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说得更直接一些，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究竟何在？这个问题曾吸引了许多真正关心当代文学前途的人们，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其热烈的程度本身就证明了这个问题在客观上已经造成的重要性与不可避免性。换言之，不是人们在为文学的未来作种种杞忧和预测，正相反，是文学创作现状的改变迫使人们不能不去作这样的讨论。

这种改变，决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作为一场浩劫的报复而产生的，它不是历史的复仇女神，而是历史的过程。我们只有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这个问题——即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的全部姻缘关系，才能够心平气和地来讨论今天文坛上所发生的一切。

一

“五四”初期，新文学的开创者们明显汲取了当时弥漫于西方文坛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营养——与一般研究者的结论相反，不是中国作家用现实主义精神去吸取西方现代主义技巧，而是现代主义思潮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吸引了中国作家们的注意。

首先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冲击。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初所面对的，是保守封闭的农业经济及其上层建筑窒息了年轻的资本主义的朝气与生命力的现状。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西方现代反社会、反传统的精神力量，当作了自己的战斗武器。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20世纪初，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不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是狄德罗和伏尔泰、也不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尼采、叔本华、柏格森、詹姆斯、杜威、倭铿、达尔文、康德、罗素……这些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思潮中，有许多学说正构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譬如尼采的个人主义的意志崇拜和建立在批判传统道德与市侩主义基础上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等等，它们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21年，中国《民铎》杂志在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时第一次引进了意识流的概念，而当时，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才刚刚掀起^〔52〕。就在同一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也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了弗洛伊德学说在文学上的应用，潜意识，性欲，俄底浦斯情结，兄妹恋等理论都正式传到中国。^〔53〕这些理论，在当时对于新文学中提倡人的文学，提倡个性，反对封建主义的理性和道德，无疑都起了积极的影响。

现代思潮不仅以反社会反传统的特点支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封建斗争，它们还以自身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倾向，帮助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认识。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个有趣的现象：一般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所受的西方文学影响，主要是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比较高雅的现实主义，他们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抱有好感，喜欢讲究理性，讲究秩序，一般都瞧不起正在崛起的现代主义哲学与艺术。如梅光迪在反对新文学运动时，就攻击胡适的白话诗是拾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余唾”，他把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潮和意象派、自由诗等现代派文艺都一概斥之谓“堕落派”。同样，胡适及其他一些新月派的文人对现代主义也抱很深的成见，胡适本人就始终否认他受过美国意象派的影响，并坚持用欧洲文艺复兴来比附“五四”初期的新文学运动。相反，处于动荡生活之中的留日留法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封建传统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抱有“双重的失望”，他们对现代主义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鲁迅、周作人是如此，创造社成员更是如此。过去一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创造社早先狂热地提倡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与各种现代主义，后来一受革命的刺激，就立即转而鼓吹起革命文学了。如果我们联系现代世界的文化背景来解释就不会奇怪了，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包括了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它与当时激进的革命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机缘。这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家的政治态度，一般较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的政治态度更为激进的现象也是相一致的。

哲学上的反传统，必然导致文学上的反传统。胡适的“八不主义”显然不仅仅对文学样式的改革有意义。近年来海外许多学者都撰文考证了胡适的“八不主义”与意象派的“六大信条”的关系，^〔54〕证明我国的新文学革命在一开始就接受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鼓舞。除了意象派之外，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源头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文学，以及稍后的神秘派、表现派、未来派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促进过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新青年》杂志上，王尔德、安德列耶夫、史特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易卜生的作品并驾齐驱，在20年代初，中国作家介绍梅特林克、霍普特曼、勃洛克、波特莱尔的热情并不低于介绍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这些热情，显然并不是仅仅出于对现代主义的技巧的兴趣，因为当时的中国作家对所有西方文学技巧都是新奇的。他们倾心于同时代西方文学的更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些现代主义文学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意识。如周作人在介绍波特莱尔的时候，首先就强调了波氏写“灭的灵魂的真实经验，这便足以代表现代人的新的心情。”^〔55〕他们对梅特林克的最早介绍，也不是关于他的剧本，而是关于他对生死的观念。^〔56〕

对现代社会意识的理解，沈雁冰曾谈得最多。虽然沈雁冰后来以提倡写实主义文学而著名，可是在新文学初潮，他却是个现代主义文学的热心倡导者与自然主义文学的强烈反对者。1921年，他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了新文学与新思潮的关系。他认为“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然观之我国的出版界，觉得新文学追不上新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年来介绍创作的文学，倒有一大半只可说是在中国为新，而不是文学进化中的新文学。……现在中国提倡新思潮的，当然不想把唯物主义科学万能主义在中国提倡，则新文学一面也当然要和他步伐一致，要尽力提倡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便是新浪漫主义”。^〔57〕这段话很明白，在沈雁冰看来，“五四”时期倡导的新思潮，是属于20世纪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只能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当时称作新浪漫主义文学），而现实主义（即自然主义）已经是过了时的文学，不宜在中国提倡，否则，新文学与新思潮就显得不一致。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重要。而且，当时的中国作家都受着一种文学进化论的影响，他们介绍现代主义文学，不是把它看作是世界文学的一种流派，而是看作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必然趋势，是一种较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更能深刻表现人生的文学，并且断定：“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正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58〕因此，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成立之始，都曾把现代主义文学作为是文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更不必说如沉钟、浅草、狂飙等小社团受到的影响了。

20世纪的现代意识，不但在文学观念和理论上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它还直接推动了新文学开创之初的文学创作。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体现出来的高度象征意义、《野草》中一些充满着波特莱尔气息的散文诗、郭沫若在《女神》中将泛神论与东方哲学相融汇的象征精神、郁达夫对于性欲的自我暴露、周作人将《小河》喻作生命的诗唱，都体现出一般传统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所无法达到的思想深度，闪耀着现代意识的光彩。这些作品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强烈的感人的魅力。以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为例，这部作品无疑是最有民族特色的，但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和刻画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为什么独独《阿Q正传》能产生如此深刻的效果与感人的力量呢？我以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鲁迅在作品中超越了一般现实形态，他把阿Q的性格及其社会关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表现。他在阿Q身上蒙上了一层荒诞的色彩。这种荒诞的效果，体现在阿Q每一次企图证实自身价值的行为总是归于失败，一个人内心的自我崇拜与客观上的卑小地位构成了一连串可笑的悲剧，从而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孤独，以及彼此间的无法理解。这种描绘，正是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很使人联想起十几年以后产生于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加缪的荒诞理论与他的代表作《局外人》。

我们从新文学初期的作品中能够看到新文学的开创者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证明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有一个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好传统。

二

现代主义因素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虽然时断时续地延续下来，但作为一种影响的冲击波，却没有持续多久。20年代是现代主义影响逐渐衰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逐渐兴起的时代，发展到30年代，就形成了左翼文艺的主潮。

从世界文学发展来看，这一时期中外现代文学还是同步的。在西欧，在日本，也都经历过从现代主义文学转向“红色三十年代”的轨迹。但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现代主义的渐衰，既有政治、社会、外来影响以及经济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东西方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这就是说，中外现代文学除了同步发展中的互相影响外，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对逆现象，这种对逆性也制约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在20世纪以前，东西方文化在宇宙观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从古希腊所肇始的文化传统，基本上都偏向于将自我与非我划分成二元，强调以自我来解释非我世界中的一切现象，他们力图制造各种概念、命题以及各种人为秩序的结构形式给客观世界分类。这在柏拉图，创造了“理念世界”，在亚里士多德，创造出“普遍的逻辑结构”。在西方，哲学、科学、文学都建筑在对人的力量的信赖之上，西方人始终坚信，人是能够主宰宇宙和穷尽宇宙的。这种精神导致了科学上的勇敢探索，也孕育了文学上以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创作思潮的繁荣。可是，随同20世纪一起来到世界的现代物理学新发现则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人，对于穷尽整个宇宙还远远达不到自信的地步。在科学上，对经典物理学的怀疑产生了，正如爱因斯坦在自传中写道：“当我竭尽全力想使物理学的基础与这种知识相适应时，我完全失败了。”玻尔也说到这一点：“近年来我们经验的大大扩展显示了我们简单的机械观概念的不足之处，其结果是动摇了观察的习惯解释所依赖的基础。”^〔59〕这种彷徨感不仅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反映在人文科学中，人文主义时代把人视作“不可思议的杰作”的迷信破灭了。人，还能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规范这个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呢？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感叹地说：“此刻客观地呈现的真实世界是此刻所有存在物和事业的总和，但这样一个总和，我们可以思考吗？我们可以体现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的全部存在的面貌吗？当我现在说话的同时间，有一只苍蝇在飞，阿玛逊河口一只海鸥正啄获一条鱼，亚德隆达荒原上一棵树正倒下，一个人正在法国打喷嚏，一匹马正在鞑靼尼死去，法国有一对双胞胎正在诞生。这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些事件，和成千成万其他的事件，各不相连的同时发生，……但事实上，这个并行的同时性正是世界的真秩序，对于这个秩序，我不知如何是好。而尽量与之疏远”。^〔60〕从这段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西方现代主义的最初胎气，正是在这种对自己文化深感失望和悲观的情绪中，导致了怀疑主义、神秘主义、颓废主义以及意识流的开拓。

詹姆斯本人并没有摆脱西方文化传统给予他的局限，他力图清晰、定量地对世界作出分析，但面对着一个“并行的同时性”的世界真秩序时，传统的时空概念显得那么无能为力，于是他只能“尽量与之疏远”。也有比詹姆斯更勇敢的人在作新的努力，他们从东方文化中看出了摆脱自己局限的可能性。在东方文化中，古代哲学家天生缺乏形式逻辑的思辨能力，他们不追求严密的演绎推理系统，也不把人的因素从宇宙整体中抽象出来，因此他们总是以多元求一元，对人伦来说，强调人与社会的合作；对自然来说，强调不带主观色彩的“无言独化”；当人面对宇宙之谜，他们更多的强调“天人合一”，即破除人为概念上的种种魔障，以求整个心灵肉体与浑一自然同化同在，以应和宇宙万物的规律。东方文化缺乏对自然界的探索精神，导致了它在自然科学上的不发达，但它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发展自然科学打开一条通道。所以当具有科学思维方式的西方人一接触到东方哲学，立刻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近人对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关系作过深入的探讨，业已证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这股哲学上的东方热是不可分隔的。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文学上的东西方融汇也出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西方传统语言的革新。他们认为，那种逻辑性很强的语言体系显然无法描述世界，在意象派掀起以前，西方就有人对传统的文学表述方式提出过异议。如休谟（T·E·Hnlme）、马拉美都尝试过语法上的革新。但只有当这种改革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以后，才得到了飞跃。意象派诗人洛威尔和庞德都是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爱好者，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和日本俳句，作为意象派诗歌的创作源泉。^〔61〕这样的借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方块字体，本身包含了一种象形意义，古代汉语在诗歌中几乎不讲逻辑，少用虚词，往往一首诗中突出几个意象的描绘，而不加作者外在的解释与造境。同时，古典诗词很少应用时态，这就使语言可能摆脱时空的人为限制，比较完整地呈现客观世界。这种东方特有的美学境界，正是西方现代诗人所梦寐以求的。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西方现代诗人如庞德、洛威尔、艾略特、乔伊斯等，都执著地进行语言上的各种尝试。

西方作家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文化背景而从整体美学上获得东方文化的精神，所以现代派文学在反理性、反传统的同时，造成的语言形式往往给人一种支离破碎的印象。但是他们毕竟使原有的西方语言传统发生了变化，向东方语言传统靠近了一步。

同样，文化反叛现象也出现在东方。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学习了西方的实证精神与理性主义，开创者们提倡民主与科学，都是指人生而言的：政治上要求体现民主精神，学术上要求体现科学精神。与此相应，文学上也流行起西方前一世纪与西方文化相适应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甚至在语言上，他们所提倡的白话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引进了西方逻辑的语言系统。

这一特征在胡适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思想方法上，他提倡实验精神与实证方法，力图用实证的科学思维方法来重新检验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上，他拒不承认自己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热心翻译都德、莫泊桑、契诃夫、介绍易卜生的社会剧，提倡写实主义与个性主义；在语言上，他力陈古代汉语的不严密不科学之弊，提倡白话文与欧化语法等等。胡适的学术活动完整地表明了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动向：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吸取西方的文化传统。因此当他面对西方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化的崛起，不能不感到迷惘，或者说，他只能接受它的反传统的态度，而无法接受它反传统的具体内容。这种情况在日本也同样出现过，就在西方科学家们注目于爱因斯坦的新发现的时候，日本介绍西方文化的先驱，《文明论概略》的作者福泽渝吉还津津乐道地把引进牛顿定律作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依据。

所以说，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正处于大交流之中，双方都在抛弃传统，又都在向被对方所抛弃的传统靠拢。这种文化的对逆现象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中国人获得了西方科学精神与理性主义，促使他们从传统文化的虚玄中挣扎出来，在旧文化的废墟中以求新生。西方人获得了东方的神秘主义与物我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他们克服传统文化的局限，进一步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人当时经过西方科学文化的洗礼是必需的，唯其如此，方能以现代精神来重新审定传统文化，使古老文化获得新生。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对逆流向，由于我国“五四”时代接受了西方的传统文化，所以对于同步发展的反映着现代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国作家尽管以热忱的态度接受了它的影响，但未能使这种影响在中国找到坚实的土壤，不能较长时期的维持下去。同时，又由于中国作家在当时都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传统的民族文化，过于片面地追求西方的传统文化，这就使他们即使获得了现代世界的思想意识，也无法把它有机地融化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因为成熟的文学创作是不能没有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作基础的，否则，创作只能是一种机械的模仿。“五四”初期的创作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设想，鲁迅对中国民族没有透彻的理解就会写出《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也不能设想，郭沫若对中国儒道两家文化以及印度《奥义书》没有一点了解就能写出《女神》。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既能整体上把握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精华，又能对民族文化作科学的扬新与继承的作家在“五四”时期为数很少，但他们的创作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向：中国的新文学创作，完全有可能出现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融汇，这也许能成为我国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一。

三

“五四”文学中现代主义因素的消长历史可见，任何外来思潮都必须与本土的民族文化相融汇，才有可能得到成熟的发展。这一规律，已经在三四十年代起逐步地为人所认识，所探索，所实践了，但由于种种人为的障碍，直到近几年的文学发展中，才出现真正实现这种融汇的可能性。回顾新时期的文学历史，首先经过了一个短暂的“伤痕文学”浪潮，以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地位。紧接着，现代主义因素随着我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人们对生活的理解的日益复杂而产生了第二次对中国文学的冲击波。近年来，它给小说、诗歌、话剧、电影、绘画、音乐等各种文艺样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对文学理论，文学观念也悄悄地发生着影响。西方现代派文学被热心地介绍，并受到欢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模仿与借鉴。再后——再后会怎样呢？历史不可能重蹈“五四”初期的前辙，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融汇的要求，是否能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景呢？

我以为这是可能的。现代意识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泛指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各个时代中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最新水平，在总体上反映了现代生活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最新信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现代意识的具体内涵表现为不同的特征。从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了衰竭时期，但又确实更前进了一步。当它传入世界各国后，同各国的文学传统发生了杂交。在美国，它与古老文化的结合导致了南方文学与犹太文学的崛起；在拉美，它与印第安文化的结合而产生了风靡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在日本，它与东方精神结合而造就了川端康成的优美创作。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在相激相荡中产生出新的文化流派，已经成为世界现代文学的主潮。中国的新文学当排除了种种人为障碍，恢复与世界文学的正常交往以后，又一次面临着与世界文学的同步水平。同时性的横向影响照例会比纵向影响具有更大的力量。这作为一种成熟了的客观条件，能够刺激当代文学朝这一融汇的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独特的东方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本质地制约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回顾本世纪以来现代文学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有益的。“五四”初期，新文学的开创者们为了再造中国文化，毅然决然地斩断了自己的脐带，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文化，以求在废墟中获得新生。但是，即使是表面的否定与批判，也无法掩盖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再生本民族文化的热切的使命感，它竟成了他们在吸收西方文化时的不自觉的标准尺码。30年代起，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一方面民族主义精神重新高涨，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参与了政治文化的再造运动，他们以土生土长的审美价值证明了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毕竟还有健康、活泼、富有生命力的因素。这一时期开始，现代作家们对民族文化开始关注了，他们从民族文化的一个局部，即民间文化艺术上看到了新文学的出路，企图用西方获得的意识与传统民族文化中的民间形式相结合，开创“民族形式”的新局面。但是，从历史的发展看，这一步没有走好，它的结果是以片面提倡民间形式而排斥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其他合理因素，以一种形式主义拒绝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影响了当代文坛二三十年之久。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对于民族文化的片面认识与对于西方文化的片面认识同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我们毕竟是站在中华本土上起飞的，通过“五四”时期的批判旧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通过40年代对民间文化的发掘和发扬，通过近几年来现代意识与现代信息的传播，为人们在更深刻的层次上重新认识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基点。

当然，更重要的迹象还不止于这些外在的因素。在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这样的融汇已经隐隐地出现了——虽然还没有引起作家和批评家的足够重视。

以近几年来现代主义因素的发展看，它共走了两步。第一步是以这样一种理论为基础的：它提倡现实主义的开放精神，允许包容艺术表现方法的多样化，其中也包括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这种理论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作为一种创作思潮，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能将其认识世界的方法及其表现手段相分裂。现实主义有自身的限定，方可成为一种主义。如果它的表现方法无限制的多样化，那就意味着它的既定界限的取消，“现实主义”将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概念。同样，现代主义的意识与技巧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一边引进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一边又用现实主义精神加以限制，现代主义艺术也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当然，这种理论的出现还是必要的，在现代主义艺术尚未被理解和接受的时候，它至少为现代主义的引进打开了一道虽嫌狭窄却很有弹性的门。自1979年始，与这种理论相应的文学创作逐渐显示出新的美学特征：以打乱了的时空顺序来叙述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一方面是意识深处的挖掘，一方面又是传统性格的塑造。这些作品在主题上并未摆脱50年代成熟于中国文坛的理性主义影响，意识与技巧的不协调还时时可见。

这些作品及其理论都承担了一个过渡性的责任：它以传统的意识维护着刚刚恢复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审美趣味，同时又以比较生疏、却很有意义的技巧探索向人们悄悄传出了新的文学信息。虽然这些创作并没有发挥出更多的现代主义艺术的长处，虽然它们没有消除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模仿的痕迹，但毕竟是一种筚路褴褛的工作，为现代主义因素更成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经过这样一个短暂的阶段以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因素很快就出现了成熟的标志：它体现了现代意识与表现技巧的浑然一体；体现了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的浑然一体。作品不再给人一种支离破碎的拼凑之感。主题的广义象征和对人物深层心理的开掘，使作品不必在技巧上过于追求人为的时空颠倒和为意识流而意识流。正如王蒙在《杂色》中描述的美学境界：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骑着一匹杂色的老马，悠悠走在莽莽的草原中。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只是一个人的独白与神游，却深刻地反映了十年浩劫中人所感到的压抑，孤寂和追求。它不同于“伤痕文学”，只着眼于对某些具体社会问题的揭露，也不同于王蒙其他一些探索性的小说，基本上仍是表现某一类人的历史性生活遭遇，它描写了变态社会中一个多少带点变态的灵魂的挣扎与追求。从表面上看，它超脱了现实，离时代远了，但它在更高的层次上却把握了现实与时代。一个用传统手法很难表现的思想主题，在独白与神游的交叉运用下显得游刃有余。

如同乔哀斯、艾略特、福克纳等现代作家沉迷在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文化中寻求现代意识的合适表现形式那样，我们文坛上一批比较年轻的作家在探求现代意识时没有走向纯粹的抽象，而是扎入了更深的民族文化的岩层之中。张承志、阿城、贾平凹、李杭育、张辛欣等新人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端倪。他们不炫耀知识分子所熟悉的一套知识特长，却研究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生活风俗与习惯，他们不追求现代西方文坛上光怪陆离的外表，却在朴素的、富有民族气质的形式下表现着现代社会的生活主题与人生观念。这种新的信息是值得批评界注意的。

也许，现代主义因素到了消融的时候了——不是消灭，也不是消失。也许我们以后会难以找到纯粹的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西方现代派形式的作品，但又能够在一些最富有民族化的作品中处处感受到这些因素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融，意味着永恒。

不断发展更新的现代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所构成的新时期文学坐标，为当代作家们展示了广阔的创作天地。唯其能发展更新，才使文学时时跃上时代的前列，显示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唯其能相对稳定，才使文学的美感作用得以真正的实现，呈现出东方文化艺术的独特之美。两者不可缺一。否则，要么成为无根之花，要么成为一潭死水。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现代主义第一次冲击波中，鲁迅、郭沫若等作家融汇这两方面的因素而铸成艺术瑰宝的经验还是初步的，那么，在它第二次冲击波所造成的新局面中，创作的自觉追求与理论的自觉阐述，都显示出历史的必要性来，因为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明天，多少表示了一个预兆和指向。它的意义在于未来。

原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7期

【注释】

〔52〕参见柯一岑《柏格森的精神能力说》：“柏格森则以为意识并非如此，并非如此简单。他以为意识不是固定的，乃是一种流动的东西，他说：‘意识这样一种亲切的东西，似无定义之必要。因为这是川流不息的呈现于我们经验中的东西。’所以哲姆士（即詹姆斯——引者）把他叫做意识流（Conscious　stream）。”（引自《民铎》1921年第3卷，第1期）

〔53〕参见朱孟实《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内分九节：一、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二、隐意识与梦的心理；三、隐意识与神话；四、隐意识与神经病；五、隐意识与文艺和宗教；六、隐意识与教育；七、心理分析；八、心理分析与神经病治疗学；九、结论。在《结论》中作者说：“我国各杂志偶尔有一两次说到福鲁德学说的，都语焉不详，恐怕不能生甚么效力。所以我用简明的方法把他的大要来述一遍。”（引自《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14期）以此可推断该文是第一次较全面介绍弗洛伊德学说。

〔54〕尽管胡适本人不承认，但海外许多学者对这两者的关系还是做了颇为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方志彤、周策纵、夏志清等人都有过肯定的结论。笔者主要参考了王润华《从新潮的内涵看中国新诗革命的起源》一文的材料。该文收入王润华《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一书（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版）。王文认为胡适之所以不承认自己受过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是因为意象派诗歌在当时作为一种新起的诗派，还未被世界文坛的传统势力所接受。如果贸然引进，会影响国内一般保守人士对白话文学的承认。笔者同意这种推测，并对此说作些补充材料：胡适在1921年7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一段与沈雁冰的谈话，与王润华的推测完全吻合：“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7期的论创作诗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与雁冰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可见胡适对提倡写实主义是作过实用的考虑的。笔者估计这一劝告对沈雁冰从新浪漫主义改宗现实主义是有密切关系的。但学术界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持质疑态度的。

〔55〕《波特莱尔散文小诗·译者附记》，《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2日。

〔56〕参见鲍国宝《梅特林克之人生观》，（原载《清华学报》，引自《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5期。）这是较早的一篇介绍梅特林克的文章，但其内容则是译解梅氏的哲学论文《死论》。另一篇《诗人梅德林》，易家铖写，主要也是介绍梅氏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

〔57〕均引自沈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期）。沈雁冰同类型的文章还有《表象主义戏曲》、《学灯》（1920年1月5—7日）、《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小说月报》第11卷，第2期）等。这些文章与沈雁冰在1921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写成的鼓吹写实主义的文章对照读来，简直判若两人。

〔58〕均引自沈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期）。沈雁冰同类型的文章还有《表象主义戏曲》、《学灯》（1920年1月5—7日）、《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小说月报》第11卷，第2期）等。这些文章与沈雁冰在1921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写成的鼓吹写实主义的文章对照读来，简直判若两人。

〔59〕转引自《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60〕转引自叶威廉：《饮之太和》，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引文的文字略有改动。

〔61〕参见卡茨：《艾米·洛威尔与东方》，《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