何结论、教条。相反,他总是能从这些结论、教条中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它的不合理性、不充足性。格林菲德的思想,是一种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公正、追求价值和道德的极具震撼力的思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格林菲德与其说是一个“研究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学者”；与其说是一个“理论家”,倒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2）格林菲德在迎战正统的教育管理理论家的进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勇气,和在意想不到的困难、压力中始终阐述、发展自己思想的坚持不懈的专业精神,值得每一位教育管理者,特别是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3）格林菲德在组织、管理、领导、培训等众多方面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对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价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践中,教育管理改革（也包括一般行政改革）为什么总是难以逃脱“旧瓶装新酒”的命运?理论上,教育管理研究为什么总是难以摆脱“习惯、常识”的影响?也许,格林菲德的教育组织管理思想能为那些在教育管理改革和教育管理理论研究这座迷宫中走得太久以至于疲惫不堪了的人们,提供若干启迪。

【注释】

[1]原文发表于《教育管理研究》2005年第1期、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